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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英夫曾任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在延安时，他被毛主席看中，一直在中央和军队的重要部门工作。本文以他的切身经历，讲述了他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共和国缔造者身边工作的情况，披露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有的发人深思，有的让人感动不已，是一部难得的文学史记。
毛泽东带来的机遇
一个人在事业上有多大作为，多少成就，并非单纯取决于他所具备的德才，有些时候，机遇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来到延安抗大参谋训练队讲课，使雷英夫获得一次机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机遇影响了他的整个一生。
那天早晨，训练队集合，青年班又是第一个列队完毕。青年们朝气足，搞什么活动都当突击队，争第一。集合听课也不例外。雷英夫是青年班班长，按照队列要求，班长是坐在前面第一个。
毛泽东在代总参谋长滕代运将军陪同下来到课堂。他讲课前习惯先朝学员们扫视一遍，雷英夫清楚地记得，那目光在自己脸上一掠而过，并没有特殊的停留。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讲这句话时，下面响起一阵翻笔记的沙沙声。他停顿一下，待学员们都做好准备，才吮吮下唇继续讲下去。
毛泽东讲课是生动的，语言生动，表情也生动。不但要讲明道理，而且善于用眼神与听众交流感情。当他要阐明某个理论问题时，先用疑问的目光从学员们脸孔上缓缓滑过，调动他们跟自己一道来思考，接着，双眼一眨，目光便投向遥远的天际，脸上显出一种哲学家那郁郁的思考之情并讲出一番道理。如果谈起形势和奋斗目标，讲到激昂之处就会不断地将大手从肩上朝前劈，朝前推，仿佛要劈出一条路，推到几座山。倘若讲到了得意处，他也会很自然地将双手背到身后，摇晃起身子，头和右肩向上一耸又一耸
可是，谁也不曾想到，他其实是很注意观察课堂和那些听讲的学员们的。他注意到有的学员始终不曾抬头，而是忙于记录；其中不乏文化程度低，记录吃力者；也不乏这样的人，记录虽然快，却毫无重点地试图记下所有能记下来的话。他还注意到了一个青年
这个青年就是雷英夫。雷英夫并不知道毛泽东对他产生的兴趣，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上，时而凝视毛泽东，时而俯首在笔记本上迅速记下几个字。
课堂休息时，毛泽东一边喝茶，一边低声问滕代远：“那个娃娃叫什么？”
滕代远顺毛泽东示意的方向望一望说：“雷英夫。”
“噢。”毛泽东放下茶杯时，很随便地吩咐一声“回头你调几名学员的笔记本给我看看，把那个娃娃的也拿来。”
果然，毛泽东阅过那些笔记本后，向滕代远问道：“这个娃娃的情况你了解吗？”
滕代远看清毛泽东拿的雷英夫的笔记本，他已有了准备，不慌不忙点点头说：“了解，他是河南人，在洛阳中学读书，只读了一年半的初级中学，因为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差十六元钱，学校催了几次，他凑不齐，只好退学了。”
“噢。”
毛泽东皱起眉头，目光里带着同情。他当年去长沙求学也是四处借钱，深知其中的滋味。“后来呢？”
“想当铁路上的扳道工，没人作保，铁路上不要。又想当小学教员，也没活动成。考上了文书，没保人。又没做成。后来到西安布庄当学徒，四年才能出师。可他只做了一年就跟老板吵翻了。正是深更半夜，老板说：‘有骨气你就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他啐了老板一口，回头就走了。”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毛泽东讲得抑扬顿挫，很动感情。将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碰，说：“等他毕业，调我身边工作，就当参谋。”
雷英夫事后很久才知道了这个全过程。不过，他没能给毛泽东当参谋。
1939年8月左右，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叶剑英已经在重庆展开工作，他那里需要两名参谋帮助工作。”
“好好，我给你推荐两个。”毛泽东连连点头“参谋训练队有个十八岁的娃娃，叫雷英夫，很好，很突出，对军事有一定研究你看怎么样？”
“主席推荐的还能差吗？就是他了。”
1939年9月，雷英夫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到，给叶剑英做军事参谋，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十八集团军参谋。
然而，他着手工作时，第一个打交道的人却不是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人物。
就在他报到不久，大约是1930年10月的一天，周公馆里忽然闯入一个陌生人。
“喂，你找谁？”雷英夫匆匆迎上去，拦住这个陌生人。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陌生人打量着雷英夫，略犹豫片刻，吞吞吐吐说：“我——我想，找叶剑英谈谈。”
雷英夫没有继续问，默默审视对方。这个陌生人个子很高，比他高出半头，足有一米八，面孔白皙清秀，戴一副金丝眼镜，穿着皮夹克和笔挺的西装裤子，裤线直直地对着鞋尖，那皮鞋也是探得油黑锃亮。看他这副长相像个公子哥。不过，目光却是诚实的。
“你叫什么？干什么的？”雷英夫问话时，始终盯住对方的眼睛。
“我叫张蔚林我找叶剑英参谋长。”
“你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雷英夫坚持先问明情况。
对方沉默着，与雷英夫对视，像是较量谁更有韧性。忽然，他将目光向旁边闪开，声音又轻又快地喃喃一句：“我从那边来的，军统局。”
雷英夫一下子张开了嘴巴，但他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打入军统局的女特工
位于重庆市中山四路的曾家岩五十号，是一栋三层小楼。1938年底，周恩来到重庆后，为了便于工作，以个人名义租下这栋楼房，当时被人称为“周公馆”实际是周恩来及中共南方局在城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
周公馆背靠嘉陵江，右侧是国民党军充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门前为一条狭窄小街，街上游逛的茶客酒徒各色小贩，有不少都是国民党特务所扮。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工作，不能不一百二十分地警惕。这名自称张蔚林的陌生人闯入，早已惊动了中共南方局的人们。特别是张蔚林将下巴朝周公馆右侧方向一努，说明“我从那边来，军统局。”雷英夫不啻听了一声炸雷。
“你跟我来。”
雷英夫把这位军统特务引入一间房，马上向叶剑英汇报了情况，并提出建议：“从接触看，这个人态度还比较自然，诚实。不过，斗争复杂，军统又是我们的死对头，不能轻易相信，但也不要轻易放过，可以做做工作，审查一下。”
“好。”叶剑英点点头“就由你先去挡一阵，设法搞清事实。”
雷英夫迅速回到房间，态度变得温和，但也不掩饰疑问的目光：“你先谈谈，你为什么要到这边来？都有什么打算？”
张蔚林明白这是必要的手续，呷口茶，轻轻叹口气说：“我原来就是共产党员，是上海地下党的，由于党组织遭破坏，与党失去了联系。为了解决生计，我考上了军统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到皖南，以后又调来重庆，在军统局电讯总台工作。国民党太腐败，军统局内部尤其黑暗，我想回共产党，想参加八路军，我希望能到延安去”
问答过程中，雷英夫已经想好了进一步审查的题目，话锋一转，开始询问张蔚林有关军统局的情况：“你了解军统局的编制情况吗？”
张蔚林尽自己所知作了回答。
看来，他确实是老实的。雷英夫将张蔚林提供的情况与我们掌握的情况迅速对比，并且继续出题目，询问了有关驻地、负责人、活动情况等。谈话越来越涉及到机密。
“好吧，张蔚林，你的情况我们研究一下，过两天你再来，那时我们再答复你。”
可以看出，张蔚林想见叶剑英，想回到共产党组织里来的心情是迫切的，但他还是忍住了。他明白组织审查的原则。
当时，周恩来因为在延安摔伤胳搏，到苏联治疗去了。叶剑英负责处理此事，召集军事组有关人员作了研究。当张蔚林第二天来周公馆时，即由曾希圣和英雷夫一道接待。
曾希圣负责技术侦察工作，当时正有几份密码破译不出来，向张蔚林提问一些有关机密问题后，忽然提出一个请求：“为了证明你的决心，你能把国民党的密码搞出来给我们一份吗？”
张蔚林想了想，说：“可以。”
三天后，张蔚林又来了，果真搞来了密码本，而且还带了一个人来。
“他叫冯传庆，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要求回到共产党这边来。”
“我恨透了国民党，一天也不想在那边呆了。你们介绍我去延安吧！”冯传庆迫不及待地要求。
这工夫，曾希圣已拿了密码本去核实，立刻破译了国民党的密码电报，获得重大情报。他掩饰不住激动心情，飞报叶剑英。叶剑英闻讯，立刻来到雷英夫住的房间。
“叶剑英同志来看你们了。”曾希圣小声介绍。
