，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三章 真诚的力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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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工人都无法
在急速匆忙的情形下把工作做好。
唯有安宁专注，心情如一，事方可谐。
——乔叟
也许你可以放心地抚摸金子，但是
一旦它粘住了你的手，它就会
损伤你的皮肉。
——乔治·赫伯特
诚实的人尽管贫穷，
但他是人类真正的国王。
——彭斯
正直和诚实情同手足、密不可分，正直就是诚实，诚实也就是正直。诚实本身尚不足以塑造一个伟人，但它是伟大的品格中最重要的因素。诚实的人使雇主放心，并且使受雇于他的人充满信任。诚实是坚持原则、人品正直、独立自主的核心要素，是每个人的第一需要。完全讲真话对现在来说，比历史上任何一段时期都更必要。
说谎，通常说来，连说谎者本人都要贬斥它。他会强辩说自己在讲真话，因为他知道真实普遍地受到尊敬，而谎言无论在哪里都要被谴责。说谎不仅是不正直的表现，而且是懦弱的兄弟。“要勇于说真话”，乔治·赫伯特说，“任何事情都没有撒谎的必要，危害最深的说谎者是那些所说的话总和真实情况沾点边的人。他们绕着圈子来表达，而没有勇气说出真相，于是说出的话其实就是假话。半真的谎言是最坏的谎言。过着戴面具的生活其实近似于在言语上说谎一样恶劣。行为和语言一样能清晰地反映一个人的品格。行为卑鄙的人表里不一，他并不按照表面上相信的原则做事，过着两面派的生活，但他也需要诚挚和真话。真诚的人说自己想说的话，相信表面上相信的东西，像公开表白的那样去做事，并实践自己的承诺。
“另一类实际情况也是常见的，”斯波谨先生说，“有些人随心所欲，还有些人狂热地鼓吹和平，或者对肆意的行为过于放纵。我们现已知道，那些为慷慨作辩护的人自己往往却十分吝啬。我们听说过对‘真实’非常在意的人——意味着某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却在生意往来中，或在关于他们邻居声誉的事情上，或在家庭生活事务中并不尊重事实。”
说谎是最普遍、最惯常的恶习，它在所谓的“社会”中十分流行。“不在家”是对一个访问者最时尚的回答。说谎在人类事务中成为如此必须加以贯彻的原则，以至于人们心照不宣地采纳它。一个谎言可能被认为是无害的，或者是微不足道和非故意的。几乎没有谎言是共同的。无论多么宽容，对每一个思想纯洁的男女来说，说谎终归令人憎恶。“谎言，”拉斯金说，“可能是轻微的，或是偶然的，但它们是浓烟中的灰尘，如果我们不仅仅只关注最大、最黑的烟尘，而是把一切灰尘清扫出我们的心灵，生活将更美好。”
“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对外说谎”过去常常是外交官们的座右铭。然而，一个人应当比重视生命更重视他的诺言。当迦太基人让他们的囚犯雷古卢斯（？—公元前250年，罗马将军，公元前267—前256年任执政官）由特使护送到罗马寻求和解时，条件是如果和平未能达成，雷古卢斯应当回来继续坐牢。雷古卢斯发誓说他将会回来。到达罗马后，他要求元老院议员们继续坚持战争，并不同意互换俘虏。这牵涉到他要返回迦太基被囚禁。元老院议员们，甚至大主教都认为他所发的誓言由于是被暴力胁迫所做出的，不一定要遵守。“你们决心要损毁我的名誉吗？”雷古卢斯说，“我并不是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死亡和折磨，可是由于不光彩的行为而造成耻辱或者由于负罪的感觉而受到伤害，我将无法容忍。虽然我是迦太基人的奴隶，可是我还有罗马人的精神。我已发过誓要回去，回去是我的责任。让神保佑其后的一切吧。”雷古卢斯返回了迦太基，并受尽折磨而死。
“他将会生活得很愉快，”柏拉图说，“回归真实，从此以后他将不必再痛悔。”让我们再引述马喀斯·阿利琉斯皇帝的一段话，“品行不端的人是对神的不敬；由于大自然已经使有理性的动物学会了互相关照，出于本性而互相帮助，但决不互相伤害。那些违背自己良心的人在至高无上的神的面前，其罪过无可掩饰。那些说谎的人在同一个神的面前也一样是有罪的，因为无所不包的自然的一切事物和自然存在的万物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个无所不包的自然的名字就叫“真实”，并且是产生一切实际存在的事物的第一推动力。因此，一个故意说谎的人犯有不敬神的罪过。因为他欺骗的行为是不正当的。一个不是有意撒谎的人也有不敬神的罪过，因为他与自然为敌而扰乱了这个世界的秩序，他站在了与真实相反的一边，即使他已经从自然中获取了力量，但他忽略了这力量现在不能再辨别真伪。实际上，一个只知道追求享受逃避痛苦的人也一样犯有对神不敬的罪过。
