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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和一位同龄的朋友聊天，她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的看客，我们的足迹在这个时代里没有遗留任何痕迹，就这样匆匆走完很平常的人生。我对她的话基本同意，尤其对“看客”的提法觉得十分准确，而且发挥的认为，我们正是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里看到了时代各个时期精彩的变异，用我们的童年纯真，青春热情，中年成熟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历史演变，以至于在接近老年的闲暇里有了一些可以回味的文字，甚至还感到似乎有一种使命，如果不把过去支离破碎的记忆捡起来，就对不住自己依托的那一段历史，不把“看客”的所见所闻真实的记录下来，一段完整的历史也许就会留下一些空白，也许史书的雄壮就是这些小小的回忆充实着光泽呢！
看看，这是不是有点倚老卖老呢？还有点像我们的父辈“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了。
随着我的视线再看看走过来的路，留点现代人不知道的过去时代好奇的事，就是我写下这些记录性的怀旧文字的初衷。
（一）庭院、井、二叔
我童年的时候，历史已经走过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代，进入了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期，因我正是“祖国蓓蕾”的年龄，再困难，国家也在呵护祖国的花朵，父母也要疼爱幼小的孩子，因此我是在长大以后才从课本里知道了那段时间的艰辛。
我的家20多年来就在昆明的翠湖边迁移，这使我对翠湖四周的人文地理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我出生的时候，家住在翠湖东面的北门街一个拥挤的小院落，就在我家的对面曾经是李公仆先生创建的北门书屋，附近有一条坡路叫“大兴坡”就是李先生殉难处。北门街的另一端则是民国云南省长唐继尧旧居。
后来我随母亲搬到继父家，继父家在翠湖东南面的“尽忠寺坡”那是父亲祖上遗留的私房，颇有些“最后贵族”的味道，一幢三层楼的院落，坐南朝北是正厅房；院子正厅房里住着我们一家三口还有二叔，一个没有娶亲的孤男；还有姑妈一家。左厢房住着保姆王大嫫，是一位跟随父亲家多年的佣人，我觉得得她已经是管家的资格了。右侧是门厅，有一照壁；北面是高高的山墙，山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到开花的季节就盛开了一串串三瓣叶子的玫瑰色的叶子花，洒落在地上的花常常被我们捡起来用线穿了戴在头上，那时一定就要载歌载舞了，还要故意把花裙子旋转的飘起来，把一头黑黑的松软的发梢也旋转的飘洒起来，投入的去模仿故事里听到的仙女。
在山墙的墙脚有一口井，井的四周用粉红色的砂石铺就是为了防滑，砂石之外是碎石子，在碎石子的缝隙中央长满了绿色的青苔，这种绿在以后的岁月里已经越来越难觅到踪迹了。那口井的水很甜，很凉，我很喜欢在井旁打水玩，把栓着长线的桶倒扣着扔下去－－“扑通”！桶在水里只装了半桶水，赶快左一下，右一下抖动绳索，在摇晃中，桶下沉，盛满了水，然后再左一把，右一把，把绳索收完，一桶水就提上来了。
在我5、6岁时，公私合营了，国家没收了私房，我们跟随父亲搬到了云大的校外教师宿舍居住。我们居住的四合院是一个“地藏”寺庙改造的，大殿和前厅隔成两层，每层房间的高度还有4米多，左右两排厢房，同院住了9家人。院子里有四个花坛，在“大殿”前面两个花坛方方两米，右边种了桃树，左边种了银杏树，前厅前面的花坛小一点，方方一米，分别种了苹果树和棕榈树。
最奇特的是改造成右厢房的厨房里居然有俄国壁炉！原来是到云大讲学的苏联专家留下的“文物”左厢房的一个角落有一口枯井，被填得只剩高出地面的一节井围了。但是这口井却在我小时候读的民间故事里有记载，原来是张三丰在此处压住了一个妖精！我记得小时候当在书里居然看见我居住的“地藏寺”三个字时，我简直惊呆了！而且院子的左厢房角落果然有井！当时的惊喜使我如醉如痴，分不清传说和现实了。