“同志们，我代表共产党，代表八路军，欢迎你们过来！”叶剑英边说边伸出两只手同张蔚林、冯传庆—一握手。
“叶参谋长，我要求恢复党籍。”张蔚林眼里闪出激动的波光，一开始就提出这个最迫切的要求。
“我也要求加入共产党，我要去延安。”冯传庆心里念念不忘延安那块圣地。
叶剑英想了想说：“按照组织原则，没有旁证是无法恢复党籍的，党组织热烈欢迎你们，重新入党好吗？我愿意做你们的入党介绍人。”
非常时期，入党手续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就在曾家岩五十号雷英夫住的房间里，一次入党仪式秘密而又简单地举行了。雷英夫在门口放哨，叶剑英和曾希圣做介绍人，带着张蔚林、冯传庆向党旗宣誓。
这件事只有叶剑英、曾希圣和雷英夫三个人知道，并且严格规定，只限他们三人知道。
宣誓后，叶剑英、曾希圣同张蔚林、冯传庆再次热烈握手。叶剑英说：“根据斗争的需要，你们暂时不要去延安，要继续留在军统内部为党工作，这样对党的事业更有利，对革命工作的贡献更大”
以后，张蔚林和冯传庆便经常将国民党及军统局的重大情报送到周公馆。每当军统局电台换了密码时，他们便将新密码本及时送来，使共产党能及时破译敌人的密码电报。
军统局电讯总台及张蔚林、冯传庆的住地距周公馆不远，经常有特务盯梢，这种情况下张蔚林和冯传庆来多了，容易暴露，工作难以长久。雷英夫将自己的忧虑报告叶剑英，叶剑英也正为此事担忧，他思考着说：“最好能有另外一个人负责联络，这样更有利于他们俩的隐蔽和安全。”
正当叶剑英想选择一名联络员时，恰好接到延安的通知：延安总部特派黎琳到重庆做统战工作。
“这不是延安那个‘干一场’吗？”叶剑英看到通知，不禁叫起来。
“没错，是她。她跟刘革非是同学。”雷英夫证实道。后来刘革非做了他的妻子。”她在延安整天唱‘干一场’，现在真要干一场了。”
黎琳原名余硕卿，姐夫是国民党川军的一个师长，黎琳思想进步，是个热血姑娘，且又性格泼辣，意志刚强。在延安学习期间，整天唱的一支歌是：“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好猖狂，昨天烧了李家寨，今天又烧王家庄。这样活著有啥用？拿起刀枪干一场！”她一天到晚唱，唱到“干一场”还常常用小拳头往下砸去。久而久之，大家便都叫她“干一场。”并且因此而闻名于许多首长。
黎琳一到重庆，叶剑英便召集曾希圣、雷英夫研究：“我看‘干一场’是个难得的好对象，立场坚定，人又聪明机智，她姐夫是国民党师长，她对国民党官场上的情况也能了解一些，容易适应。”
“她姐夫的统战工作别人可以代替，黎琳的工作任务要变动一下，可以起更大作用。”雷英夫说着，试探着说出建议“她到川军那里是家属身份，换个地方，到张蔚林那里也可以以家属面貌出现嘛。”
叶剑英思考片刻，下定决心道：“好，叫她变成军统家属，当张蔚林的妹妹，就是从上海来找哥哥的！”
于是，黎琳的任务就这样改变了，由做统战工作改为做特务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她改名张露萍去见“哥哥”张蔚林。
这样，闻名延安的“干一场”便突然销声匿迹了，而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站的张蔚林家里，却出现了一位玲珑秀丽的姑娘，叫张露萍，从上海来，在“哥哥”的家里长住下来。
张露萍在“哥哥”家里住下后，大批国民党的核心机密便源源不断地流入周公馆，传到延安。
有了“妹妹”张蔚林便遵照组织意见，不再来周公馆，可是1940年1月底，他忽然又跑到周公馆，并且神色慌张。
找到曾希圣，他慌慌张张地说：“糟了，我不小心，把电台上的一个电子管烧了，怎么办？”
曾希圣不以为然道：“烧电子管的事经常有，买一个换了就行。”
如果张蔚林不曾秘密入党，不曾盗走国民党大量核心机密，烧个电子管确实不算事。但他缺少秘密工作的经验，本来心里有事，再烧个电子管就更沉不住气了。自我感觉是件大事，便慌张起来：“不行，我怕他们会怀疑。我能不能离开这里到延安去？”
“沉住气。”曾希圣安慰鼓励他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务工作出点差错是常有的。你还要回去，尽快回去，一定要沉住气，只要你沉住气，敌人不会怀疑。”
张蔚林回去了。但他回去后仍然沉不住气，举止表情反常。这样一来，果然引起敌人怀疑，马上派人去他家里搜查，并且查到了可疑的东西，一方面监视住张蔚林。另一方面又派人到冯传庆家中。敌人知道冯传庆是张蔚林的密友，要先抓住冯传庆审明情况。冯传庆发现敌人来包围，便翻墙出逃，跑到周公馆，气喘吁吁，一定要见叶剑英和曾希圣。当时是周恩来的秘书、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陈家康接待的。陈家康见他点名要见叶剑英，便一再追问：“你找叶剑英究竟要干什么？”
冯传庆焦急中，讲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情况，恳求说：“我已经暴露，军统局正在抓我，希望你们救救我，送我到解放区去。”
陈家康见事情重大，便去报告叶剑英。叶剑英听到报告，忙出来见冯传庆，冯传庆一把抓住叶剑英的手“帮帮我吧！”叶剑英握住他的手安慰说：“沉住气，要坚定立场，你准备到延安去。”
事情紧急，叶剑英把自己的皮袍拿出来送给冯传庆，又给了他文明根和墨镜，叫他化了装，然后吩咐说：“你赶快走，尽快过江，我们已经派人给你雇了船。”然后，叶剑英又亲手交给他二百元钱，一再叮嘱：“你这身穿戴是有钱有身份的穿戴，记住，沿路一定要住高级旅馆吃高级饭，千万不要舍不得花钱，不能到不符合你身份的地方去。”
本来，过了江就完全可以脱身走掉，但是冯传庆缺少地下工作经验，又不像某些革命老者那么能在复杂斗争环境中吃苦并连续战斗。过江后，他实在太疲劳了，见江边有个渔民搭的草棚，就钻进去想歇口气，一歇便睡着了。
一位早起打渔的渔民，怔怔地立在草棚口打量棚子里的不速之客。是有些太惹眼了，穿了那么高级华贵的皮袍，还有显示身份的文明棍和墨镜，在偌大一个重庆市，哪里不能睡觉，却委屈到这脏而又腥的小草棚里？
汉奸？八成是汉奸！渔民警惕了，并且联想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联想到沿江常有汉奸为日本飞机打信号，指示目标
他放轻脚步走开，走出不远便跑起来，很快引来警察，将仍然沉睡未醒的冯传庆抓住了。
当时，军统局已经在通缉冯传庆。他被警察抓住，审问中，几经转折，查明不是汉奸，而是正在被通缉的冯传庆，于是便送到军统特务系统归案。
消息很快被周公馆的人得知。张蔚林和冯传庆被捕，张露萍恰好去成都看她姐夫去了，幸免于难。可也十分危急，就在出事这两天，雷英夫接到张露萍从成都发来的信，说准备回重庆。成都与重庆相距很近，接到信再通知已经来不及，张露萍已经在路上了。
结果，由于营救不及，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国民党逮捕，与张蔚林、冯传庆一道，被关入中美合作所。
此案曾轰动重庆，蒋介石为此大发雷霆，臭骂戴笠：“娘希匹，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能打入他们心脏吗？现在是共产党打进了你的心脏！”军统特务系统由此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张露萍、张蔚林和冯传庆对军统及国民党的保密工作打击是重大的，至今台湾出版的军统史仍称这次事件为“奇耻大辱”
张露萍等人被捕后，受尽酷刑，始终坚持信仰，决不叛变。1944年英勇就义。但是，在延安，社会部负责人康生却把张露萍定为叛徒。那时康生主管的社会部一旦定案便是死案。直到1983年，四川省委根据中央指示，重新审查历史遗案，才将这个案子提出来进行正反面调查。在调查张露萍如何打入敌人内部时，四川省委找到了雷英夫，雷英夫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做了证明，并立刻给叶帅打电话：“叶帅，我们在重庆时，您曾经下决心派一名女同志打入军统特务系统内部，这件事您还记得吗？”
“黎琳我知道，她不是延安那个‘干一场’吗？我证明我可以证明”
就这样，叶帅为烈士们写了证明，四川省委又经过调查，证明这几位同志确实不存在什么叛变问题，确认为烈士，为他们追加了革命烈士的荣誉，并搞了展览。
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与张露萍是同学，又是同时由四川省委罗世文、车耀先介绍去延安的。至今笔者与她交谈，一提起这位青少年时的同学和战友，她便禁不住眼里含泪，用颤抖的声音重新唱起年轻时的歌：“河里水，黄又黄拿起刀枪干一场！”
叶剑英舌战群儒
1940年2月，国民党军委会邀请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参加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
周恩来不在重庆，叶剑英召集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的人开会研究去不去。
“张云逸正在前线指挥战斗，肯定不能参加，只能由参谋处长萧正岗代替出席。”
“萧处长参加，只能带耳朵不能带嘴”
叶剑英明白这些议论的含义。按照会议要求，只有参谋长有发言权，参谋处长是能听发言而没有发言权。那么，共产党的部队便只剩下一个喉舌了，就是叶剑英本人。
叶剑英要不要去参加？军事组的人有三种意思：
第一种意见是不去。理由主要两条：一是认为国民党的会议无非是例行公事，向来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白费精神气力。二是叶剑英有伤，他从曾家岩周公馆去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路上，由于下雨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胳膊骨折，现在正好以身体有伤为理由拒绝参加。