真实和正直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们赋予一个人公平处事的品格，使生意人诚信可靠，使人们不会利用特长瞒上欺下。正直是真实的最坦率也最谦逊的证明方式。给足尺寸，不缺斤短两，样品真实，服务周到。严格履行责任，对任何一个人的品格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举个普通的例子。塞姆·福特抱怨一个小饭馆给他的啤酒不够分量。他把店主叫来，对他说：“先生，请问，你一个月能卖几桶啤酒？”“10桶，先生。”店主回答说。“那么你希望能卖11桶吗？”“当然，先生。”“那我就告诉你怎么办，”福特说，“把分量给足！”
但这个例子所能说明的远不止于此。我们往往抱怨缺斤短两以及掺假的商品。要买的是一样东西，但拿到手的却是另一样。但是商品总是要卖的，如果有利可图当然更好。当卖主认识到这一点时，顾客已走到别处去了。许多年前M。李·皮雷访问英国时，发现那里的制造商很有商业道德。“他们展示的样品，”他很欣赏地说，“和他们托运到国外的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非常精确地一致。”
现在他还能说这话吗？关于制造商的堕落——装载的棉花里掺杂着陶土、淀粉、镁和锌，难道我们没有在公共法庭上听到过吗？我们曾看过装船，因此知道实际运的是什么货。棉花发霉变色再也卖不掉。霉菌是一种真菌，一旦淀粉变得潮湿，就在其上生长起来。中国是英制棉布的许多大市场之一，但是自从霉菌出现，与中国的贸易就绝迹了。
中国有句谚语是说“变戏法的不骗敲锣的”，中国人像我们一样也是行骗的行家能手。他们把铁屑放在茶叶里，并用水浸透丝绸，因此他们明白无误地知道自己是在欺骗别人。“后果是，”在基福的英国领事说，“我们的纺织品落下恶名。美国的钻机虽然比英国的要贵40％，但是正在把英国货赶出市场，我们不再被信任。英国牌子过去是货真价实的保证，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
印度的情况也一样。英国棉布不能洗。当陶土和淀粉被洗涤干净时，棉布变成了破布片。印度人种植棉花，他们是聪明的工匠，有灵巧的、富有创造力的手指，纺出的线像曼彻斯特的工人纺出的一样光滑。印度的资本在积累，许多工厂已经建成，现在印度人可以为他们自己而生产了。
在工业制造区，所有这些都无人不知，并在公共集会上广为谈论。变更尺寸、用淀粉处理、在棉布里掺上陶土，任何一个地方都知道这种勾当。麦勒先生公开谴责在商品中掺假的制造商。他们似乎认为，除了他们自己，全世界的消费者都是傻瓜。他提到一位工程师的例子，在他穿越印度洋时，披着用麦斯林纱装饰的穆斯林头巾。“它是英国产的吗？”有人问他。“不，它产自瑞士，英国货弄得我手指黏乎乎的，很讨厌。”这说明了我们是如何丢掉我们的生意以及怎样碰到倒霉时光的。
美国的棉制品在伦敦、曼彻斯特及其他北方地区销售，相当有利可图。印度的棉制品销往中国、澳大利亚，尽管孟买的纱线比英国的原纱价格要贵。但现在，印度本地的棉布产量已经相当于曼彻斯特销往国内外的产量之和。这难道不是令人吃惊的事实吗？我们现在正对我们的工匠进行技术培训。而如果有了欺骗与说谎，技术培训又能顶什么用呢？一位年轻的妇女买了一轴标为250码长的棉线，当她实际用时发现只有175码长，那么她会怎样看待国人的信誉呢？
公众、公共道德和政治原则的堕落是无可否认的。当杜庞男爵约百年前访问英格兰时，他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我们那些勇敢、智慧、生气勃勃的商界人士。“支撑他们国家工商业霸主地位的不仅仅是勇气、聪明和活力，这远不是他们的才智和节俭所能达到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诚信无欺。一旦有一天，英伦三岛的市民丢掉了这些传统美德，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虽然英国有最强大的海军保护，在外交上有远见卓识且积极地拓展空间，政治科学无比精深，但是它的贸易船队将逐渐衰落，从各个港口被驱逐回来，终将很快地从如今铺满黄金的海面上消失。而正是靠着大海，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这3个王国以工业品换取了这些金银财宝。”
