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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雩的演讲是19o4年月5日在费城做的，其时孙中山刚到美国一个月左右。从杨咏雩对孙中山攻击的激烈程度来看，可见保皇党与革命党在美国的对峙从一开始便如同水火。杨咏雩其时的身份是纽约保皇会会员，《中国维新报》称其为“使员”，可能是纽约保皇会的“演说员”，特派到费城保皇会做专场演说。费城方面为了表示热烈欢迎，特派保皇会员梁护、林信等雇观音车至车站相迎，到保皇会及新民别墅稍事休息后，于如心酒楼宴叙。宴毕返会所，杨咏雩便应邀表演说：
弟以驽骇下驷，幸得随维新诸志士后，今承贵埠诸同胞以爱国之心，而爱及于吾会，因爱会而爱及于小弟。此所以令小弟有无限感触于心而不能已者也。……弟今日与诸君既自认为维新中人，则当担认天下兴亡之责任，勿谓此四万万人之事，非我一人之力所能为也。但以四万万视一，则一之成数少且小；合四万万为一，则成数多且大。譬之建九霄之高塔，需砖四万万，一砖之有不有，似何补于塔之高低？抑知塔之所以能高，实积四万万之一而成耳。及塔既成，中缺一窟，则此一砖，其有补于九层之塔也大矣。乃者强邻四逼，国命日危，我政府宴游酣睡如故，一若任人宰割，甘为奴隶马牛。诚令有志之士痛心疾于皇上之不能复位也。
从民族大义来说，他的这番话没有错，且很富哲理，充满感染力。但跟着杨咏雩话题一转，便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大肆攻击。两者的根本分歧是在中国是否要通过武力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是否要建立共和政体，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势力等原则问题上。杨咏雩演讲中对保皇会的极端保守观点表露无遗：
夫我会岂可任人攻击者乎？宗旨尊王，名正言顺，天下皆知。年来各埠同志，日见进步，人人讲大义，人人知爱国。惟其实定保皇立宪之目的，断未有改向方针之道理。今之时代，万万不能言革命者。何以故？盖各国之革命，必其政府与国民有密接苛虐之干涉，故人人怅恨，积怨必。而我政府则未有也，不过诸守旧大臣之**致弄成吾国不痛不痒之世界耳。至若我皇上之圣明，则为历代所未有，实为人民之兹父母也。一旦复位，立宪法，予民权，自能强中国，何必杀人流血，为此断不能得之事乎？
一句话，只要皇上复位变法，中国就可强大，不必流血死人，就可向现代社会转型。但是，如果实行革命，中国会怎么样？按照他的说法：
既内地教堂林立，倘一轻动，则各国调兵，藉保教护裔为名，是招灭亡。率我四万万同胞手足，永作犬羊奴隶，当不知孙某是承何心！竟认作此倒行逆施之手段，何以对中国！更何以对良心也！且革命非一手一足所能致，试问孙某有何地能聚此数万人以作乱乎？有何地可筹饷乎？何地为军火之接济乎？以政府俨然有一国之权，尚不能以敌强国，孙某欲以乌合之众，敌人素练之兵乎？内之何以自保，外之何以敌人？孙某自问，亦应索然矣！年来政府治乱党愈严，一有扰动，孙某家居外洋，吾同胞则妻子田庐尽居内地，果谁被其害乎？成则孙某为帝为王，败则我同胞断头流血。孙某方言舍身救民，何以搬家至檀山，安如盘石乎？家且不欲舍，况肯舍身乎？其家则恐被害，何独不恐吾同胞家属被害乎？是以居万全之地，直驱同胞于死地也，是何良心？伤哉痛哉！吾作此言，吾怒冲冠。吾与孙某非有私恨，惟其作此自亡其国之举动，吾不忍同胞受其愚，故以公义论，则吾不能已于言也。
这里所以不厌其详地将杨咏雩的演说照录下来，是因为这段话属将“保皇”与“革命”两个“议题”放在一起同时又褒此贬彼的典型之作，为今天观察了解当年旅美保皇派攻击革命派的立论根据提供了绝好素材。按照杨咏雩的说法，保皇派是一群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和平义士，孙中山则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保皇派不相信民众的力量，同时也看不到清政府风雨飘摇的腐朽本质，而只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有名无实的贤明皇帝身上。不过，透过杨咏雩的这番演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旅美保皇党人在宣扬保皇、反对革命时，惯用的手法是宣传“革命恐怖论”。具体来说就是，一旦惊动外国教堂，则各国就会出兵“保教护裔”，中国顷刻就会陷于战乱，从而导致亡国。与此同时，极力宣传孙中山家小已经接至海外，无家破人亡之虞；而一旦革命，受害最大的还是华侨民众，他们在国内的家眷亲人难免刀兵之灾，杀身之祸，以此吓唬华侨民众。这两种宣传手法，合为一体使用，颇具效用。