第二种意见是可去可不去，去坐坐压个阵也好。
第三种意见认为蒋介石的反共高xdx潮刚接近尾声，肯定不甘心，很可能另有阴谋。萧正岗不能发言，压不住阵，所以叶剑英参谋长一定要去。雷英夫说：“不但一定要去，而且应该摸清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这肯定是一场恶战。”
“嗯，我同意这个意思。”叶剑英作出决定，望望雷英夫，带着思索的神情说：“你们派人去调查一下何应钦有什么活动？各战区都是什么人来了？蒋介石在军事政治上有何布置？我们的策略是‘拥蒋反何’，这样可以争得主动。”
军事组研究之后，迅速将意见报告南方局，南方局也赞成叶剑英参加会议，并且立刻组织力量去摸清情况。
各种情报很快收集回来，这些情报表明，蒋介石准备在会上宣布十八集团军的“罪状”主要罪状是“游而不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制造摩擦，杀害国民党地方官员”因而使友军无法完成冬季攻势任务。蒋介石已经召集胡宗南和阎锡山的参谋长们单独开过会，准备以“破坏抗战、破坏团结、违反军纪军令”的罪名，对十八集团军进行“讨伐”进而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xdx潮。
情况紧急，军事组的同志日夜加班，整理资料，收集证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由雷英夫执笔为叶剑英写了个原始附件，准备好在蒋介石讲话后立刻完成最后发言稿。
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于三月初的一天，在重庆召开了。会议室外，几十辆黑色轿车挤满停车场，会议室内，一百多名将军济济一堂，叶剑英扫视会场，形势很明朗，是一百比一。他不动声色，他的特点是每临大事有静气。
蒋介石走入会场，穿一身戎装，在主席位置上站稳，目光阴郁又不失犀利地扫一眼将军们，将两手轻轻一压：“坐吧。”话音未落他自己先坐下了。
会议由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主持，他特意宣布，参加会议的人多，每人发言不得超过三十分钟。
首先由蒋介石训活，宣布会议宗旨。蒋介石治军不乏形式主义的内容。比如长官训话，部属不仅要正襟危坐，且须始终面对长官聆听。这是受了苏联军队的影响。苏军长官向部属训话，即要求部属始终面对长官，如果长官换了一百八十度方向，部属甚至要以操练动作重新跑到长官面前立正，继续正面受训。
将介石信奉“金口玉言”大凡做帝王都是如此，特别在公开场合，讲话都是言简意赅，多余的字尽量一个不吐。他的讲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讲长句子。文字上的长句子到他嘴里就会变成若干个短句。如果说他善于搞阴谋，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那么，他“唱”的都是半拍、四分之一拍的短音，听不到那种“无限延长”的即兴抒情曲。
“此次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
蒋介石脸孔阴郁冷峻，完成三个短句的工夫，黑森森的目光已经左扫、右扫、横扫一大片。眉宇间微微一蹙，目光转向黯然，露出几分漠然：“现在，要开会检讨，各部队，为什么没有完成任务？”他的目光突然如射“要严肃，军纪军令！”这一句变两句的短句，一肃”字和“令”字都灌足了丹田之气、肃杀之气。他的语声在略作停顿之后，忽尔转缓转低，两只扶案的手却收缩握拢成带棱带角的拳头。“根据，很多人报告，这次冬季攻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十八集团军。”蒋介石拖长尾声，转动黯淡的黑眼珠，转到叶剑英方向时，陡地熠熠一闪，脸腮鼓了一鼓，那是牙床咬紧的缘故。
叶剑英两目平视，脸孔静得像水，冷得像岩石。蒋介石的目光像碰壁一样跳开，凝向空中某一点，从牙缝里进出一股股冷气，一截截短句音：“游而不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杀害地方政府官员！破坏抗战，制造摩擦！贩卖毒品，破坏经济——等等不法行为所造成。现在，要彻查此事，整顿军纪军令！”
蒋介石握拳的两手重新舒展扶案，目光再次横扫一片。他讲完话总是习惯“横扫一片”讲完话的“横扫”不同于讲话中的“横扫”往往是眼球不转，转脑袋，像猫头鹰那样。可以理解为表示礼貌，也可以理解为显示威严和权力。
扫毕，他很快讲了一句：“我的话完了。”
这句最不含情绪的话，在一大部分国民党将军听来，却不啻是冲锋的军号响起，立刻群情汹涌，直呼而出。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冀察战区参谋长黄伯韬、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罗泽闿揎臂而出，或言峻词厉，或侃侃不绝，或吵吵嚷嚷，历数十八集团军犯下的“罪行”攻击杀伐之声不绝于耳。
蒋介石城府深沉，始终绷紧一副面孔，只是用眼神对杀伐者表示同情、赞赏和鼓励。政治是演戏，他是这场戏的导演。戏剧的最大魅力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
何应钦狡黠而少城府，眼球轱辘辘转个不止，时时吊起嘴角，绽出似笑非笑的纹路。他明白这场戏，如果蒋介石是导演，那么他就是艺术总顾问。这才走到哪一步？这只是开场锣，好戏还没开始他的目光在叶剑英脸孔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这位共产党的“参座”绷紧的面孔时时掠过一丝冷笑，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睛也眯成一条缝儿，使人难以窥测他的全部心思。
叶剑英的特点是，朋友相处容易感情外露，喜欢聊天。一些老同志议论说：“他要是跟你亲起来话就没个完。”“搂住你肩膀话才多呢。”那才是个能讲笑话的人呢，用你们文化人的语言就叫妙语连珠”然而，遇到了战斗场合，面对敌手，他便会表现出惊人的沉默和冷静。有人说那是一种来势不妙的勃然大怒前的沉默，有人说那是令人生畏的伺机猛扑前的冷静。沉默越久，发怒愈烈；冷静时长，扑去更狠。比如几十年后那场“二月逆流”不发则已，一发而不可收，传说拍桌子竟把手指头拍断了。又比如对于“四人帮”冷观十年，不动则已，一动便是抓起来关大狱，叫你此生不得翻身。
当然，这是后话，现在叶剑英面对的是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一百多个军以上参谋长。
他一天没发言，沉默得甚至未咳一声。
散会回来，他立刻召集军事组的人分析情况，研究对策，结合会议中国民党的攻击言论，把原来准备好的材料进行调整补充。
他指令雷英夫完成论战演说稿：“毛主席派你到我身边来，就是知道我需要你。毛主席提出的原则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策略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结合南方局的实际，即以抗战大局为重，拥蒋反何，粉碎蒋介石扩大反共摩擦的阴谋还叫他有苦不敢说，不能说！”
雷英夫心领意会，奋战一通宵。
第二天，会议轮到叶剑英发言时，会场陡然一静。与会者虽然各怀心思，却个个拭目以待，要看看叶剑英如何过此一关。
“委员长，我想讲两个问题。一是作战问题，二是摩擦问题。”叶剑英望定蒋介石，两个人目光碰撞，各无退缩，彼此点点头算是打了个平手。
叶剑英是儒将，发言兼有文人的儒雅和武将的声威；慷慨而不失仪，激昂而不忘礼。
“首先谈作战问题。众所周知，华北战场是整个抗日战场的重点。从战略上讲，十八集团军坚持在华北抗战，在这个战场不斗争一天也呆不住，怎么可能游而不击呢？必然要同敌人作全面斗争！”
蒋介石垂下眼帘作静听状，然而，从黄埔军校时期就与蒋介石打交道的叶剑英明白，蒋介石的习惯是，心里“怦然”才会牵拉下眼皮听人讲话。
“十八集团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按照中共中央和蒋委员长的抗战命令积极奋战，花费巨大代价获得了辉煌成绩。计比较大的战斗二千六百八十九次，歼敌八万余人”叶剑英侃侃道来，总结出几十个数字。蒋介石几次掀眼皮，终于又垂下来。对这些数字他否也不是，不否也不是。叶剑英有言在先，这是按照了蒋委员长的抗战命令，一言不慎就要自打耳光。
“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印发的敌伪广播中，有共同社一篇广播稿，称阿部中将是日本的‘名将之花’，在和我十八集团军‘三天惨烈的血战中，作了悲壮无比的牺牲’，日本‘全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以飨阿部中将之英灵。’”叶剑英借日本人之口又借蒋介石之口“由于十八集团军战功卓著辉煌，多次受到到蒋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的嘉奖”叶剑英边说边取一份份嘉奖电大声宣读。读罢，也将眼光左扫、右扫、横扫一大片“很多人报告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委员长的通令嘉奖你们是没看到还是别有用心？”
“嘀呤”一声，主持会议的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按响电铃，用官腔宣布：“按照规定，三十分钟的发言时间已到。”