后来我由少年成长为青年时，我们家又搬到翠湖的东面，也是一个四合院，却比“地藏寺”小，也有四个更小的花坛，却住了10户人家，且是清一色的“同一系”的老师。
我的二叔是一个终身没有娶亲的孤男，还是一个典型的“遗老”肚子里的典故民俗不少，，他的昆明口音极重“学院”叫“学旺”；“盒子”叫“豪豪”；“哥哥”叫“高高”；“飞机”叫“分机”最为严重的则是把年轻的服务员称为“小姐”！要知道那个时代不管男女老少，一概称呼都是“同志”“小姐”绝对是资产阶级的称呼！而且这样称呼非口音问题而是性质问题。为此，我的父母常常严肃的提醒二叔改口，而他总也改不了，我那时觉得他的“习惯”称谓很有趣。
国家没收私房后，我们跟随父亲搬到了云大的校外教师宿舍居住，二叔仍然留在老宅，但是身份从“老爷”变成了房客，每月需要支付房租，保姆王大嫫也回乡下去了，洗衣做饭得自己解决。
二叔老忘不掉翠湖西面有个西仓坡，坡的东端是他和我父亲小时候的旧居。坡的西段是闻一多先生被枪杀的地方，据父亲回忆，那天的罪恶枪声他是听到了。西仓坡和甫甬道成“丁”字形道路交叉“丁”字的一横“丁”字弯钩的地方有一个茶馆，那是西南联大的师生经常聚会的地方，那个茶馆一直保留到我上小学的时候。翠湖的北面是赫赫有名的云南大学。
沿着翠湖的西堤岸走过去就是民国时候的陆军讲武堂，二叔告诉我：翠湖一带的旧名字叫“洗马河”就是军队洗马的地方。翠湖南边有一个“劝业场”是专门买卖旧货的地方。翠湖的东面有个“逼死坡”坡头是明朝永历皇帝殉国的地方（现在已经有块碑了），而二叔对“逼死”的解释则是说，当年日本鬼子飞机来轰炸时，猖狂地低空盘旋，在坡的中央扫射死了一群躲避不及的老百姓。坡脚有一宅院，朱德委员长曾在这里居住过。
由于有个三面环水的八角亭在翠湖中央，因此。翠湖也叫“海心亭”
（二）游戏、校园、革命
二三十米长的地藏寺巷里有14个院落，只有6号和7号院子是云大的教职工宿舍。而真正的“地藏寺”原址就是7号大院。地藏寺巷坐落在文林街，据说，这是取了“文人如林”的含义。在地藏寺巷的斜对面，有一条坡路通向翠湖，这条坡路叫“先生坡”是因为曾经住过誊写卷子和做考务工作的“先生”们而得名。顺着文林街往东走就到了云大右侧的“贡院坡”（贡院是旧时各州县考生云集的地方），下坡左拐就是云大的正门，再顺云大正门东走，就到了“青云街”这整个大道路含义就是“平步青云上贡院”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上了贡院平步青云。”
在如此文化浓厚的地带，我完成了我一生中最系统、最连贯、最长期的学校教育，而这段教育仅是小学水平！只有5年！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们因闹革命而停课了，整整三年，在人生的游戏中，在孩子的游戏中，在我印象最深的地藏寺巷7号居所渡过了我的少年阶段。
除了住房外，我们的院子有100多平方米的空间。院子里9户人家，每家2－3个孩子，这个简洁的家庭结构在当时是少有的。偌大个院子只是10来个孩子玩耍，环境显得宽松多了。要“跳房子”地面方方50公分的石块就是现成的，不再需要画线条。厅房是寺庙改造，沿正厅还有木栏。二楼挑出了廊橼，恰好遮住一楼厅前3－4米的走道，即使下雨，也可以在廊橼下继续游戏。要跳“橡皮筋，在前后花坛的两株树上栓上橡皮筋，即使一个人也可以自得其乐。要玩“躲猫猫”带点“鬼气”的地藏寺恰好有许多躲藏之处。要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在门厅就可以演出。同院的孩子不够游戏人数还邀约6号院的小朋友一起来玩。真是“宽广庭院，大有玩场！”
居住四合院各家的隐私会缩小到最小范围。我们的房子是砖木结构，木板隔音很差，稍微大的响声自然会“家喻户晓”我们同吃一缸水，全院只有一个水龙头，由于院子的地势高，白天还经常没有水，幸好水龙头下有原先寺庙留下的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大水缸，于是，每天晚上就放水积蓄，第二天，洗衣的，洗菜的都集中在水缸周围，各家的“衣食”自然也就一目了然了。厕所在院子的东北角，不分男女，谁进去先吼一声“格有人？”然后进去插门自便。