在革命派与保皇派开始交锋的初期，后者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历史地看，尽管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政治理念比保皇会的理念更符合中国国情，尽管革命党其时在美国华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但要消除保皇会的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与保皇党成势必形成拉锯之势。保皇会所展的会员既有华侨上层人士，但大多为中下层华侨民众，而革命党所能吸引的展对象，则基本上为中下层华侨民众。因此，两大政治势力的争夺对象集中于中下层华侨民众。问题是，中下层华侨民众往往喜欢唯华侨上层人士之言之行是从，因此保皇派仍然拥有一批追随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革命党的力量对康有为保皇势力的冲击越来越迅猛。在激烈的人心争夺战中，越来越多的华侨，尤其是下层华侨民众，以及那些态度暧昧、徘徊于“保皇”与“革命”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华侨，也渐而对通过保皇运动改变现状失去信心和耐心，他们纷纷“倒戈”支持革命。
争夺战愈演愈烈 洪门分化难避免
孙中山的到来以及与保皇派的论战导致了美国华侨社会中洪门的分化。19o4年9月29日，亲保皇会的满浅拿省表雪地埠联兴堂在《中国维新报》上表《致金山大埠致公堂书》，猛烈谴责最先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旧金山洪顺堂以及接待过孙中山的洪门大佬黄三德对洪门的“背叛”。这是美国洪门因保皇与革命问题生分裂的一个标志**件，文曰：
当兹强邻逼胁无已时，国破家亡于眉睫，试问我兄弟能自免于奴隶牛马之日乎？若保皇会则报馆、学费、商务等，皆为世界最文明之事业。且人人知爱国心，年来外埠之民智，皆因之而大转移，宗旨之正大，会规之良善，已为中西通（同）人所共认。我等正宜奋协同保皇会，庶可救国种之危亡，虽不能计其成功之若何，然究不失为救国之志士。今竟不出此乃反对，日事攻击，与同种之人为敌，而忘异种之仇，惟恐国之不早亡，种之不早灭，丧心病狂，岂有过于此者哉？况洪顺堂设立例誓，载在条章，不得与凤仔同谋，共事泄漏花亭机关，今竟信头未干之孙贼，尊为神明，拜为大哥。请心自问，条章例誓，合当与否？我兄弟竟任其鬼蜮之手段，以公同创立之《大同报》，为彼攻击之具，肆行诽谤，余无别说。报馆体裁，果如是乎？我昆仲集股开创《大同报》，本为广开民智而设，岂应为此伤风败俗之事乎？举此报馆昆仲破费昆仲血汗之财，陷本堂于不仁不义之名，我实羞之。
在当时的形势下，洪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洪门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反清复明”的虚拟理想上的政治组织，或者说，这种虚拟理想经过年深日久且日渐变味的酵，该到了理念上吐故纳新的时候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不可能再以陈旧的政治理念作为何去何从的依归，它不得不在保皇和革命两者间做出抉择。也就是说，保皇派和革命派的到来，给了它理念上吐故纳新的机会。不管做出哪种抉择，是选择保皇，还是选择革命，都意味着洪门在新世纪伊始的次脱胎换骨。颇为有趣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华侨社会没有办法改造洪门，而只能受其控制。到了这时，“外来”的保皇派和革命派却改造了洪门。换一个角度来看，在保皇会栖身于美国华侨社会以后，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接受华侨社会的影响，而只有洪门是个例外：是保皇会改变了洪门，而不是相反。当然，孙中山革命派更是改造了洪门，使它与时俱进地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诚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191o年代，无论保皇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也不可能把所有洪门都聚纳在自己的旗帜下，对保皇和革命，洪门只能以一个自己的分裂，并分别跨向两个对立的团体，来表明跟旧包装、旧理念告别。不幸的是，这种跨越虽然是时代的进步，但却是在痛苦的分化中完成的。事实上，对洪门来说，跨越与分化是一对矛盾的双胞胎。在这个意义上，跨越带来了分化，分化也带来了跨越。