寻找规避之法无疑是对竞争的敏感反应，也是对政府在通向自由生产之路上设置的障碍的应对之策。制造商被各种严格的法律束缚住手脚，其中有些法律很有进步性，例如把妇女和儿童从煤窑工场中解放出来以及缩短劳动时间等。但是工厂法似乎有些过分。肯特森先生在利兹说，在工厂法案通过后，国内的几家工厂差点都倒闭了。比利时从英国引进了小尺寸的钢铁棒材的生产，因为在生产中可以雇佣年龄小的男工。小型引擎曾经是英国外贸的重要产品之一，但现在都在法国和比利时生产。他指出，通过这种方法，国会正在使英国的各种行业绝迹，并且由于这些行业要自行承受损失，不公平的程度更加扩大。另有人在一次会议上说，虽然在兰开郡遍布工厂，但他的公司却从比利时进口铸铁，因为那儿的价格比英国更便宜。
工厂主们不仅深受法律束缚之苦，更饱受罢工之害。每当生意刚有些起色，工人们便开始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工厂被关闭，炼铁炉被倒空，建筑停下来，一切陷入停顿。我们把可以采取的手段和机会都抛在一边，而外国人却利用我们不顾后果的鲁莽行为大发其财。工人们把他们的雇主看成天生的敌人，这不仅是不幸，简直具有毁灭性。
但是工人们制造出产品的质量又如何呢？当人们在工作中倾尽心智之时——也就是他们以产品质量为荣之时——他们的工作就如乔叟在本章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唯有安宁专注，心情如一，事方可谐。”但现在又如何呢？磨洋工一样工作——不用技巧，不加用心，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后果呢，隧道常崩塌，铁桥常垮塌，大楼常倒塌，房子建造了一半以后再也没人管，排水渠闸没修好就置之不理，传染病到处蔓延。哦！这些粗心大意缺乏责任心的英国工人！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你使得我们的生活像街道的灰烬，毫无生气。干完工作后，你就不再关心完成得究竟怎样。在工作中你没有尽力，没把自己的精力真正投入进去。工作毕竟做完了，你就马马虎虎囫囵交差。所有这些不正直的、不光彩的行径，可鄙的英国工人！这将作为你们自己的缺点书写耻辱。在无知中长大，你们所受的教育中缺乏同情心的培养，仿佛这个世界都是在和你们作对，然而你们忘了，它也时时给你们以关怀。
所有不尽心尽职的工作都是在撒谎，是彻头彻尾的不诚实。你为做好一件工作而获得报酬，但实际却做得很糟。也许再掩饰一下可以勉强看得过去，但事情往往在无可补救时，过失才会被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此。只要事情还在这样继续下去，谈论劳动者的尊严或所谓的劳动人民的社会价值都是徒劳的。在没有诚实劳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劳动者的尊严。尊严不可能存在于空洞和玩弄手法之中，而依赖于实在和力量。如果今天的工作在所有方面都比我们的父辈那时要粗糙、浮夸得多，那么尊严从何而来呢？尊严只能来自于热心和竞争，以及想要快速致富的心态。
甚至波利尼西亚人也看透了我们，当帕特森主教在传道的过程中途经南洋岛时，他发现当地人拒买我们的商品。“只不过是不值得佩戴的华而不实的玩意儿，”他说，“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毫无价值。给他们的东西不论贵贱，哪怕价值一个先令，也一定要物有其用。例如，一把制作粗糙的单刃刀子，他们花一个先令买下来还很满意。但是如果一把刀子有6个刃，他们几乎会马上扔掉。”所以利温斯通博士发现非洲居民不愿买英国的铁器，因为它“无用”。
苏格拉底阐释了一个人下决心要以身作则而力求完美是多么有用和了不起。因此，如果他是一个木匠那他将是最好的木匠；或者，如果他是一个政治家，也将是最出色的政治家。这样的话是用来说明他达到了真正的成功。这样的木匠，苏格拉底说，将会赢得木工业的桂冠，尽管这桂冠是由刨花做成的。
再看一看韦奇伍德的例子，他具有真正的工人的精神。虽然出身低下，但他在尽全力做好工作之前从不自满。他尤其看重其工作的质量，看是否满足别人的需要或受别人欣赏。这是他的力量和成功的源泉。他对低劣的活计不可忍受。如果做出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设想，他就会挥起棍子把器皿打碎并扔掉，嘴里还说：“这不是乔治·韦奇伍德做的！”
当然，他会尽最大的细心追求尽善尽美，比如注重几何比例、上釉、造型和修饰。他可以为某些效果的改进而毁了一炉又一炉，并从屡次失败之中学到了完美。他发明并改进了几乎每一样工作中用到的工具。在工作台上与他的工人一起度过了大部分时间，手把手地教他们操作。他是一个华丽的成功，其作品即将展出。
