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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北宋仍然设教坊以管理妓女，南宋废除了教坊制，规定城内妓女隶属“修内司”城外妓女隶属“殿前司”据江湖纪闻载，辛弃疾曾“微服登娼楼”“石曼卿为集贤校理，微行娼馆”可知宋时民间有“娼楼”“娼馆”等名称的妓院。
妓院除了被称为“娼楼”“娼馆”“行院”等外，还有一种叫做“瓦舍”的。梦梁录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即易聚易散之义，不知始于何时。顷者，京师（汴梁）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场。”从晚唐及五代开始，称妓院为“勾栏”和“青楼”李商隐词“帘轻幕重金勾栏”这里的“勾栏”原意是楼梯的扶手栏杆，因其制作精美华丽，李商隐遂以指代妓院娼家，后人沿袭下来，便成为妓院的代称。
其实“瓦舍”是“瓦里”的变化之称。瓦里，是辽代管理官奴的机构。辽史官职名里说：“内族外戚世官犯罪，没入瓦里。”辽史刑法志：“首恶之属，没入瓦里。”官奴几乎与官妓是一回事，故宋代沿用了辽的名称。另外，在酒库、酒楼、勾栏（在宋代“勾栏瓦舍”的实际意义，如同我们现在的“娱乐中心”不是单纯意义的妓院）歌馆、茶坊等处，都聚集了大量的妓女。
在宋东京，民间的妓馆比比皆是。其中“院街”的曲院街西，潘楼一带、相国寺外一带，妓馆群集。还有朱雀门往东的大街，除麦秸巷，状元楼外，其余的宅院都是妓馆。朱雀门往南有条杀猪巷也有妓馆，下桥南斜街，北斜街都设有妓馆。此外，东鸡儿巷，西鸡儿巷，录事巷，道者院前，牛行街也是妓馆设置地。更有“东回三曲”为妓女集中地，其中“南曲”的品味最高，设有庭院花卉，假山盆池，小室垂帘。(见罗烨醉翁谈录)。
官妓制度，是历代传流的娼妓制度，到唐宋间尤甚。大部分都是罚没家产的官员或者战俘的妻女。如南宋时妓女出身的女将军梁红玉，父亲在征伐方腊时贻误战机而被杀头，而她也被迫当了营妓。
可以说，从公元前841年左右到1644年的2500年间，我国妓女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女性罪犯和男罪犯的妻女。妓女是政治的产物。
妓女的产生，除了给人以肉欲之娱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学”派与管仲设的“女闾七百”的关系，到唐宋诗词与妓女的唱和，都可以看到妓女的身影。而且，前面说了，这些妓女多是戴罪的妻女，她们多出身官宦之家，能识文断字，诵词解诗。
归纳之，中国古代的注册妓女有三种。一种是官妓，一种是民妓，一种是家妓。
先说家妓。家妓更多是作为储备礼金送人的，她们是古人裙带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家妓过着小姐似的生活，主人对她们只是有形式上的肉体所有权。在宋代，士大夫或者朋友之间，也有互相赠与的习俗，但她们最终是被送入更高的门第，以达到让主人获得政治利益的好处，而她们有时会获得妾的地位。
民妓在这一点上相对比较独立一些，她们的选择权自由度也少许大一些。特别是色佳艺绝者，是绝不随便接客的，客人不是达官贵人，就是风流才子，连暴发户都不接待，真正是往来无白丁。当然，大部分民营的妓院主要功能还是提供性服务。除了提供性服务外，宋代的妓女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担任卖酒的推销员，每到新酒上市，宋代的酒楼，普遍以妓女的美色来促进业务——让妓女在酒楼陪客侑酒。这种凭槛招邀，谓之“卖客”的妓女，既有民妓也有官妓。
官妓，也叫营妓，开始是为军队配备的，但后来就成为政府所辖，为官吏们合法的社交场合交际时的润滑剂，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犹如现代公关小姐，她们不仅仅色美，还要才艺、辞令、见识、智慧皆惫。能在官僚与官僚之间穿梭游弋，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虽然她们不属于哪一个官吏，但她们还是会像一般妓女物色夫婿，为自己“从良”而选择物色着可以倚靠的“大树”以落脚栖之。
这让人想起了薛涛，她随父亲至蜀中公干，父亲客死蜀中后，无以为生，遂沦落为妓女。因“辩慧工诗”为节度使韦皋召令侍酒赋诗，被许以“女校书”前后十一位节度使，皆以诗受知，称为诗妓，著有洪度集一卷，皆诗。
