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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舒愤懑”

    一

    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2〕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

    那时我毫无什么历史知识,这憎恨转移的原因是极简单的,只以为流贼尚可,皇帝却不该,还是“礼不下庶人”〔3〕的传统思想。至于立斋闲录,好像是一部少见的书,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记得汇刻书目〔4〕说是在明代的一部什么丛书中,但这丛书我至今没有见;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放在“存目”里,那么,四库全书里也是没有的,我家并不是藏书家,我真不解怎么会有这明抄本。这书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宫闺秘典〔5〕去卖给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6〕,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又藏在北平的寓里;但久已没有人照管,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

    那一本书,还是四十年前看的,对于永乐的憎恨虽然还在,书的内容却早已模模胡胡,所以在前几天写病后杂谈时,举不出一句永乐上谕的实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乐实录〔7〕,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够;来青阁有残本在寄售,十本,实价却是一百六十元,也决不是我辈书架上的书。又是一个偶然:昨天在安徽丛书〔8〕第三集中看见了清俞正燮(1775—1840)癸巳类稿〔9〕的改定本,那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里,却引有永乐皇帝的上谕,是根据王世贞合艹州史料〔10〕中的南京法司所记的,虽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够“略见一斑”和献忠流贼的作品相比较了。摘录于下——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11〕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君臣之间的问答,竟是这等口吻,不见旧记,恐怕是万想不到的罢。但其实,这也仅仅是一时的一例。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觉得义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记载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户,罢教坊,停女乐〔12〕的故事之后,作一结语道——“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后晋高祖,金,元,及明景帝,于法宽假之,而尚存其旧。余皆视为固然。本朝尽去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汉儒歌颂朝廷功德,自云‘舒愤懑’〔13〕,除乐户之事,诚可云舒愤懑者:故列古语琐事之实,有关因革者如此。”

    这一段结语,有两事使我吃惊。第一事,是宽假奴隶的皇帝中,汉人居很少数。但我疑心俞正燮还是考之未详,例如金元,是并非厚待奴隶的,只因那时连中国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隶,从征服者看来,并无高下,即所谓“一视同仁”于是就好像对于先前的奴隶加以宽假了。第二事,就是这自有历史以来的虐政,竟必待满洲的清才来廓清,使考史的儒生,为之拍案称快,自比于汉儒的“舒愤懑”——就是明末清初的才子们之所谓“不亦快哉!”〔14〕然而解放乐户却是真的,但又并未“廓清”例如绍兴的惰民,直到民国革命之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去给大户服役,不过已有报酬,这一点,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后,我久不回到绍兴去了,不知道他们怎样,推想起来,大约和三十年前是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二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来。”)

    嘉庆道光以来,珍重宋元版本的风气逐渐旺盛,也没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虑”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书籍很有些出版了,这就使那时的阴谋露了马脚。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15〕,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琳琅秘室丛书我是在图书馆里看的,自己没有,现在去买起来又嫌太贵,因此也举不出实例来。但还有比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16〕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17〕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18〕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所删的是怎样内容的文章呢?为惜纸墨计,现在只摘录一条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在这里——“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据此一条,可见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们不过是一扫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为奴隶,而自己则是主子。但是,这校勘,是用清朝的书坊刻本的,不知道四库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确凿,还有一部也是四部丛刊续编里的影旧抄本宋晁说之嵩山文集〔19〕在这里,卷末就有单将负薪对一篇和四库本相对比,以见一斑的实证,现在摘录几条在下面,大抵非删则改,语意全非,仿佛宋臣晁说之,已在对金人战栗,嗫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旧抄本

    金贼以我疆埸之臣无状,斥堠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结河东。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以百骑却虏枭将,

    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号,顾弗之惧哉!

    我取而歼焉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谓敢眦睨中

    国之地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

    何则: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

    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

    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

    褫中国之衣冠,复夷狄之四库本

    金人扰我疆埸之地,边城斥堠不明,遂长驱河北,盘结河东。

    为上下臣民之大耻,

    以百骑却辽枭将,

    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顾弗之惧哉!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不谓竟酿患滋祸一至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异地乎?

    (无)

    遂其报复之心,肆其凌侮态度。

    取故相家孙女姊妹,缚马上而去,执侍帐中,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之意。

    故相家皆携老襁幼,弃其籍而去,焚掠之余,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即此数条,已可见“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但是,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读者不自改,尚存旧文,使我们至今能够看见晁氏的真面目,在现在说起来,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愤懑”的了。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20〕,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三

    对于清朝的愤懑的从新发作,大约始于光绪中,但在文学界上,我没有查过以谁为“祸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满的骁将著名的,然而在他那訄书〔21〕的未改订本中,还承认满人可以主中国,称为“客帝”比于嬴秦的“客卿”〔22〕。但是,总之,到光绪末年,翻印的不利于清朝的古书,可是陆续出现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说,在再版的訄书里“删而存此篇”;后来这书又改名为检论,我却不知道是否还是这办法。留学日本的学生们中的有些人,也在图书馆里搜寻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献。那时印成一大本的有汉声,是湖北学生界〔23〕的增刊,面子上题着四句集文选句:“抒怀旧之积念,发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来了,第四句是“振大汉之天声”无古无今,这种文献,倒是总要在外国的图书馆里抄得的。

    我生长在偏僻之区,毫不知道什么是满汉,只在饭店的招牌上看见过“满汉酒席”字样,也从不引起什么疑问来。听人讲“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文字狱的事情却一向没有听到过,乾隆皇帝南巡〔24〕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讲述了,最多的是“打长毛”我家里有一个年老的女工,她说长毛时候,她已经十多岁,长毛故事要算她对我讲得最多,但她并无邪正之分,只说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种,一种自然是“长毛”一种是“短毛”还有一种是“花绿头”〔25〕。到得后来,我才明白后两种其实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经验上,是和长毛并无区别的。给我指明长毛之可恶的倒是几位读书人;我家里有几部县志,偶然翻开来看,那时殉难的烈士烈女的名册就有一两卷,同族里的人也有几个被杀掉的,后来封了“世袭云骑尉”〔26〕,我于是确切的认定了长毛之可恶。然而,真所谓“心事如波涛”〔27〕罢,久而久之,由于自己的阅历,证以女工的讲述,我竟决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凶手,究竟是长毛呢,还是“短毛”和“花绿头”了。我真很羡慕“四十而不惑”〔28〕的圣人的幸福。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29〕,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30〕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31〕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

    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pig-tail——猪尾巴。这一句话,现在是早不听见了,那意思,似乎也不过说人头上生着猪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国人自己一斗嘴,便彼此互骂为“猪猡”的,还要客气得远。不过那时的青年,好像涵养工夫没有现在的深,也还未懂得“幽默”所以听起来实在觉得刺耳。而且对于拥有二百余年历史的辫子的模样,也渐渐的觉得并不雅观,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来拖在背后,真好像做着好给别人来拔着牵着的柄子。对于它终于怀了恶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为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的〔32〕。(这两句,奉官谕改为“不足怪的”)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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