另一个可以提及的例子是一个真正正直勇敢的伟大的承包商的事，那人是托马斯·布拉塞。即使当敷衍塞责普遍流行时，他也总是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诺言和工作。当有27个拱的巴润廷高架桥快完工时，在一场大暴雨之中由于湿重不能承受，整个桥全垮了。这场灾难的损失达3万英镑。
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承包商都不必负责。因为他已经一再反对在建筑中所使用的材料，法国的律师们坚持认为他的反对使他免于负责。但是布拉塞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他已经签下合同要建造并维护这条路，法律也不能使他不履行他的承诺。于是布拉塞先生自己出资重建了这座高架桥。他的一生是我们能提供给这代人作为榜样的最崇高的范例之一。
我们既有得意的时光也有倒霉的时刻，但结果总是一样的。我们几乎不考虑未来。只有当没有金钱来满足私欲时，我们才想到节省。布雷德夫德的一位企业家最近说，大约五六年以前，我们处于商业繁荣时期，商人阶层的脑袋几乎要发昏了。每个人都在迅速致富，并且他们非常倾向于攒钱，以至于他们似乎认为能赚的钱是没底的。劳工阶层也共享了繁荣，他们像他们的雇主一样失去了理智，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并且一度达到了要求。限制产量，并要求减少劳动时间。他们从劳动中得到的报酬越高，劳动就越倾向于减少。但是，萧条时期接踵而至，那些罢工和联合的努力不可能饿着肚子再搞下去。他对工人说，如果他们希望回到美好的日子，必须正直、诚实地尽职尽责，改变现在工作中偷懒的习惯，并且尽可能地不仅仅是为金钱而工作。
在爱丁堡郡的一次工人协商会议上，一位发言者历数罢工的好处。“我的理论是，”他说，“出尽可能少的力，拿尽可能高的工资。”假如这个理论能成立，劳动者的职业道德将会出现大幅滑波；工人们变得游手好闲，无法胜任工作，而不尽忠职守。另一位发言者持相反的观点。他说，“为了罢工而组成联盟是极其不道德的。有一天，人们在爱丁堡的大街上看到一个人。他独自走着，很慢而且很惬意。一个小孩儿路过这里，对他说：‘你今天过得很自由自在。’‘这是我主人的时间。’这人回答。”他接着说，“这个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在罢工制度下，雇主的损失就是他们的好处；整个制度的结果就是，做好任何一件工作都将成为不可能。”要是工人们能够看清他们真正所处的位置就好了。他们现在正在和整个欧洲大陆及美洲的工人竞争工作职位。过去人们常认为英国劳动力的高素质将会在外国竞争者面前保持优势。尽管曾经可能确实这样，但现在这一优势却彻底不存在了。我们最好的机械所具有的优势外国人同样拥有，并且是最新改进的技术。他们现在为自己生产机器；已经学会像英国的操作工一样快速地工作；学会在星期日像在星期六一样上班。在法国，他们一周工作72个小时；而在英国，工人一周仅工作56个小时。但国外工匠的工资要比英国的低25％。而英国工人完成得并不如在法国工人那么好、那么诚实。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又如何能坚持竞争下去呢？法国和德国的棉制品长驱直入英国，而我们的产品在缺乏责任心的情况下到达不了法国和德国的港口。我们丧失了曾一度拥有的贸易垄断地位，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再重新拥有了。我们棉制品的销路很快将仅局限于国内市场；并且如果产品不能做到物美价廉的话，也将被法国和美国的纺织品驱逐出市场。任何一种其他商品都面临同样的境况。
郝来沃克先生在驳斥工联主义的错误时，道出了什么是正确的精神。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无疑，这也是工人阶级中精英分子的观点——关于有同情心的责任，以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真诚相待。“回首这14年来我作为一个工人的经历，”他说，“假如保证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资，使我在年老力衰之前有一份能胜任的工作，并且假如我可以自由发挥而把工作做到最好，那么我就会把我的自豪、品位和性格融入到我所做的手工艺品中去，并且我有理由保证在退休之后，继续保持这种诚实认真的心态，我现在将以这种心态与人交往。我将会成为雇主的朋友；他的好名声就是我的骄傲；他的利益也就是我的利益。他会非常细心并会得到真诚待人的报酬——利润。而我呢？将舒适愉快地学习和钻研技术。”