不过，象像薛涛那样的，能在剑南节度使韦皋的府上来去自如，名为妓，实际上是高级幕僚的官妓，在后世是没有了。她是中国真正以才识“参政”的民间女子，而且是以妓女的身份。这就让人不得不感叹大唐的包容大度的胸怀！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妓女是一种能够利用她们的公关手段从政的较特殊人群。
再来谈谈妓女与词的关系。
关于词，有一种说法，说它的起源在妓女。1979年版辞海对“词”的解释中指出词的产生与音乐有关。
旧唐书音乐志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而“胡夷里巷之曲”唱诗易唱也好听，字中可加“和声”或在句中插入“泛声”唐朝中期以后，名人文士狎妓时，总觉得诗句绝句中平白加入不伦不类的字不是味道，遂开始为她们所唱的乐曲代填歌词。这样“词”这种文体便开始兴起了。胡适在他的词的起源中说：“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他的这种说法并不为错。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词”的产生，与妓女有一定的关系。
唐宋以来，男女交际，多为狎妓，文士邀宠娈女，已经在当时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北宋承平百年，士大夫耽于玩乐，官府酒宴公务时，由官妓陪侍，斟酒，唱曲，这就需要新曲新词，供官妓在歌宴舞榭上娱宾遣兴。可以说，词这一体裁为士大夫所好，由俚俗一变为高雅，发展到顶峰，成为北宋文学的标志，也与妓女们与士子文人们的唱和及传播是有很大关联的。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指出“词乃是文人学士的最喜用之文体，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爱唱的歌曲。”
同时，妓女的诗词也深为当时狎妓的文人所倾倒，乃为相互传唱，流传很广。而一般良家女子之诗词反倒很少流传。恐怕这与妓女的思想较少束缚、接触文人名士既多且广不无关系。
赵宋承李唐遗风，公务聚餐、友人欢宴，皆有歌妓舞女助兴，盛况不减。所以，达官贵人之家，都蓄养家姬，或由官府教坊或由专业人士进行训练，只为酬酢宾客时娱宾遣兴之... -->>
在宋代，北宋仍然设教坊以管理妓女，南宋废除了教坊制，规定城内妓女隶属“修内司”城外妓女隶属“殿前司”据江湖纪闻载，辛弃疾曾“微服登娼楼”“石曼卿为集贤校理，微行娼馆”可知宋时民间有“娼楼”“娼馆”等名称的妓院。
妓院除了被称为“娼楼”“娼馆”“行院”等外，还有一种叫做“瓦舍”的。梦梁录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即易聚易散之义，不知始于何时。顷者，京师（汴梁）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场。”从晚唐及五代开始，称妓院为“勾栏”和“青楼”李商隐词“帘轻幕重金勾栏”这里的“勾栏”原意是楼梯的扶手栏杆，因其制作精美华丽，李商隐遂以指代妓院娼家，后人沿袭下来，便成为妓院的代称。
其实“瓦舍”是“瓦里”的变化之称。瓦里，是辽代管理官奴的机构。辽史官职名里说：“内族外戚世官犯罪，没入瓦里。”辽史刑法志：“首恶之属，没入瓦里。”官奴几乎与官妓是一回事，故宋代沿用了辽的名称。另外，在酒库、酒楼、勾栏（在宋代“勾栏瓦舍”的实际意义，如同我们现在的“娱乐中心”不是单纯意义的妓院）歌馆、茶坊等处，都聚集了大量的妓女。
在宋东京，民间的妓馆比比皆是。其中“院街”的曲院街西，潘楼一带、相国寺外一带，妓馆群集。还有朱雀门往东的大街，除麦秸巷，状元楼外，其余的宅院都是妓馆。朱雀门往南有条杀猪巷也有妓馆，下桥南斜街，北斜街都设有妓馆。此外，东鸡儿巷，西鸡儿巷，录事巷，道者院前，牛行街也是妓馆设置地。更有“东回三曲”为妓女集中地，其中“南曲”的品味最高，设有庭院花卉，假山盆池，小室垂帘。(见罗烨醉翁谈录)。
官妓制度，是历代传流的娼妓制度，到唐宋间尤甚。大部分都是罚没家产的官员或者战俘的妻女。如南宋时妓女出身的女将军梁红玉，父亲在征伐方腊时贻误战机而被杀头，而她也被迫当了营妓。
可以说，从公元前841年左右到1644年的2500年间，我国妓女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女性罪犯和男罪犯的妻女。妓女是政治的产物。