云大的校园则是我们一群孩子的花园，在云大标识性的建筑物－－大水塔的下面有一片草地，四周是整齐的灌木从，贴在地上的是一圈兰草，围住了里面盛开的各种鲜花，我们常常偷偷去摘花。有一天刚摘了花就开始下大雨，我们被淋个透心凉，回来生病了，心里突然感到了惶恐，从此摘花行为才收敛了一些。在去食堂打饭的路上，有当时为了防止美帝侵略而挖的防空战壕和防空洞，因战事迟迟不发生，下雨天就积满了水，水里居然长出了小蝌蚪，这些甩着小尾巴，有黑黑大大圆脑袋的小家伙常常使我们乐不思归。最令人愉快的还是在大操场看露天电影，每到星期六吃完晚饭，我们拎着小凳子就往云大跑，到了门口早有一大群孩子围在那里，眼巴巴的看着进门那些高高的石阶，而我们那时就最得意了，大声叫着：“我们是（云大）家属。”人群让出一条路，我们鱼贯而入，上了石阶回头望望门口的孩子们，总是优越感就翘尾巴了。
革命来了，我们突然也有了莫名的冲动，少年本能的逆反心理和创新的跃跃欲试驱使我们在地藏寺巷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强烈要求把我们这条具有封建色彩的巷名取缔！改为“红旗巷”居委会大力支持我们的革命行为，把我们请到会议室，要我们继续再对其他巷名提出更改方案，我们又建议：把“先生坡”改为“学生坡”理由是“先生”有封建残余思想，而“学生”是新思想的代表，要“破旧立新，灭资兴无。”云大的墙壁上、报栏上贴满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操场上再也看不到大学生们跳集体舞的情景，而是一堆一堆的人在围着进行大辩论。高音喇叭里放着国际歌，那是“炮兵团司令部”的部歌，后来我们又听到歌唱麦贤得，那是“八。二三司令部”的部歌。就在云大后门马路的对面有云南民族学院，它基本和云大一鼻孔出气，它的后侧面就是陈圆圆的半月牙儿的莲花池，莲花池侧面是“八。二三”的大本营－－昆明工学院，正是“炮兵团”的死对头！后来“革命”形势逐步恶化，响起了枪声，要是我们听到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那就是“八。二三”来袭击了，要是听到“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那就是“炮兵团”的大本营转危为安了。我会唱的许多老歌就是那时天天听高音喇叭，记得滚瓜烂熟的。
停课的三年过去了，革命还没有到头“复课”依然是“闹革命”我们“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工，也要学农，还要学军。”在可怜的两年初中、两年... -->>
有一次和一位同龄的朋友聊天，她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的看客，我们的足迹在这个时代里没有遗留任何痕迹，就这样匆匆走完很平常的人生。我对她的话基本同意，尤其对“看客”的提法觉得十分准确，而且发挥的认为，我们正是在自己平凡的人生里看到了时代各个时期精彩的变异，用我们的童年纯真，青春热情，中年成熟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历史演变，以至于在接近老年的闲暇里有了一些可以回味的文字，甚至还感到似乎有一种使命，如果不把过去支离破碎的记忆捡起来，就对不住自己依托的那一段历史，不把“看客”的所见所闻真实的记录下来，一段完整的历史也许就会留下一些空白，也许史书的雄壮就是这些小小的回忆充实着光泽呢！
看看，这是不是有点倚老卖老呢？还有点像我们的父辈“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了。
随着我的视线再看看走过来的路，留点现代人不知道的过去时代好奇的事，就是我写下这些记录性的怀旧文字的初衷。
（一）庭院、井、二叔
我童年的时候，历史已经走过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代，进入了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期，因我正是“祖国蓓蕾”的年龄，再困难，国家也在呵护祖国的花朵，父母也要疼爱幼小的孩子，因此我是在长大以后才从课本里知道了那段时间的艰辛。
我的家20多年来就在昆明的翠湖边迁移，这使我对翠湖四周的人文地理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我出生的时候，家住在翠湖东面的北门街一个拥挤的小院落，就在我家的对面曾经是李公仆先生创建的北门书屋，附近有一条坡路叫“大兴坡”就是李先生殉难处。北门街的另一端则是民国云南省长唐继尧旧居。