叶剑英并不看刘裴，只盯紧蒋介石：“委座，你要求彻查的问题我还没讲完，怎么办？”
蒋介石的目光再次与叶剑英相遇，这一次他没能坚持住，避向一边，望住刘斐：“这样子吧，继续讲下去吧。”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摩擦问题。”叶剑英首先承认各战区和集团军所提出的摩擦事件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而后分析摩擦原因。讲到国民党张荫梧勾结日伪军进攻十八集团军时，蒋介石猛地掀起眼皮：“有这回事吗？”
“有。”叶剑英马上把缴获张荫梧和日伪勾结的来往电文和信件的照片从皮包里拿出来，一件一件宣读，然后双手呈递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低头审视，将军们只能看见那颗剃得青亮的光脑袋，看不清表情。突然，那颗青亮的脑袋下面发出恼羞的一声“嘿——”随这声音，蒋介石的右手在青亮的脑袋上连拍三声脆响。
喜欢剃光头的人在动感情时大多都有拍脑袋的习惯，据科学家研究，那脆响可以表达情绪也有助调节情绪。
但是，蒋介石在共产党代表面前拍脑袋，并且连拍三响，这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不能不说是一种失控失态。
这一来，全场哗然。委座“嘿”出声了，拍响脑袋了，那些有民族之心的将军们便趁势轰然而起，大骂张荫梧，对十八集团军表示同情。叶剑英整整讲了一个半钟头，讲话结束时，那些比较进步正直、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将军们率先起立表示敬意。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在一片桌椅错动声中，起立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是绝大多数。蒋介石不由自主也抬起屁股，他起立得很缓慢，并且温怒地瞪一眼何应钦。何应钦急中生智，马上又瞪一眼刘斐。刘斐还算有眼色，立刻宣布一声：“散会！”
这宣布太突兀、太急促，蒋介石虽然还是觉得丢了面子，不等侍从为他披上斗篷便拂袖而去。
一进周公馆的门，新四军参谋处长萧正岗便蹦了起来，喊着：“嘿，打了个大胜仗！”众人闻声涌来，将他围在中间急切询问。萧正岗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进行“实况转播”正讲到热烈处，电话铃响了。
是委员长侍从室打来的，找叶剑英。
叶剑英接过电话：“喂，我是叶剑英。”
“委员长请叶参谋长来吃晚饭，请不要外出，我们去车接。”
放下电话，大家议论纷纷，对这顿饭猜测一番。有说：“打不过就和”的，也有说“输了不服想再干一场”的。
“文对文，武对武；会要开，饭也要吃的哟。”叶剑英不失诙谐地说着，便刮胡子，换衣服，准备做委员长的座上客。
刚换好衣服，电话铃又响了。
还是侍从室打来的。
“叶参谋长吗？非常抱歉，蒋委员长今晚临时有急事，这次就不请了，改日再请叶参谋长吃饭。”
半个钟头之内，侍从室打来两个电话，突然改变意图，大家为此又是一番议论和猜测，却到底没弄清其中之谜。
四十年后，蒋介石和叶剑英两位当事人都已去世，这个谜才解开。日本和台湾国民党联合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中，有蒋介石1940年3月7日所写日记。他在这天的日记中亲拟了一个对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的“训示”这是在叶剑英发言前拟定的，罗列了十八集团军五大“罪状”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作舆论准备。开会前，他吩咐侍从室给叶剑英打电话。不料，叶剑英会上一篇讲演，把他的计划全打乱了。一回家他便问侍从室电话打了没有？侍从室说刚打过。蒋介石罗列的五大“罪状”早已被叶剑英驳倒，还搞什么“训示”？搞不了“训示”还请什么容？
叶剑英不曾吃上蒋介石的请，却吃了董必武和博古几句夸赞。
董必武眯着笑眼，胡子在嘴角欢快地蠕动着说：“参座，这个这个，打了个大胜仗，叫做叶剑公舌战群儒。”
博古在一旁点头：“这叫大将出马，老将（蒋）亏输。”
“七大”召开时，毛泽东提议把叶剑英选入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曾讲了这样一段意思的话：“叶在历史上有两大功劳：在草地上反对张国焘搞分裂，救了我的命，救了党的命。抗战时期，‘叶剑公舌战群儒’，获得了绝大多数同情，这就是大胜仗。他这篇发言，建议参加‘七大’的各战区负责人都看看。我说此人大事不糊涂。”
毛泽东讲了话，叶剑英自然就进了中央委员会。
但是，叶剑英从来不曾忘记这篇讲话稿是谁写的，以及这个人从哪里来的。
他向董必武、博古夸耀这位年轻参谋：“他是毛主席推荐来的，文章是他写的，功劳是他的。”
他向回到重庆的周恩来介绍：“英夫有水平，有能力，帮了我大忙。”
周恩来说：“他是毛主席推荐的。”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写了“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有名诗句，1月18日，周恩来感到还有很多人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弄不清楚，急需赶写一个彻底揭露国民党阴谋，将真相公诸于天下的传单。
叶剑英手指英夫：“还是你来，小雷，你来搞。”
又是一个不眠的通宵，一份六千余字的传单稿写出来——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周恩来阅后连称：“好好好。既有立场又有策略，揭了国民党底子，恰到好处。”周恩来在草稿上亲笔修改四处，立刻付印发出。传单在重庆引起轰动，为得一传单，有人竟出二百元！
“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奉调回延安任军委参谋长，他对雷英夫说：“你跟我回延安去，我给你安排个合适位置。”
康生你要注意，他是毛主席推荐的人
一天，叶剑英去见毛泽东，发现毛泽东桌上放着一份解放日报。谈话中，毛泽东问叶剑英：“这篇文章你看过吗？”
叶剑英探身过去望一眼，那是雷英夫所写纪念苏德战争爆发一周年的文章。
“看过了，是小雷写的。”
“他现在怎么样了？”
“在总参谋作战处当一段科长，后来成立资料室，又去资料室当一段时间主任。我工作中还是需要他，又调来身边当秘书了。他还兼解放日报军事副刊的编辑。”
“噢。”毛泽东点点头。
“主席给我推荐了个好人材。”
“我想见见他呢。”
“我带他来？”
“不要了，我到你们那里去看看。”
在延安，能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是很大的荣誉。消息在王家坪传开，成了大新闻。
八路军总部在王家坪为毛泽东组织了跳舞晚会，晚会开始前，朱德和叶剑英对雷英夫说：“主席已经来了，等你呢。”
雷英夫脸孔立刻通红。陕北六月的傍晚，凉风习习，他的鼻子上却渗出了小汗粒，又兴奋又慌张。跟着朱德、叶剑英走，一边嘀哈：“说啥呢？我说啥呢？”
他突然住了口，那一刻他已经望见毛泽东，并且两眼一下子就和毛泽东的目光相遇了。几十年后，他回忆那一刻，印象仍是鲜明如新。那时毛泽东仍蓄着长发，脸色黑里透红，眼睛黑白分明，显得格外亮。衣服上有几块不起眼的小补丁，裤腿上却是赫然两块大补丁，望着他微微笑，微微点头。
“主席，英夫同志来了。”叶剑英伸开右臂让雷英夫上前，介绍着。
“认识认识。”毛泽东一直在打量着雷英夫，脸上始终带着一种长者的温和的微笑“英夫同志，你好吧？”
“好，主席”雷英夫胸中的热血一个劲儿地涌动，热潮一浪接一浪向上翻。挤满了喉咙竟说不出话来，全身直冒汗。当他握住毛泽东的手时，不得不张开嘴呼吸，否则简直要晕了。
“你那篇纪念苏德战争一周年的文章我看了。”
“嗯、嗯。”雷英夫机械地从鼻子里发出应声。
“你的文章反映了我党的观点，文字也通顺，我看了很高兴。”
“是，是的”雷英夫附合两声，才突然发现不妥，汗顿时淌得更多，竟顺了脸颊淌下来。“不不，写得不好”“你热吗？”
“不，不热。”雷英夫下意识地用衣袖在脸上抹一把。
“文章写得好就是好嘛，不好我也不会说好。”
“是报社给我的任务，凑了一篇，也算不上好。”
“挺好挺好。”毛泽东抬眼望一下叶剑英，想起了什么似地问“哎，听叶参座讲，他舌战群儒那篇稿子也是你写的？”
“不是不是”雷英夫忙不迭摇头，并且源一眼叶剑英。
叶剑英在毛泽东面前还比较规矩恭敬，从没有大笑大嚷的情况，只是微微地笑，轻声慢语地讲话：“哎，是你写的就是你写的嘛，在主席面前说话要老实，乱谦虚可不行。”
叶剑英这段话给雷英夫印象深，影响大。后来接触多了，他发现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有这个特点：任何事情，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只要讲实话便好，不讲实话就要挨批评，甚至被赶走。
“我动了动笔，其实算不得我写。”雷英夫见毛泽东不再笑，认真打量自己，忙作解释：“方针、政策和策略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报纸和文件上都有。以此为核心，结合南方斗争实际，这种结合是周副主席、叶参谋长和南方局完成的，也都早写成文字，我只是抄抄写写，剪剪贴贴，一晚上就赶出来的，好粗糙。这可不能算我写出来的呀”