妓女的产生，除了给人以肉欲之娱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学”派与管仲设的“女闾七百”的关系，到唐宋诗词与妓女的唱和，都可以看到妓女的身影。而且，前面说了，这些妓女多是戴罪的妻女，她们多出身官宦之家，能识文断字，诵词解诗。
归纳之，中国古代的注册妓女有三种。一种是官妓，一种是民妓，一种是家妓。
先说家妓。家妓更多是作为储备礼金送人的，她们是古人裙带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家妓过着小姐似的生活，主人对她们只是有形式上的肉体所有权。在宋代，士大夫或者朋友之间，也有互相赠与的习俗，但她们最终是被送入更高的门第，以达到让主人获得政治利益的好处，而她们有时会获得妾的地位。
民妓在这一点上相对比较独立一些，她们的选择权自由度也少许大一些。特别是色佳艺绝者，是绝不随便接客的，客人不是达官贵人，就是风流才子，连暴发户都不接待，真正是往来无白丁。当然，大部分民营的妓院主要功能还是提供性服务。除了提供性服务外，宋代的妓女还有一项工作，那就是担任卖酒的推销员，每到新酒上市，宋代的酒楼，普遍以妓女的美色来促进业务——让妓女在酒楼陪客侑酒。这种凭槛招邀，谓之“卖客”的妓女，既有民妓也有官妓。
官妓，也叫营妓，开始是为军队配备的，但后来就成为政府所辖，为官吏们合法的社交场合交际时的润滑剂，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犹如现代公关小姐，她们不仅仅色美，还要才艺、辞令、见识、智慧皆惫。能在官僚与官僚之间穿梭游弋，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虽然她们不属于哪一个官吏，但她们还是会像一般妓女物色夫婿，为自己“从良”而选择物色着可以倚靠的“大树”以落脚栖之。
这让人想起了薛涛，她随父亲至蜀中公干，父亲客死蜀中后，无以为生，遂沦落为妓女。因“辩慧工诗”为节度使韦皋召令侍酒赋诗，被许以“女校书”前后十一位节度使，皆以诗受知，称为诗妓，著有洪度集一卷，皆诗。
不过，象像薛涛那样的，能在剑南节度使韦皋的府上来去自如，名为妓，实际上是高级幕僚的官妓，在后世是没有了。她是中国真正以才识“参政”的民间女子，而且是以妓女的身份。这就让人不得不感叹大唐的包容大度的胸怀！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妓女是一种能够利用她们的公关手段从政的较特殊人群。
再来谈谈妓女与词的关系。
关于词，有一种说法，说它的起源在妓女。1979年版辞海对“词”的解释中指出词的产生与音乐有关。
旧唐书音乐志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而“胡夷里巷之曲”唱诗易唱也好听，字中可加“和声”或在句中插入“泛声”唐朝中期以后，名人文士狎妓时，总觉得诗句绝句中平白加入不伦不类的字不是味道，遂开始为她们所唱的乐曲代填歌词。这样“词”这种文体便开始兴起了。胡适在他的词的起源中说：“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他的这种说法并不为错。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词”的产生，与妓女有一定的关系。
唐宋以来，男女交际，多为狎妓，文士邀宠娈女，已经在当时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北宋承平百年，士大夫耽于玩乐，官府酒宴公务时，由官妓陪侍，斟酒，唱曲，这就需要新曲新词，供官妓在歌宴舞榭上娱宾遣兴。可以说，词这一体裁为士大夫所好，由俚俗一变为高雅，发展到顶峰，成为北宋文学的标志，也与妓女们与士子文人们的唱和及传播是有很大关联的。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指出“词乃是文人学士的最喜用之文体，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爱唱的歌曲。”
同时，妓女的诗词也深为当时狎妓的文人所倾倒，乃为相互传唱，流传很广。而一般良家女子之诗词反倒很少流传。恐怕这与妓女的思想较少束缚、接触文人名士既多且广不无关系。
赵宋承李唐遗风，公务聚餐、友人欢宴，皆有歌妓舞女助兴，盛况不减。所以，达官贵人之家，都蓄养家姬，或由官府教坊或由专业人士进行训练，只为酬酢宾客时娱宾遣兴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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