咏雩的演讲是19o4年月5日在费城做的，其时孙中山刚到美国一个月左右。从杨咏雩对孙中山攻击的激烈程度来看，可见保皇党与革命党在美国的对峙从一开始便如同水火。杨咏雩其时的身份是纽约保皇会会员，《中国维新报》称其为“使员”，可能是纽约保皇会的“演说员”，特派到费城保皇会做专场演说。费城方面为了表示热烈欢迎，特派保皇会员梁护、林信等雇观音车至车站相迎，到保皇会及新民别墅稍事休息后，于如心酒楼宴叙。宴毕返会所，杨咏雩便应邀表演说：
弟以驽骇下驷，幸得随维新诸志士后，今承贵埠诸同胞以爱国之心，而爱及于吾会，因爱会而爱及于小弟。此所以令小弟有无限感触于心而不能已者也。……弟今日与诸君既自认为维新中人，则当担认天下兴亡之责任，勿谓此四万万人之事，非我一人之力所能为也。但以四万万视一，则一之成数少且小；合四万万为一，则成数多且大。譬之建九霄之高塔，需砖四万万，一砖之有不有，似何补于塔之高低？抑知塔之所以能高，实积四万万之一而成耳。及塔既成，中缺一窟，则此一砖，其有补于九层之塔也大矣。乃者强邻四逼，国命日危，我政府宴游酣睡如故，一若任人宰割，甘为奴隶马牛。诚令有志之士痛心疾于皇上之不能复位也。
从民族大义来说，他的这番话没有错，且很富哲理，充满感染力。但跟着杨咏雩话题一转，便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大肆攻击。两者的根本分歧是在中国是否要通过武力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是否要建立共和政体，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势力等原则问题上。杨咏雩演讲中对保皇会的极端保守观点表露无遗：
夫我会岂可任人攻击者乎？宗旨尊王，名正言顺，天下皆知。年来各埠同志，日见进步，人人讲大义，人人知爱国。惟其实定保皇立宪之目的，断未有改向方针之道理。今之时代，万万不能言革命者。何以故？盖各国之革命，必其政府与国民有密接苛虐之干涉，故人人怅恨，积怨必。而我政府则未有也，不过诸守旧大臣之**致弄成吾国不痛不痒之世界耳。至若我皇上之圣明，则为历代所未有，实为人民之兹父母也。一旦复位，立宪法，予民权，自能强中国，何必杀人流血，为此断不能得之事乎？
一句话，只要皇上复位变法，中国就可强大，不必流血死人，就可向现代社会转型。但是，如果实行革命，中国会怎么样？按照他的说法：
既内地教堂林立，倘一轻动，则各国调兵，藉保教护裔为名，是招灭亡。率我四万万同胞手足，永作犬羊奴隶，当不知孙某是承何心！竟认作此倒行逆施之手段，何以对中国！更何以对良心也！且革命非一手一足所能致，试问孙某有何地能聚此数万人以作乱乎？有何地可筹饷乎？何地为军火之接济乎？以政府俨然有一国之权，尚不能以敌强国，孙某欲以乌合之众，敌人素练之兵乎？内之何以自保，外之何以敌人？孙某自问，亦应索然矣！年来政府治乱党愈严，一有扰动，孙某家居外洋，吾同胞则妻子田庐尽居内地，果谁被其害乎？成则孙某为帝为王，败则我同胞断头流血。孙某方言舍身救民，何以搬家至檀山，安如盘石乎？家且不欲舍，况肯舍身乎？其家则恐被害，何独不恐吾同胞家属被害乎？是以居万全之地，直驱同胞于死地也，是何良心？伤哉痛哉！吾作此言，吾怒冲冠。吾与孙某非有私恨，惟其作此自亡其国之举动，吾不忍同胞受其愚，故以公义论，则吾不能已于言也。
这里所以不厌其详地将杨咏雩的演说照录下来，是因为这段话属将“保皇”与“革命”两个“议题”放在一起同时又褒此贬彼的典型之作，为今天观察了解当年旅美保皇派攻击革命派的立论根据提供了绝好素材。按照杨咏雩的说法，保皇派是一群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和平义士，孙中山则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保皇派不相信民众的力量，同时也看不到清政府风雨飘摇的腐朽本质，而只把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有名无实的贤明皇帝身上。不过，透过杨咏雩的这番演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旅美保皇党人在宣扬保皇、反对革命时，惯用的手法是宣传“革命恐怖论”。具体来说就是，一旦惊动外国教堂，则各国就会出兵“保教护裔”，中国顷刻就会陷于战乱，从而导致亡国。与此同时，极力宣传孙中山家小已经接至海外，无家破人亡之虞；而一旦革命，受害最大的还是华侨民众，他们在国内的家眷亲人难免刀兵之灾，杀身之祸，以此吓唬华侨民众。这两种宣传手法，合为一体使用，颇具效用。