毫无疑问，我们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物质条件，和愿意工作且能圆满完... -->>
任何工人都无法
在急速匆忙的情形下把工作做好。
唯有安宁专注，心情如一，事方可谐。
——乔叟
也许你可以放心地抚摸金子，但是
一旦它粘住了你的手，它就会
损伤你的皮肉。
——乔治·赫伯特
诚实的人尽管贫穷，
但他是人类真正的国王。
——彭斯
正直和诚实情同手足、密不可分，正直就是诚实，诚实也就是正直。诚实本身尚不足以塑造一个伟人，但它是伟大的品格中最重要的因素。诚实的人使雇主放心，并且使受雇于他的人充满信任。诚实是坚持原则、人品正直、独立自主的核心要素，是每个人的第一需要。完全讲真话对现在来说，比历史上任何一段时期都更必要。
说谎，通常说来，连说谎者本人都要贬斥它。他会强辩说自己在讲真话，因为他知道真实普遍地受到尊敬，而谎言无论在哪里都要被谴责。说谎不仅是不正直的表现，而且是懦弱的兄弟。“要勇于说真话”，乔治·赫伯特说，“任何事情都没有撒谎的必要，危害最深的说谎者是那些所说的话总和真实情况沾点边的人。他们绕着圈子来表达，而没有勇气说出真相，于是说出的话其实就是假话。半真的谎言是最坏的谎言。过着戴面具的生活其实近似于在言语上说谎一样恶劣。行为和语言一样能清晰地反映一个人的品格。行为卑鄙的人表里不一，他并不按照表面上相信的原则做事，过着两面派的生活，但他也需要诚挚和真话。真诚的人说自己想说的话，相信表面上相信的东西，像公开表白的那样去做事，并实践自己的承诺。
“另一类实际情况也是常见的，”斯波谨先生说，“有些人随心所欲，还有些人狂热地鼓吹和平，或者对肆意的行为过于放纵。我们现已知道，那些为慷慨作辩护的人自己往往却十分吝啬。我们听说过对‘真实’非常在意的人——意味着某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却在生意往来中，或在关于他们邻居声誉的事情上，或在家庭生活事务中并不尊重事实。”
说谎是最普遍、最惯常的恶习，它在所谓的“社会”中十分流行。“不在家”是对一个访问者最时尚的回答。说谎在人类事务中成为如此必须加以贯彻的原则，以至于人们心照不宣地采纳它。一个谎言可能被认为是无害的，或者是微不足道和非故意的。几乎没有谎言是共同的。无论多么宽容，对每一个思想纯洁的男女来说，说谎终归令人憎恶。“谎言，”拉斯金说，“可能是轻微的，或是偶然的，但它们是浓烟中的灰尘，如果我们不仅仅只关注最大、最黑的烟尘，而是把一切灰尘清扫出我们的心灵，生活将更美好。”
“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对外说谎”过去常常是外交官们的座右铭。然而，一个人应当比重视生命更重视他的诺言。当迦太基人让他们的囚犯雷古卢斯（？—公元前250年，罗马将军，公元前267—前256年任执政官）由特使护送到罗马寻求和解时，条件是如果和平未能达成，雷古卢斯应当回来继续坐牢。雷古卢斯发誓说他将会回来。到达罗马后，他要求元老院议员们继续坚持战争，并不同意互换俘虏。这牵涉到他要返回迦太基被囚禁。元老院议员们，甚至大主教都认为他所发的誓言由于是被暴力胁迫所做出的，不一定要遵守。“你们决心要损毁我的名誉吗？”雷古卢斯说，“我并不是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死亡和折磨，可是由于不光彩的行为而造成耻辱或者由于负罪的感觉而受到伤害，我将无法容忍。虽然我是迦太基人的奴隶，可是我还有罗马人的精神。我已发过誓要回去，回去是我的责任。让神保佑其后的一切吧。”雷古卢斯返回了迦太基，并受尽折磨而死。
“他将会生活得很愉快，”柏拉图说，“回归真实，从此以后他将不必再痛悔。”让我们再引述马喀斯·阿利琉斯皇帝的一段话，“品行不端的人是对神的不敬；由于大自然已经使有理性的动物学会了互相关照，出于本性而互相帮助，但决不互相伤害。那些违背自己良心的人在至高无上的神的面前，其罪过无可掩饰。那些说谎的人在同一个神的面前也一样是有罪的，因为无所不包的自然的一切事物和自然存在的万物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个无所不包的自然的名字就叫“真实”，并且是产生一切实际存在的事物的第一推动力。因此，一个故意说谎的人犯有不敬神的罪过。因为他欺骗的行为是不正当的。一个不是有意撒谎的人也有不敬神的罪过，因为他与自然为敌而扰乱了这个世界的秩序，他站在了与真实相反的一边，即使他已经从自然中获取了力量，但他忽略了这力量现在不能再辨别真伪。实际上，一个只知道追求享受逃避痛苦的人也一样犯有对神不敬的罪过。