“哈哈哈，”毛泽东重新笑了，笑出了声，望一眼叶剑英“天下文章一大抄，啊？就看会抄不会抄。叶参座立了一大功，也有你一份儿，文章我看过，抄抄是有，还有写写嘛，也不全是抄，方针、政策定了，你当然不能另搞一套，但全部文章的完成，你还是抄得少，写得多嘛。”
于是，雷英夫眼圈红了，毛泽东太知心了，你哪怕是做了一点工作，稍稍有些建树，他全理解、全知道！
以后，雷英夫接触毛泽东越多，越感到毛泽东既是普通人，又是高出所有人的巨人，有两件事给他印象极深。
彭德怀为了部队过不过黄河的问题，曾和毛泽东发生一次激烈争吵，彭老总的脾气是有名的，一旦上来劲，脖子便硬挺挺地伸出来，那是谁也休想扭弯的，并且虎威虎势地瞪圆一双眼，吼起来真是打雷一般。光吼也罢了，他平时不骂人，吼急了就会骂出口。也许他自己不觉得，挨骂的人却不舒服。这不算完，他还拍桌子，就对着毛泽东脸红脖子粗地拍桌子。但是，毛泽东只坚持意见，言词尖厉，却不拍桌子不骂人。
换一个场合就不同了。
有一次，美国派到延安的观察组负责人同毛泽东谈话。议论形势，议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双方谈得不大投机。
美国观察组负责人见谈不拢，便加重些语气，略含威吓地劝道：“你们最明确的办法，就是解散自己的政府，到国民党蒋介石的政府里去做官，否则是没出路的。”
毛泽东愠怒地望住这位美国人：“你再说一遍？”
美国人以为毛泽东没听清，重复了一遍。
毛泽东将手在空中断然劈下：“那么我告诉你，蒋介石是王八蛋！”
在延安，雷英夫工作在叶剑英身边，认识了一大批军队里的高级将领。
陈毅是个性格开朗，热情豪放的将军，每次见到毛泽东，必然碰响脚跟立正，用军人特有的大嗓门说：“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只要一笑，做个手势，他便立刻“解放”了，随随便便，自由自在。他讲话总是夹着笑声，说不了几句必要哈哈大笑一阵，而且眉飞色舞，手势翻飞。
但他从不喊报告，也讨厌别人喊报告。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上级，立正可以，报告不喊。
建国后，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布条令条例，其中便有这个“报告”陈毅大反这个“报告”说这是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有人提醒：“这是从苏联学来的。”他便接口一句：“学来一套形式主义！”
“总司令啊，咱们俩可快分心喽。”陈毅一脸忧伤。
“啥子分心么？”朱德是红军之父，被多数同志视为忠厚长者。
“我们军队上上下下都是以心相见，自然得很。闹了这一套，以后我陈毅都不好跟你总司令谈话啰。”
“哪个不跟你谈哟，有啥子话就谈嘛。”
“报告总司令！”陈毅一个立正敬礼，按照条例大声报告“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向你报告！”
朱德没防备，怔了怔。
“远喽。”陈毅的手从帽檐旁离开，沮丧地一甩“就这么一报告，我们还怎么谈心？不谈心怎么知心？不知心怎么一条心？”
“该报告的报告，该谈心的谈心，你这个胖子，啥子时候也学会钻牛角尖了？”朱德完全像兄长劝兄弟一样。
“远喽，分心喽。”陈毅还是忍不住忧伤。当然，条令条例颁布后他也严格照着做了，他不喜欢喊“报告”那是对过去戎马生涯的怀恋。
过去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将军们千人千姓却完全亲如兄弟，打起仗来纪律严明，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下来相处却亲密随便得很。雷英夫说：“陈赓是有名的玩笑大王，调皮鬼。我们常见他跟大家开玩笑，有时当着朱总司令的面，就把康克清‘抓’过来开玩笑。”
陈赓是员骁将，是难得的人才。战功卓著，有许多突出贡献。他又是一位传奇式的将军。也难怪，他性格活泼热烈，洒脱不羁，人又聪明伶俐，惨烈的战斗之后，常喜欢来点童习未泯的“淘气”于是那骁将的英名上便又多了许多传奇的色彩。
但是陈赓也有怕的时候，他怕三个人。
当然，这个怕都该是加引号的“怕”
第一是怕毛泽东。见了毛泽东总是规规矩矩，再不敢出洋相。因为毛泽东是全党全军公认的无可替代的领袖。毛泽东虽然也有诙谐幽默的时候，那是“有身份的幽默”决不是乱开玩笑。陈赓见了毛泽东历来是“大人样子”
见了周恩来，陈赓就是“小孩样子”了“小孩样子”虽然敢“淘气”毕竟他也还是怕周恩来的。
周恩来不像毛泽东那样有脾气。他对下级宽容体贴，但也不失严肃，何况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须叫周恩来老师呢。
多少年后，陈赓已经结了婚，成为著名将领，仍然改不了那活泼性格。哪怕是开会的严肃场合，他有时仍忍不住开玩笑。
一次，周恩来主持会议，别人发言，陈赓又在下面悄悄开起玩笑。上面开大会，下面在开“小会”忽听周恩来严肃地一声“陈赓，你严肃一些！”陈赓一吐舌头，便缩肩低头不敢吱声了。
陈赓第三就是怕彭德怀。彭德怀生性严厉耿直，不苟言笑，特别是对领导干部，要求极严。他对士兵笑的时候多，从不吼骂，对领导干部则不然，连毛泽东他都敢骂，还有谁他不敢骂？
陈赓不知厉害，有次休息时跟彭德怀开玩笑，讲个“荤”故事逗乐。不料，彭德怀根本没笑，眼一瞪，圆鼓鼓的吓人。
“陈赓，你是个流氓！”彭德怀声色俱厉。
从此，陈赓见了彭德怀就老实了，再不敢乱开玩笑。但也决不是心有隔阂，性格上的不同并不妨碍友谊，就连彭德怀的爱人，还是陈赓给介绍的呢。
陈赓的怕毕竟是加引号的“怕”这一点谁都不难看出。延安许多干部怕康生，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怕了。
在延安，康生是社会部部长，整人整出了名。有人说：康生整人比杀人还狠，整共产党比整国民党还狠。这话不假。
康生整人能整得你不想活，宁愿自杀。有不少人被他整得自杀。他整共产党员，老虎凳、辣椒水，甚至灌大粪严刑逼供，使不少人提起“抢救”运动便谈虎色变。抓住国民党兵还讲优待俘虏呢，康生整人可从来不讲什么优待，就连雷英夫这样的人也不放过。
1942年到1943年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康生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四川回到延安参加“抢救”运动的人，有的受不了严刑拷问，被逼得乱说乱供，说四川党是国民党搞的，是假党，实际上是特务组织。据此，康生就把四川党诬之为“红旗党”即打着红旗的国民党。进而对四川党的人，甚至从南方局回来的大多数白区工作的党员倍加折磨，造成严重后果。
雷英夫从重庆回来，自然不能幸免。康生把他列入黑名单。康生有句口头禅，在延安就出了名，到“文化革命”中就更是尽人皆知了：“我一看某某就像个特务！”
对雷英夫的审查开始了。因为他正在叶剑英身边工作，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所以康生不能不向周恩来、叶剑英打招呼。“这个雷英夫我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好人，准是国民党特务！是个战略特务！”康生两只眼在眼镜片后面闪着黑森森的波光。
“不可能嘛。”周恩来解释“我们在重庆，好多机要工作都是雷英夫操办的，没出什么差错。他要是特务，我们还活得成吗？”
“你不耍胡来，”叶剑英火气要大些，语气也硬得多“这么搞就乱了！”
“他是三八式。”康生不紧不慢地说着，声音不高却又冷又硬“是不是特务，社会部会审查清楚的。”
延安“抢救”运动中，三八式干部是“抢救”重点，不被抢救的极少。尤其是四川党组织在1938年受王明右倾思想影响，这是工作中的缺点，发展党员降低标准，怎么成为打叛徒特务的依据呢？何况雷英夫并不是在四川入党。
雷英夫受到严厉审查。若不是周恩来、叶剑英讲过话，他可能免不了受严刑逼供。虽无皮肉之苦，精神上的痛苦却很大。
滕代运知道了这件事。他懂得怎么对付康生，他要帮助雷英夫过关。
“康生同志，雷英夫可是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人。”滕代远一本正经提醒。
“我知道。”康生毫不在意。
“他是周副主席带来叶参座的人。”滕代远耷拉着眼皮继续提醒。
“我知道。”康生语气里露出不耐烦。
滕代远忽然伸出右手食指，在康生鼻子下方朝他心口窝的方向戳两下，煞有介事地压低了声音：“康生你要注意，他是毛主席推荐的人，主席向恩来推荐给叶参座，你——”
“这我可不知道啊！”康生一下子沉不住气，脱口便叫出声。滕代远深奥莫测地一笑了之。康生明知受了戏弄，也不好发作，赶紧找有关人员宣布：“雷英夫的问题全审清了，不要再搞了。”
斯大林犯了大错，杜鲁门也犯了大错，只有毛泽东最高明
1950年8月的一天。
在中南海居仁堂，进门楼沿一条小径向里去，左侧是彭德怀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右侧有一排戒备森严的平房，被人称为“白虎节堂”进中南海难，进“白虎节堂”更难。这里是总参作战室。
作战室里，大方桌上，玻璃板下压了军事地图。墙壁上也挂满了地图和各种表册资料。几名参谋翻阅资料，研究军事地图，偶尔议论几句，气氛肃穆而紧张。
雷英夫拿了一支粗大的红蓝铅笔，轻轻在左手心上敲，凝望地图沉思默想。双眉时而凝聚，时而高扬，迅即又沉落下来。
他现在已经是作战室主任。抗战胜利后，他做周恩来的随从参谋到重庆。停战协议签订后，随叶剑英到北京参加执行部工作。内战全面爆发，他要求上前线，叶剑英说：“那好，有个条件，要随叫随到不能讲价钱。”1949年底，周恩来发电报调他进京，做了总理办公室军事参谋兼总参作战室主任。
现在，他凝神注视的地图，不是西藏地区，不是新疆地区，不是云贵川，也不是东南沿海各岛屿，尽管那里麻烦事情很多
他看的是与东北毗连的朝鲜半岛。