在革命派与保皇派开始交锋的初期，后者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历史地看，尽管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政治理念比保皇会的理念更符合中国国情，尽管革命党其时在美国华侨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但要消除保皇会的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与保皇党成势必形成拉锯之势。保皇会所展的会员既有华侨上层人士，但大多为中下层华侨民众，而革命党所能吸引的展对象，则基本上为中下层华侨民众。因此，两大政治势力的争夺对象集中于中下层华侨民众。问题是，中下层华侨民众往往喜欢唯华侨上层人士之言之行是从，因此保皇派仍然拥有一批追随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孙中山革命党的力量对康有为保皇势力的冲击越来越迅猛。在激烈的人心争夺战中，越来越多的华侨，尤其是下层华侨民众，以及那些态度暧昧、徘徊于“保皇”与“革命”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华侨，也渐而对通过保皇运动改变现状失去信心和耐心，他们纷纷“倒戈”支持革命。
争夺战愈演愈烈 洪门分化难避免
孙中山的到来以及与保皇派的论战导致了美国华侨社会中洪门的分化。19o4年9月29日，亲保皇会的满浅拿省表雪地埠联兴堂在《中国维新报》上表《致金山大埠致公堂书》，猛烈谴责最先站在孙中山一边的旧金山洪顺堂以及接待过孙中山的洪门大佬黄三德对洪门的“背叛”。这是美国洪门因保皇与革命问题生分裂的一个标志**件，文曰：
当兹强邻逼胁无已时，国破家亡于眉睫，试问我兄弟能自免于奴隶牛马之日乎？若保皇会则报馆、学费、商务等，皆为世界最文明之事业。且人人知爱国心，年来外埠之民智，皆因之而大转移，宗旨之正大，会规之良善，已为中西通（同）人所共认。我等正宜奋协同保皇会，庶可救国种之危亡，虽不能计其成功之若何，然究不失为救国之志士。今竟不出此乃反对，日事攻击，与同种之人为敌，而忘异种之仇，惟恐国之不早亡，种之不早灭，丧心病狂，岂有过于此者哉？况洪顺堂设立例誓，载在条章，不得与凤仔同谋，共事泄漏花亭机关，今竟信头未干之孙贼，尊为神明，拜为大哥。请心自问，条章例誓，合当与否？我兄弟竟任其鬼蜮之手段，以公同创立之《大同报》，为彼攻击之具，肆行诽谤，余无别说。报馆体裁，果如是乎？我昆仲集股开创《大同报》，本为广开民智而设，岂应为此伤风败俗之事乎？举此报馆昆仲破费昆仲血汗之财，陷本堂于不仁不义之名，我实羞之。
在当时的形势下，洪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洪门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反清复明”的虚拟理想上的政治组织，或者说，这种虚拟理想经过年深日久且日渐变味的酵，该到了理念上吐故纳新的时候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它不可能再以陈旧的政治理念作为何去何从的依归，它不得不在保皇和革命两者间做出抉择。也就是说，保皇派和革命派的到来，给了它理念上吐故纳新的机会。不管做出哪种抉择，是选择保皇，还是选择革命，都意味着洪门在新世纪伊始的次脱胎换骨。颇为有趣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华侨社会没有办法改造洪门，而只能受其控制。到了这时，“外来”的保皇派和革命派却改造了洪门。换一个角度来看，在保皇会栖身于美国华侨社会以后，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接受华侨社会的影响，而只有洪门是个例外：是保皇会改变了洪门，而不是相反。当然，孙中山革命派更是改造了洪门，使它与时俱进地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诚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191o年代，无论保皇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也不可能把所有洪门都聚纳在自己的旗帜下，对保皇和革命，洪门只能以一个自己的分裂，并分别跨向两个对立的团体，来表明跟旧包装、旧理念告别。不幸的是，这种跨越虽然是时代的进步，但却是在痛苦的分化中完成的。事实上，对洪门来说，跨越与分化是一对矛盾的双胞胎。在这个意义上，跨越带来了分化，分化也带来了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