真实和正直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们赋予一个人公平处事的品格，使生意人诚信可靠，使人们不会利用特长瞒上欺下。正直是真实的最坦率也最谦逊的证明方式。给足尺寸，不缺斤短两，样品真实，服务周到。严格履行责任，对任何一个人的品格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举个普通的例子。塞姆·福特抱怨一个小饭馆给他的啤酒不够分量。他把店主叫来，对他说：“先生，请问，你一个月能卖几桶啤酒？”“10桶，先生。”店主回答说。“那么你希望能卖11桶吗？”“当然，先生。”“那我就告诉你怎么办，”福特说，“把分量给足！”
但这个例子所能说明的远不止于此。我们往往抱怨缺斤短两以及掺假的商品。要买的是一样东西，但拿到手的却是另一样。但是商品总是要卖的，如果有利可图当然更好。当卖主认识到这一点时，顾客已走到别处去了。许多年前M。李·皮雷访问英国时，发现那里的制造商很有商业道德。“他们展示的样品，”他很欣赏地说，“和他们托运到国外的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非常精确地一致。”
现在他还能说这话吗？关于制造商的堕落——装载的棉花里掺杂着陶土、淀粉、镁和锌，难道我们没有在公共法庭上听到过吗？我们曾看过装船，因此知道实际运的是什么货。棉花发霉变色再也卖不掉。霉菌是一种真菌，一旦淀粉变得潮湿，就在其上生长起来。中国是英制棉布的许多大市场之一，但是自从霉菌出现，与中国的贸易就绝迹了。
中国有句谚语是说“变戏法的不骗敲锣的”，中国人像我们一样也是行骗的行家能手。他们把铁屑放在茶叶里，并用水浸透丝绸，因此他们明白无误地知道自己是在欺骗别人。“后果是，”在基福的英国领事说，“我们的纺织品落下恶名。美国的钻机虽然比英国的要贵40％，但是正在把英国货赶出市场，我们不再被信任。英国牌子过去是货真价实的保证，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
印度的情况也一样。英国棉布不能洗。当陶土和淀粉被洗涤干净时，棉布变成了破布片。印度人种植棉花，他们是聪明的工匠，有灵巧的、富有创造力的手指，纺出的线像曼彻斯特的工人纺出的一样光滑。印度的资本在积累，许多工厂已经建成，现在印度人可以为他们自己而生产了。
在工业制造区，所有这些都无人不知，并在公共集会上广为谈论。变更尺寸、用淀粉处理、在棉布里掺上陶土，任何一个地方都知道这种勾当。麦勒先生公开谴责在商品中掺假的制造商。他们似乎认为，除了他们自己，全世界的消费者都是傻瓜。他提到一位工程师的例子，在他穿越印度洋时，披着用麦斯林纱装饰的穆斯林头巾。“它是英国产的吗？”有人问他。“不，它产自瑞士，英国货弄得我手指黏乎乎的，很讨厌。”这说明了我们是如何丢掉我们的生意以及怎样碰到倒霉时光的。
美国的棉制品在伦敦、曼彻斯特及其他北方地区销售，相当有利可图。印度的棉制品销往中国、澳大利亚，尽管孟买的纱线比英国的原纱价格要贵。但现在，印度本地的棉布产量已经相当于曼彻斯特销往国内外的产量之和。这难道不是令人吃惊的事实吗？我们现在正对我们的工匠进行技术培训。而如果有了欺骗与说谎，技术培训又能顶什么用呢？一位年轻的妇女买了一轴标为250码长的棉线，当她实际用时发现只有175码长，那么她会怎样看待国人的信誉呢？
公众、公共道德和政治原则的堕落是无可否认的。当杜庞男爵约百年前访问英格兰时，他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我们那些勇敢、智慧、生气勃勃的商界人士。“支撑他们国家工商业霸主地位的不仅仅是勇气、聪明和活力，这远不是他们的才智和节俭所能达到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诚信无欺。一旦有一天，英伦三岛的市民丢掉了这些传统美德，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虽然英国有最强大的海军保护，在外交上有远见卓识且积极地拓展空间，政治科学无比精深，但是它的贸易船队将逐渐衰落，从各个港口被驱逐回来，终将很快地从如今铺满黄金的海面上消失。而正是靠着大海，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这3个王国以工业品换取了这些金银财宝。”
寻找规避之法无疑是对竞争的敏感反应，也是对政府在通向自由生产之路上设置的障碍的应对之策。制造商被各种严格的法律束缚住手脚，其中有些法律很有进步性，例如把妇女和儿童从煤窑工场中解放出来以及缩短劳动时间等。但是工厂法似乎有些过分。肯特森先生在利兹说，在工厂法案通过后，国内的几家工厂差点都倒闭了。比利时从英国引进了小尺寸的钢铁棒材的生产，因为在生产中可以雇佣年龄小的男工。小型引擎曾经是英国外贸的重要产品之一，但现在都在法国和比利时生产。他指出，通过这种方法，国会正在使英国的各种行业绝迹，并且由于这些行业要自行承受损失，不公平的程度更加扩大。另有人在一次会议上说，虽然在兰开郡遍布工厂，但他的公司却从比利时进口铸铁，因为那儿的价格比英国更便宜。