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专注地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朝鲜半岛？是各种情报还是战争局势？人民军已经打到洛东江，釜山似乎指日可下。金日成发表文告，报纸社论也宣布八月份是朝鲜人民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个月份，也许正因为形势好，对形势的估计更好，甚至是“太好”了，他本能地产生了担忧和疑虑。这是真正军人的本能。
参谋们也是一样的感觉，议论声不时传人耳来：“主力全调到了釜山三角洲，后方全空了”
“驻日本的这两个师显然是预备队，可是至今未动。”
“朝鲜的地形很不利啊，像个冬瓜”
雷英夫霍然一惊，脑海里蓦地跳出一副画面：那是北京售货员卖冬瓜，举起刀向冬瓜猛力切下，一刀两断，拿起半截上了秤。
“哈里曼和沃尔特斯已经到了东京吗？”雷英夫急切地问。
“昨天已经到达。”有人回答。
艾夫里尔哈里曼是美国杜鲁门总统的顾问，弗农沃尔特斯是哈里曼的军事助手。
“看来，美国人是要有大的阴谋和行动了。”雷英夫不无忧虑地皱起眉，手中那支粗大的红蓝铅笔在面前摆一下“我们一起讨论讨论，把情况汇总一下，摆出几条来，看看他们可能干什么？”
几乎就是在同一天，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餐厅里，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刚刚吃过早饭，这位七十岁的将军用餐巾擦擦手，用贵族的姿态将餐巾向餐桌上轻轻一放，两眼望定了哈里曼。
这位总统顾问也丢下了餐巾，将身体朝椅背上靠去，像是要等待什么重大事件的发生。
“我不相信像美国这样一个大国，竟不能满足我微不足道的军需补给的要求。”麦克阿瑟毫不掩饰他的怨愤。在美国的领导人物中，再没有谁能够像麦克阿瑟与杜鲁门那样互相厌恶的了。杜鲁门曾诅咒：“二次世界大战怎么没叫麦克阿瑟当烈士呢！”麦克阿瑟也一直指责杜鲁门“忽视亚洲”
“告诉总统，”麦克阿瑟用一种骄矜自信的大口气说：“如果他能满足我这微不足道的要求，我就在9月15日涨潮时在仁川登陆，以这次登陆为铁锤，以第八军为铁砧，把北朝鲜军队砸得粉碎！”
哈里曼怔怔地望着麦克阿瑟，半晌没作声。
沃尔特斯事后曾说：“当时，我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在居仁堂总参作战室内，紧张的分析研究延续到下午，终于告一段落。
意见归纳出六条，结论也已经产生，而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然而，这意见只是禁闭于作战室的文件里，约束在作战室的参谋之间。
要不要让这意见走出作战室？
雷英夫望一眼门外戒备森严的卫兵，开始在屋里踱步。他犹豫，越犹豫越禁不住要反复思考作战室讨论的意见。
这种犹豫是有历史和传统的原因的。
从红军时期开始，决定战略战术的是统帅人物，设谋、划策、直到具体指挥作战，都是统帅和指挥官完成，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更是如此，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大军事家、大策略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无论战略还是具体战役上的决策都是由他作出。解放战争时期雷英夫到部队去作战，不在统帅身边。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到陕北的军事参谋张清华向他介绍，无论西北战场，还是全国各战区各战场，都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出决策并实施指挥。参谋人员只为决策提供情况和意见，做一些具体技术工作，比如收发电文、统计数字、整理资料等。
“参谋人贝从未参与过决策指挥。”张清华作证说。
现在形势在发展，总参谋部有所扩大，也不过二十来个人，作战室的意见一提出，就意味着将开始参与决策指挥。
难怪雷英夫要犹豫再三。
无论怎么说，建国了，统帅人物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集中主要精力将目光盯住军事作战。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需要他们去思考处理，总参应该按照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负起他的责任。
天黑时，雷英夫拿定主意，到西花厅面见周恩来。
“总理，我们作战室反复研究，认为朝鲜战场埋伏着很大危险。”雷英夫小声报告。
“唔？”周恩来微有震动，望住雷英夫“有什么发现吗？”
“我们发现美国人很可能要搞登陆作战。”
周恩来的目光在雷英夫脸上停留几秒，忽然一闪，走向地图前，很快地说：“你讲吧。”
“我们分析归纳出六条根据。”雷英夫指点地图“麦克阿瑟把美伪主力十几个师都摆在了釜山三角洲的滩头阵地上，我们计算一下，平均八平方公里摆一个师，他的一个师差不多二万人。这些部队既不走，也不增援，固守阵地，干什么？从战略上看，势将吸引住朝鲜人民军的全部主力。我们怕这是有战略意图的。”
周恩来沉思着微微点头。
“美国驻日本的这两个师，是他的预备队，战斗力很强。根据情报，这两个师没有增援朝鲜战场的动向。朝鲜如果被解放，按常理下一个就轮到日本，但这两个师也没作防守日本的准备。他们要干什么？”雷英夫停顿片刻，手指在日本轻轻一点“这两个师，有一个师是陆战队。”
周恩来的眉毛一下子拧紧，显然明白了其中的含意。
“第三，麦克阿瑟和他的第八集团军都是登陆作战的老手，靠这手他在太平洋战争中叫日本人吃尽苦头，一败再败。他对登陆作战不仅有丰富经验，而且海空力量又占绝对优势。还有一条，这个人绰号是‘堑壕里的士兵’，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止一次冲在士兵前边，一年里两次负伤，获得七枚银星奖章。这个人勇敢，喜欢冒险。战后有一次他在纽约被一个抢劫者拦住。说：‘年轻人，有点胆量，你把手里的枪放下，咱们公正交手，你就用搏斗来抢我的钱吧。”抢劫者听到这声音，忽然立正敬礼，原来他是一个退伍兵，认出了面前的老头儿是麦克阿瑟将军。他说：‘你穿便衣，我没认出来，你一说话，我就认出来了。只有麦克阿瑟将军能说出这样的话’。”雷英夫介绍完麦克阿瑟的禀性，又把手指向地图。“他登陆作战，攻占尼多罗岛、吕宋岛以及其它几个岛屿时，五角大楼曾说太冒险，但他都干了，并获得成功。”
周恩来再次沉思着点头：“他当然要千方百计发挥他的长处。”
“第四，朝鲜半岛南北长三千里，而东西最窄处只有一百多公里，像个冬瓜。”雷英夫讲到这里，不禁又想起北京菜市场卖冬瓜的情景，他皱起眉头，把手像刀一样拦腰切在朝鲜半岛“最利于分割、而登陆点又很多，元山、铺南浦、仁川、群山港”
“会在哪里登陆呢？”周恩来沉吟着思索。
“朝鲜人民军打得很英勇，打到洛东江，主力全投入釜山一带，后方很空虚。我们分析西海岩的仁川是麦克阿瑟的登陆点。这里人民军没有多少部队，是汉城的外港，又是战略要地，这里的湖水落差大，地势危险复杂，容易被忽视，而麦克阿瑟恰恰是喜欢冒险并且喜欢搞出人意料的惊人之举！”
周恩来沉思良久，眼皮一眨：“说下去，说完卜
雷英夫不再看地图，转望周恩来：“第六条，迄今为止，无论朝鲜还是苏联对敌人这一手似乎都没有很好的精神准备。金日成发表文告，报纸社论也这样宣布，八月是彻底胜利的一个月份。我们分析认为，表面形势很好，实则极险，一旦美国在仁川登陆。切断给养和退路，人民军主力就会被包围那是绝境，会出大乱子。”
雷英夫话音未落，周恩来即大步走向电话机正要抓电话，恰好电话铃响了。
“我是周恩来”他手握话筒，瞟一眼站... -->>
雷英夫曾任周恩来总理的军事秘书。在延安时，他被毛主席看中，一直在中央和军队的重要部门工作。本文以他的切身经历，讲述了他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共和国缔造者身边工作的情况，披露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有的发人深思，有的让人感动不已，是一部难得的文学史记。
毛泽东带来的机遇
一个人在事业上有多大作为，多少成就，并非单纯取决于他所具备的德才，有些时候，机遇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来到延安抗大参谋训练队讲课，使雷英夫获得一次机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机遇影响了他的整个一生。
那天早晨，训练队集合，青年班又是第一个列队完毕。青年们朝气足，搞什么活动都当突击队，争第一。集合听课也不例外。雷英夫是青年班班长，按照队列要求，班长是坐在前面第一个。
毛泽东在代总参谋长滕代运将军陪同下来到课堂。他讲课前习惯先朝学员们扫视一遍，雷英夫清楚地记得，那目光在自己脸上一掠而过，并没有特殊的停留。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讲这句话时，下面响起一阵翻笔记的沙沙声。他停顿一下，待学员们都做好准备，才吮吮下唇继续讲下去。
毛泽东讲课是生动的，语言生动，表情也生动。不但要讲明道理，而且善于用眼神与听众交流感情。当他要阐明某个理论问题时，先用疑问的目光从学员们脸孔上缓缓滑过，调动他们跟自己一道来思考，接着，双眼一眨，目光便投向遥远的天际，脸上显出一种哲学家那郁郁的思考之情并讲出一番道理。如果谈起形势和奋斗目标，讲到激昂之处就会不断地将大手从肩上朝前劈，朝前推，仿佛要劈出一条路，推到几座山。倘若讲到了得意处，他也会很自然地将双手背到身后，摇晃起身子，头和右肩向上一耸又一耸