后来我随母亲搬到继父家，继父家在翠湖东南面的“尽忠寺坡”那是父亲祖上遗留的私房，颇有些“最后贵族”的味道，一幢三层楼的院落，坐南朝北是正厅房；院子正厅房里住着我们一家三口还有二叔，一个没有娶亲的孤男；还有姑妈一家。左厢房住着保姆王大嫫，是一位跟随父亲家多年的佣人，我觉得得她已经是管家的资格了。右侧是门厅，有一照壁；北面是高高的山墙，山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到开花的季节就盛开了一串串三瓣叶子的玫瑰色的叶子花，洒落在地上的花常常被我们捡起来用线穿了戴在头上，那时一定就要载歌载舞了，还要故意把花裙子旋转的飘起来，把一头黑黑的松软的发梢也旋转的飘洒起来，投入的去模仿故事里听到的仙女。
在山墙的墙脚有一口井，井的四周用粉红色的砂石铺就是为了防滑，砂石之外是碎石子，在碎石子的缝隙中央长满了绿色的青苔，这种绿在以后的岁月里已经越来越难觅到踪迹了。那口井的水很甜，很凉，我很喜欢在井旁打水玩，把栓着长线的桶倒扣着扔下去－－“扑通”！桶在水里只装了半桶水，赶快左一下，右一下抖动绳索，在摇晃中，桶下沉，盛满了水，然后再左一把，右一把，把绳索收完，一桶水就提上来了。
在我5、6岁时，公私合营了，国家没收了私房，我们跟随父亲搬到了云大的校外教师宿舍居住。我们居住的四合院是一个“地藏”寺庙改造的，大殿和前厅隔成两层，每层房间的高度还有4米多，左右两排厢房，同院住了9家人。院子里有四个花坛，在“大殿”前面两个花坛方方两米，右边种了桃树，左边种了银杏树，前厅前面的花坛小一点，方方一米，分别种了苹果树和棕榈树。
最奇特的是改造成右厢房的厨房里居然有俄国壁炉！原来是到云大讲学的苏联专家留下的“文物”左厢房的一个角落有一口枯井，被填得只剩高出地面的一节井围了。但是这口井却在我小时候读的民间故事里有记载，原来是张三丰在此处压住了一个妖精！我记得小时候当在书里居然看见我居住的“地藏寺”三个字时，我简直惊呆了！而且院子的左厢房角落果然有井！当时的惊喜使我如醉如痴，分不清传说和现实了。
后来我由少年成长为青年时，我们家又搬到翠湖的东面，也是一个四合院，却比“地藏寺”小，也有四个更小的花坛，却住了10户人家，且是清一色的“同一系”的老师。
我的二叔是一个终身没有娶亲的孤男，还是一个典型的“遗老”肚子里的典故民俗不少，，他的昆明口音极重“学院”叫“学旺”；“盒子”叫“豪豪”；“哥哥”叫“高高”；“飞机”叫“分机”最为严重的则是把年轻的服务员称为“小姐”！要知道那个时代不管男女老少，一概称呼都是“同志”“小姐”绝对是资产阶级的称呼！而且这样称呼非口音问题而是性质问题。为此，我的父母常常严肃的提醒二叔改口，而他总也改不了，我那时觉得他的“习惯”称谓很有趣。
国家没收私房后，我们跟随父亲搬到了云大的校外教师宿舍居住，二叔仍然留在老宅，但是身份从“老爷”变成了房客，每月需要支付房租，保姆王大嫫也回乡下去了，洗衣做饭得自己解决。
二叔老忘不掉翠湖西面有个西仓坡，坡的东端是他和我父亲小时候的旧居。坡的西段是闻一多先生被枪杀的地方，据父亲回忆，那天的罪恶枪声他是听到了。西仓坡和甫甬道成“丁”字形道路交叉“丁”字的一横“丁”字弯钩的地方有一个茶馆，那是西南联大的师生经常聚会的地方，那个茶馆一直保留到我上小学的时候。翠湖的北面是赫赫有名的云南大学。
沿着翠湖的西堤岸走过去就是民国时候的陆军讲武堂，二叔告诉我：翠湖一带的旧名字叫“洗马河”就是军队洗马的地方。翠湖南边有一个“劝业场”是专门买卖旧货的地方。翠湖的东面有个“逼死坡”坡头是明朝永历皇帝殉国的地方（现在已经有块碑了），而二叔对“逼死”的解释则是说，当年日本鬼子飞机来轰炸时，猖狂地低空盘旋，在坡的中央扫射死了一群躲避不及的老百姓。坡脚有一宅院，朱德委员长曾在这里居住过。
由于有个三面环水的八角亭在翠湖中央，因此。翠湖也叫“海心亭”
（二）游戏、校园、革命
二三十米长的地藏寺巷里有14个院落，只有6号和7号院子是云大的教职工宿舍。而真正的“地藏寺”原址就是7号大院。地藏寺巷坐落在文林街，据说，这是取了“文人如林”的含义。在地藏寺巷的斜对面，有一条坡路通向翠湖，这条坡路叫“先生坡”是因为曾经住过誊写卷子和做考务工作的“先生”们而得名。顺着文林街往东走就到了云大右侧的“贡院坡”（贡院是旧时各州县考生云集的地方），下坡左拐就是云大的正门，再顺云大正门东走，就到了“青云街”这整个大道路含义就是“平步青云上贡院”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上了贡院平步青云。”