工厂主们不仅深受法律束缚之苦，更饱受罢工之害。每当生意刚有些起色，工人们便开始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工厂被关闭，炼铁炉被倒空，建筑停下来，一切陷入停顿。我们把可以采取的手段和机会都抛在一边，而外国人却利用我们不顾后果的鲁莽行为大发其财。工人们把他们的雇主看成天生的敌人，这不仅是不幸，简直具有毁灭性。
但是工人们制造出产品的质量又如何呢？当人们在工作中倾尽心智之时——也就是他们以产品质量为荣之时——他们的工作就如乔叟在本章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唯有安宁专注，心情如一，事方可谐。”但现在又如何呢？磨洋工一样工作——不用技巧，不加用心，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后果呢，隧道常崩塌，铁桥常垮塌，大楼常倒塌，房子建造了一半以后再也没人管，排水渠闸没修好就置之不理，传染病到处蔓延。哦！这些粗心大意缺乏责任心的英国工人！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你使得我们的生活像街道的灰烬，毫无生气。干完工作后，你就不再关心完成得究竟怎样。在工作中你没有尽力，没把自己的精力真正投入进去。工作毕竟做完了，你就马马虎虎囫囵交差。所有这些不正直的、不光彩的行径，可鄙的英国工人！这将作为你们自己的缺点书写耻辱。在无知中长大，你们所受的教育中缺乏同情心的培养，仿佛这个世界都是在和你们作对，然而你们忘了，它也时时给你们以关怀。
所有不尽心尽职的工作都是在撒谎，是彻头彻尾的不诚实。你为做好一件工作而获得报酬，但实际却做得很糟。也许再掩饰一下可以勉强看得过去，但事情往往在无可补救时，过失才会被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此。只要事情还在这样继续下去，谈论劳动者的尊严或所谓的劳动人民的社会价值都是徒劳的。在没有诚实劳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劳动者的尊严。尊严不可能存在于空洞和玩弄手法之中，而依赖于实在和力量。如果今天的工作在所有方面都比我们的父辈那时要粗糙、浮夸得多，那么尊严从何而来呢？尊严只能来自于热心和竞争，以及想要快速致富的心态。
甚至波利尼西亚人也看透了我们，当帕特森主教在传道的过程中途经南洋岛时，他发现当地人拒买我们的商品。“只不过是不值得佩戴的华而不实的玩意儿，”他说，“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毫无价值。给他们的东西不论贵贱，哪怕价值一个先令，也一定要物有其用。例如，一把制作粗糙的单刃刀子，他们花一个先令买下来还很满意。但是如果一把刀子有6个刃，他们几乎会马上扔掉。”所以利温斯通博士发现非洲居民不愿买英国的铁器，因为它“无用”。
苏格拉底阐释了一个人下决心要以身作则而力求完美是多么有用和了不起。因此，如果他是一个木匠那他将是最好的木匠；或者，如果他是一个政治家，也将是最出色的政治家。这样的话是用来说明他达到了真正的成功。这样的木匠，苏格拉底说，将会赢得木工业的桂冠，尽管这桂冠是由刨花做成的。
再看一看韦奇伍德的例子，他具有真正的工人的精神。虽然出身低下，但他在尽全力做好工作之前从不自满。他尤其看重其工作的质量，看是否满足别人的需要或受别人欣赏。这是他的力量和成功的源泉。他对低劣的活计不可忍受。如果做出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设想，他就会挥起棍子把器皿打碎并扔掉，嘴里还说：“这不是乔治·韦奇伍德做的！”
当然，他会尽最大的细心追求尽善尽美，比如注重几何比例、上釉、造型和修饰。他可以为某些效果的改进而毁了一炉又一炉，并从屡次失败之中学到了完美。他发明并改进了几乎每一样工作中用到的工具。在工作台上与他的工人一起度过了大部分时间，手把手地教他们操作。他是一个华丽的成功，其作品即将展出。
另一个可以提及的例子是一个真正正直勇敢的伟大的承包商的事，那人是托马斯·布拉塞。即使当敷衍塞责普遍流行时，他也总是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诺言和工作。当有27个拱的巴润廷高架桥快完工时，在一场大暴雨之中由于湿重不能承受，整个桥全垮了。这场灾难的损失达3万英镑。