可是，谁也不曾想到，他其实是很注意观察课堂和那些听讲的学员们的。他注意到有的学员始终不曾抬头，而是忙于记录；其中不乏文化程度低，记录吃力者；也不乏这样的人，记录虽然快，却毫无重点地试图记下所有能记下来的话。他还注意到了一个青年
这个青年就是雷英夫。雷英夫并不知道毛泽东对他产生的兴趣，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上，时而凝视毛泽东，时而俯首在笔记本上迅速记下几个字。
课堂休息时，毛泽东一边喝茶，一边低声问滕代远：“那个娃娃叫什么？”
滕代远顺毛泽东示意的方向望一望说：“雷英夫。”
“噢。”毛泽东放下茶杯时，很随便地吩咐一声“回头你调几名学员的笔记本给我看看，把那个娃娃的也拿来。”
果然，毛泽东阅过那些笔记本后，向滕代远问道：“这个娃娃的情况你了解吗？”
滕代远看清毛泽东拿的雷英夫的笔记本，他已有了准备，不慌不忙点点头说：“了解，他是河南人，在洛阳中学读书，只读了一年半的初级中学，因为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差十六元钱，学校催了几次，他凑不齐，只好退学了。”
“噢。”
毛泽东皱起眉头，目光里带着同情。他当年去长沙求学也是四处借钱，深知其中的滋味。“后来呢？”
“想当铁路上的扳道工，没人作保，铁路上不要。又想当小学教员，也没活动成。考上了文书，没保人。又没做成。后来到西安布庄当学徒，四年才能出师。可他只做了一年就跟老板吵翻了。正是深更半夜，老板说：‘有骨气你就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他啐了老板一口，回头就走了。”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毛泽东讲得抑扬顿挫，很动感情。将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碰，说：“等他毕业，调我身边工作，就当参谋。”
雷英夫事后很久才知道了这个全过程。不过，他没能给毛泽东当参谋。
1939年8月左右，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叶剑英已经在重庆展开工作，他那里需要两名参谋帮助工作。”
“好好，我给你推荐两个。”毛泽东连连点头“参谋训练队有个十八岁的娃娃，叫雷英夫，很好，很突出，对军事有一定研究你看怎么样？”
“主席推荐的还能差吗？就是他了。”
1939年9月，雷英夫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到，给叶剑英做军事参谋，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十八集团军参谋。
然而，他着手工作时，第一个打交道的人却不是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人物。
就在他报到不久，大约是1930年10月的一天，周公馆里忽然闯入一个陌生人。
“喂，你找谁？”雷英夫匆匆迎上去，拦住这个陌生人。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陌生人打量着雷英夫，略犹豫片刻，吞吞吐吐说：“我——我想，找叶剑英谈谈。”
雷英夫没有继续问，默默审视对方。这个陌生人个子很高，比他高出半头，足有一米八，面孔白皙清秀，戴一副金丝眼镜，穿着皮夹克和笔挺的西装裤子，裤线直直地对着鞋尖，那皮鞋也是探得油黑锃亮。看他这副长相像个公子哥。不过，目光却是诚实的。
“你叫什么？干什么的？”雷英夫问话时，始终盯住对方的眼睛。
“我叫张蔚林我找叶剑英参谋长。”
“你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雷英夫坚持先问明情况。
对方沉默着，与雷英夫对视，像是较量谁更有韧性。忽然，他将目光向旁边闪开，声音又轻又快地喃喃一句：“我从那边来的，军统局。”
雷英夫一下子张开了嘴巴，但他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打入军统局的女特工
位于重庆市中山四路的曾家岩五十号，是一栋三层小楼。1938年底，周恩来到重庆后，为了便于工作，以个人名义租下这栋楼房，当时被人称为“周公馆”实际是周恩来及中共南方局在城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
周公馆背靠嘉陵江，右侧是国民党军充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门前为一条狭窄小街，街上游逛的茶客酒徒各色小贩，有不少都是国民党特务所扮。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工作，不能不一百二十分地警惕。这名自称张蔚林的陌生人闯入，早已惊动了中共南方局的人们。特别是张蔚林将下巴朝周公馆右侧方向一努，说明“我从那边来，军统局。”雷英夫不啻听了一声炸雷。
“你跟我来。”
雷英夫把这位军统特务引入一间房，马上向叶剑英汇报了情况，并提出建议：“从接触看，这个人态度还比较自然，诚实。不过，斗争复杂，军统又是我们的死对头，不能轻易相信，但也不要轻易放过，可以做做工作，审查一下。”
“好。”叶剑英点点头“就由你先去挡一阵，设法搞清事实。”
雷英夫迅速回到房间，态度变得温和，但也不掩饰疑问的目光：“你先谈谈，你为什么要到这边来？都有什么打算？”
张蔚林明白这是必要的手续，呷口茶，轻轻叹口气说：“我原来就是共产党员，是上海地下党的，由于党组织遭破坏，与党失去了联系。为了解决生计，我考上了军统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到皖南，以后又调来重庆，在军统局电讯总台工作。国民党太腐败，军统局内部尤其黑暗，我想回共产党，想参加八路军，我希望能到延安去”
问答过程中，雷英夫已经想好了进一步审查的题目，话锋一转，开始询问张蔚林有关军统局的情况：“你了解军统局的编制情况吗？”
张蔚林尽自己所知作了回答。
看来，他确实是老实的。雷英夫将张蔚林提供的情况与我们掌握的情况迅速对比，并且继续出题目，询问了有关驻地、负责人、活动情况等。谈话越来越涉及到机密。
“好吧，张蔚林，你的情况我们研究一下，过两天你再来，那时我们再答复你。”
可以看出，张蔚林想见叶剑英，想回到共产党组织里来的心情是迫切的，但他还是忍住了。他明白组织审查的原则。
当时，周恩来因为在延安摔伤胳搏，到苏联治疗去了。叶剑英负责处理此事，召集军事组有关人员作了研究。当张蔚林第二天来周公馆时，即由曾希圣和英雷夫一道接待。
曾希圣负责技术侦察工作，当时正有几份密码破译不出来，向张蔚林提问一些有关机密问题后，忽然提出一个请求：“为了证明你的决心，你能把国民党的密码搞出来给我们一份吗？”
张蔚林想了想，说：“可以。”
三天后，张蔚林又来了，果真搞来了密码本，而且还带了一个人来。
“他叫冯传庆，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要求回到共产党这边来。”
“我恨透了国民党，一天也不想在那边呆了。你们介绍我去延安吧！”冯传庆迫不及待地要求。
这工夫，曾希圣已拿了密码本去核实，立刻破译了国民党的密码电报，获得重大情报。他掩饰不住激动心情，飞报叶剑英。叶剑英闻讯，立刻来到雷英夫住的房间。
“叶剑英同志来看你们了。”曾希圣小声介绍。
“同志们，我代表共产党，代表八路军，欢迎你们过来！”叶剑英边说边伸出两只手同张蔚林、冯传庆—一握手。
“叶参谋长，我要求恢复党籍。”张蔚林眼里闪出激动的波光，一开始就提出这个最迫切的要求。
“我也要求加入共产党，我要去延安。”冯传庆心里念念不忘延安那块圣地。
叶剑英想了想说：“按照组织原则，没有旁证是无法恢复党籍的，党组织热烈欢迎你们，重新入党好吗？我愿意做你们的入党介绍人。”
非常时期，入党手续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就在曾家岩五十号雷英夫住的房间里，一次入党仪式秘密而又简单地举行了。雷英夫在门口放哨，叶剑英和曾希圣做介绍人，带着张蔚林、冯传庆向党旗宣誓。
这件事只有叶剑英、曾希圣和雷英夫三个人知道，并且严格规定，只限他们三人知道。
宣誓后，叶剑英、曾希圣同张蔚林、冯传庆再次热烈握手。叶剑英说：“根据斗争的需要，你们暂时不要去延安，要继续留在军统内部为党工作，这样对党的事业更有利，对革命工作的贡献更大”
以后，张蔚林和冯传庆便经常将国民党及军统局的重大情报送到周公馆。每当军统局电台换了密码时，他们便将新密码本及时送来，使共产党能及时破译敌人的密码电报。
军统局电讯总台及张蔚林、冯传庆的住地距周公馆不远，经常有特务盯梢，这种情况下张蔚林和冯传庆来多了，容易暴露，工作难以长久。雷英夫将自己的忧虑报告叶剑英，叶剑英也正为此事担忧，他思考着说：“最好能有另外一个人负责联络，这样更有利于他们俩的隐蔽和安全。”
正当叶剑英想选择一名联络员时，恰好接到延安的通知：延安总部特派黎琳到重庆做统战工作。
“这不是延安那个‘干一场’吗？”叶剑英看到通知，不禁叫起来。
“没错，是她。她跟刘革非是同学。”雷英夫证实道。后来刘革非做了他的妻子。”她在延安整天唱‘干一场’，现在真要干一场了。”
黎琳原名余硕卿，姐夫是国民党川军的一个师长，黎琳思想进步，是个热血姑娘，且又性格泼辣，意志刚强。在延安学习期间，整天唱的一支歌是：“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好猖狂，昨天烧了李家寨，今天又烧王家庄。这样活著有啥用？拿起刀枪干一场！”她一天到晚唱，唱到“干一场”还常常用小拳头往下砸去。久而久之，大家便都叫她“干一场。”并且因此而闻名于许多首长。