在如此文化浓厚的地带，我完成了我一生中最系统、最连贯、最长期的学校教育，而这段教育仅是小学水平！只有5年！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们因闹革命而停课了，整整三年，在人生的游戏中，在孩子的游戏中，在我印象最深的地藏寺巷7号居所渡过了我的少年阶段。
除了住房外，我们的院子有100多平方米的空间。院子里9户人家，每家2－3个孩子，这个简洁的家庭结构在当时是少有的。偌大个院子只是10来个孩子玩耍，环境显得宽松多了。要“跳房子”地面方方50公分的石块就是现成的，不再需要画线条。厅房是寺庙改造，沿正厅还有木栏。二楼挑出了廊橼，恰好遮住一楼厅前3－4米的走道，即使下雨，也可以在廊橼下继续游戏。要跳“橡皮筋，在前后花坛的两株树上栓上橡皮筋，即使一个人也可以自得其乐。要玩“躲猫猫”带点“鬼气”的地藏寺恰好有许多躲藏之处。要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在门厅就可以演出。同院的孩子不够游戏人数还邀约6号院的小朋友一起来玩。真是“宽广庭院，大有玩场！”
居住四合院各家的隐私会缩小到最小范围。我们的房子是砖木结构，木板隔音很差，稍微大的响声自然会“家喻户晓”我们同吃一缸水，全院只有一个水龙头，由于院子的地势高，白天还经常没有水，幸好水龙头下有原先寺庙留下的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大水缸，于是，每天晚上就放水积蓄，第二天，洗衣的，洗菜的都集中在水缸周围，各家的“衣食”自然也就一目了然了。厕所在院子的东北角，不分男女，谁进去先吼一声“格有人？”然后进去插门自便。
云大的校园则是我们一群孩子的花园，在云大标识性的建筑物－－大水塔的下面有一片草地，四周是整齐的灌木从，贴在地上的是一圈兰草，围住了里面盛开的各种鲜花，我们常常偷偷去摘花。有一天刚摘了花就开始下大雨，我们被淋个透心凉，回来生病了，心里突然感到了惶恐，从此摘花行为才收敛了一些。在去食堂打饭的路上，有当时为了防止美帝侵略而挖的防空战壕和防空洞，因战事迟迟不发生，下雨天就积满了水，水里居然长出了小蝌蚪，这些甩着小尾巴，有黑黑大大圆脑袋的小家伙常常使我们乐不思归。最令人愉快的还是在大操场看露天电影，每到星期六吃完晚饭，我们拎着小凳子就往云大跑，到了门口早有一大群孩子围在那里，眼巴巴的看着进门那些高高的石阶，而我们那时就最得意了，大声叫着：“我们是（云大）家属。”人群让出一条路，我们鱼贯而入，上了石阶回头望望门口的孩子们，总是优越感就翘尾巴了。
革命来了，我们突然也有了莫名的冲动，少年本能的逆反心理和创新的跃跃欲试驱使我们在地藏寺巷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强烈要求把我们这条具有封建色彩的巷名取缔！改为“红旗巷”居委会大力支持我们的革命行为，把我们请到会议室，要我们继续再对其他巷名提出更改方案，我们又建议：把“先生坡”改为“学生坡”理由是“先生”有封建残余思想，而“学生”是新思想的代表，要“破旧立新，灭资兴无。”云大的墙壁上、报栏上贴满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操场上再也看不到大学生们跳集体舞的情景，而是一堆一堆的人在围着进行大辩论。高音喇叭里放着国际歌，那是“炮兵团司令部”的部歌，后来我们又听到歌唱麦贤得，那是“八。二三司令部”的部歌。就在云大后门马路的对面有云南民族学院，它基本和云大一鼻孔出气，它的后侧面就是陈圆圆的半月牙儿的莲花池，莲花池侧面是“八。二三”的大本营－－昆明工学院，正是“炮兵团”的死对头！后来“革命”形势逐步恶化，响起了枪声，要是我们听到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那就是“八。二三”来袭击了，要是听到“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那就是“炮兵团”的大本营转危为安了。我会唱的许多老歌就是那时天天听高音喇叭，记得滚瓜烂熟的。
停课的三年过去了，革命还没有到头“复课”依然是“闹革命”我们“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工，也要学农，还要学军。”在可怜的两年初中、两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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