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承包商都不必负责。因为他已经一再反对在建筑中所使用的材料，法国的律师们坚持认为他的反对使他免于负责。但是布拉塞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他已经签下合同要建造并维护这条路，法律也不能使他不履行他的承诺。于是布拉塞先生自己出资重建了这座高架桥。他的一生是我们能提供给这代人作为榜样的最崇高的范例之一。
我们既有得意的时光也有倒霉的时刻，但结果总是一样的。我们几乎不考虑未来。只有当没有金钱来满足私欲时，我们才想到节省。布雷德夫德的一位企业家最近说，大约五六年以前，我们处于商业繁荣时期，商人阶层的脑袋几乎要发昏了。每个人都在迅速致富，并且他们非常倾向于攒钱，以至于他们似乎认为能赚的钱是没底的。劳工阶层也共享了繁荣，他们像他们的雇主一样失去了理智，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并且一度达到了要求。限制产量，并要求减少劳动时间。他们从劳动中得到的报酬越高，劳动就越倾向于减少。但是，萧条时期接踵而至，那些罢工和联合的努力不可能饿着肚子再搞下去。他对工人说，如果他们希望回到美好的日子，必须正直、诚实地尽职尽责，改变现在工作中偷懒的习惯，并且尽可能地不仅仅是为金钱而工作。
在爱丁堡郡的一次工人协商会议上，一位发言者历数罢工的好处。“我的理论是，”他说，“出尽可能少的力，拿尽可能高的工资。”假如这个理论能成立，劳动者的职业道德将会出现大幅滑波；工人们变得游手好闲，无法胜任工作，而不尽忠职守。另一位发言者持相反的观点。他说，“为了罢工而组成联盟是极其不道德的。有一天，人们在爱丁堡的大街上看到一个人。他独自走着，很慢而且很惬意。一个小孩儿路过这里，对他说：‘你今天过得很自由自在。’‘这是我主人的时间。’这人回答。”他接着说，“这个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在罢工制度下，雇主的损失就是他们的好处；整个制度的结果就是，做好任何一件工作都将成为不可能。”要是工人们能够看清他们真正所处的位置就好了。他们现在正在和整个欧洲大陆及美洲的工人竞争工作职位。过去人们常认为英国劳动力的高素质将会在外国竞争者面前保持优势。尽管曾经可能确实这样，但现在这一优势却彻底不存在了。我们最好的机械所具有的优势外国人同样拥有，并且是最新改进的技术。他们现在为自己生产机器；已经学会像英国的操作工一样快速地工作；学会在星期日像在星期六一样上班。在法国，他们一周工作72个小时；而在英国，工人一周仅工作56个小时。但国外工匠的工资要比英国的低25％。而英国工人完成得并不如在法国工人那么好、那么诚实。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又如何能坚持竞争下去呢？法国和德国的棉制品长驱直入英国，而我们的产品在缺乏责任心的情况下到达不了法国和德国的港口。我们丧失了曾一度拥有的贸易垄断地位，并且永远也不可能再重新拥有了。我们棉制品的销路很快将仅局限于国内市场；并且如果产品不能做到物美价廉的话，也将被法国和美国的纺织品驱逐出市场。任何一种其他商品都面临同样的境况。
郝来沃克先生在驳斥工联主义的错误时，道出了什么是正确的精神。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无疑，这也是工人阶级中精英分子的观点——关于有同情心的责任，以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真诚相待。“回首这14年来我作为一个工人的经历，”他说，“假如保证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资，使我在年老力衰之前有一份能胜任的工作，并且假如我可以自由发挥而把工作做到最好，那么我就会把我的自豪、品位和性格融入到我所做的手工艺品中去，并且我有理由保证在退休之后，继续保持这种诚实认真的心态，我现在将以这种心态与人交往。我将会成为雇主的朋友；他的好名声就是我的骄傲；他的利益也就是我的利益。他会非常细心并会得到真诚待人的报酬——利润。而我呢？将舒适愉快地学习和钻研技术。”
毫无疑问，我们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物质条件，和愿意工作且能圆满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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