黎琳一到重庆，叶剑英便召集曾希圣、雷英夫研究：“我看‘干一场’是个难得的好对象，立场坚定，人又聪明机智，她姐夫是国民党师长，她对国民党官场上的情况也能了解一些，容易适应。”
“她姐夫的统战工作别人可以代替，黎琳的工作任务要变动一下，可以起更大作用。”雷英夫说着，试探着说出建议“她到川军那里是家属身份，换个地方，到张蔚林那里也可以以家属面貌出现嘛。”
叶剑英思考片刻，下定决心道：“好，叫她变成军统家属，当张蔚林的妹妹，就是从上海来找哥哥的！”
于是，黎琳的任务就这样改变了，由做统战工作改为做特务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她改名张露萍去见“哥哥”张蔚林。
这样，闻名延安的“干一场”便突然销声匿迹了，而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站的张蔚林家里，却出现了一位玲珑秀丽的姑娘，叫张露萍，从上海来，在“哥哥”的家里长住下来。
张露萍在“哥哥”家里住下后，大批国民党的核心机密便源源不断地流入周公馆，传到延安。
有了“妹妹”张蔚林便遵照组织意见，不再来周公馆，可是1940年1月底，他忽然又跑到周公馆，并且神色慌张。
找到曾希圣，他慌慌张张地说：“糟了，我不小心，把电台上的一个电子管烧了，怎么办？”
曾希圣不以为然道：“烧电子管的事经常有，买一个换了就行。”
如果张蔚林不曾秘密入党，不曾盗走国民党大量核心机密，烧个电子管确实不算事。但他缺少秘密工作的经验，本来心里有事，再烧个电子管就更沉不住气了。自我感觉是件大事，便慌张起来：“不行，我怕他们会怀疑。我能不能离开这里到延安去？”
“沉住气。”曾希圣安慰鼓励他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务工作出点差错是常有的。你还要回去，尽快回去，一定要沉住气，只要你沉住气，敌人不会怀疑。”
张蔚林回去了。但他回去后仍然沉不住气，举止表情反常。这样一来，果然引起敌人怀疑，马上派人去他家里搜查，并且查到了可疑的东西，一方面监视住张蔚林。另一方面又派人到冯传庆家中。敌人知道冯传庆是张蔚林的密友，要先抓住冯传庆审明情况。冯传庆发现敌人来包围，便翻墙出逃，跑到周公馆，气喘吁吁，一定要见叶剑英和曾希圣。当时是周恩来的秘书、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陈家康接待的。陈家康见他点名要见叶剑英，便一再追问：“你找叶剑英究竟要干什么？”
冯传庆焦急中，讲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情况，恳求说：“我已经暴露，军统局正在抓我，希望你们救救我，送我到解放区去。”
陈家康见事情重大，便去报告叶剑英。叶剑英听到报告，忙出来见冯传庆，冯传庆一把抓住叶剑英的手“帮帮我吧！”叶剑英握住他的手安慰说：“沉住气，要坚定立场，你准备到延安去。”
事情紧急，叶剑英把自己的皮袍拿出来送给冯传庆，又给了他文明根和墨镜，叫他化了装，然后吩咐说：“你赶快走，尽快过江，我们已经派人给你雇了船。”然后，叶剑英又亲手交给他二百元钱，一再叮嘱：“你这身穿戴是有钱有身份的穿戴，记住，沿路一定要住高级旅馆吃高级饭，千万不要舍不得花钱，不能到不符合你身份的地方去。”
本来，过了江就完全可以脱身走掉，但是冯传庆缺少地下工作经验，又不像某些革命老者那么能在复杂斗争环境中吃苦并连续战斗。过江后，他实在太疲劳了，见江边有个渔民搭的草棚，就钻进去想歇口气，一歇便睡着了。
一位早起打渔的渔民，怔怔地立在草棚口打量棚子里的不速之客。是有些太惹眼了，穿了那么高级华贵的皮袍，还有显示身份的文明棍和墨镜，在偌大一个重庆市，哪里不能睡觉，却委屈到这脏而又腥的小草棚里？
汉奸？八成是汉奸！渔民警惕了，并且联想到日本飞机的轰炸，联想到沿江常有汉奸为日本飞机打信号，指示目标
他放轻脚步走开，走出不远便跑起来，很快引来警察，将仍然沉睡未醒的冯传庆抓住了。
当时，军统局已经在通缉冯传庆。他被警察抓住，审问中，几经转折，查明不是汉奸，而是正在被通缉的冯传庆，于是便送到军统特务系统归案。
消息很快被周公馆的人得知。张蔚林和冯传庆被捕，张露萍恰好去成都看她姐夫去了，幸免于难。可也十分危急，就在出事这两天，雷英夫接到张露萍从成都发来的信，说准备回重庆。成都与重庆相距很近，接到信再通知已经来不及，张露萍已经在路上了。
结果，由于营救不及，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国民党逮捕，与张蔚林、冯传庆一道，被关入中美合作所。
此案曾轰动重庆，蒋介石为此大发雷霆，臭骂戴笠：“娘希匹，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不是能打入他们心脏吗？现在是共产党打进了你的心脏！”军统特务系统由此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张露萍、张蔚林和冯传庆对军统及国民党的保密工作打击是重大的，至今台湾出版的军统史仍称这次事件为“奇耻大辱”
张露萍等人被捕后，受尽酷刑，始终坚持信仰，决不叛变。1944年英勇就义。但是，在延安，社会部负责人康生却把张露萍定为叛徒。那时康生主管的社会部一旦定案便是死案。直到1983年，四川省委根据中央指示，重新审查历史遗案，才将这个案子提出来进行正反面调查。在调查张露萍如何打入敌人内部时，四川省委找到了雷英夫，雷英夫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做了证明，并立刻给叶帅打电话：“叶帅，我们在重庆时，您曾经下决心派一名女同志打入军统特务系统内部，这件事您还记得吗？”
“黎琳我知道，她不是延安那个‘干一场’吗？我证明我可以证明”
就这样，叶帅为烈士们写了证明，四川省委又经过调查，证明这几位同志确实不存在什么叛变问题，确认为烈士，为他们追加了革命烈士的荣誉，并搞了展览。
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与张露萍是同学，又是同时由四川省委罗世文、车耀先介绍去延安的。至今笔者与她交谈，一提起这位青少年时的同学和战友，她便禁不住眼里含泪，用颤抖的声音重新唱起年轻时的歌：“河里水，黄又黄拿起刀枪干一场！”
叶剑英舌战群儒
1940年2月，国民党军委会邀请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参加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
周恩来不在重庆，叶剑英召集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的人开会研究去不去。
“张云逸正在前线指挥战斗，肯定不能参加，只能由参谋处长萧正岗代替出席。”
“萧处长参加，只能带耳朵不能带嘴”
叶剑英明白这些议论的含义。按照会议要求，只有参谋长有发言权，参谋处长是能听发言而没有发言权。那么，共产党的部队便只剩下一个喉舌了，就是叶剑英本人。
叶剑英要不要去参加？军事组的人有三种意思：
第一种意见是不去。理由主要两条：一是认为国民党的会议无非是例行公事，向来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白费精神气力。二是叶剑英有伤，他从曾家岩周公馆去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路上，由于下雨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胳膊骨折，现在正好以身体有伤为理由拒绝参加。
第二种意见是可去可不去，去坐坐压个阵也好。
第三种意见认为蒋介石的反共高xdx潮刚接近尾声，肯定不甘心，很可能另有阴谋。萧正岗不能发言，压不住阵，所以叶剑英参谋长一定要去。雷英夫说：“不但一定要去，而且应该摸清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这肯定是一场恶战。”
“嗯，我同意这个意思。”叶剑英作出决定，望望雷英夫，带着思索的神情说：“你们派人去调查一下何应钦有什么活动？各战区都是什么人来了？蒋介石在军事政治上有何布置？我们的策略是‘拥蒋反何’，这样可以争得主动。”
军事组研究之后，迅速将意见报告南方局，南方局也赞成叶剑英参加会议，并且立刻组织力量去摸清情况。
各种情报很快收集回来，这些情报表明，蒋介石准备在会上宣布十八集团军的“罪状”主要罪状是“游而不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制造摩擦，杀害国民党地方官员”因而使友军无法完成冬季攻势任务。蒋介石已经召集胡宗南和阎锡山的参谋长们单独开过会，准备以“破坏抗战、破坏团结、违反军纪军令”的罪名，对十八集团军进行“讨伐”进而发动更大规模的反共高xdx潮。
情况紧急，军事组的同志日夜加班，整理资料，收集证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由雷英夫执笔为叶剑英写了个原始附件，准备好在蒋介石讲话后立刻完成最后发言稿。
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于三月初的一天，在重庆召开了。会议室外，几十辆黑色轿车挤满停车场，会议室内，一百多名将军济济一堂，叶剑英扫视会场，形势很明朗，是一百比一。他不动声色，他的特点是每临大事有静气。
蒋介石走入会场，穿一身戎装，在主席位置上站稳，目光阴郁又不失犀利地扫一眼将军们，将两手轻轻一压：“坐吧。”话音未落他自己先坐下了。
会议由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主持，他特意宣布，参加会议的人多，每人发言不得超过三十分钟。
首先由蒋介石训活，宣布会议宗旨。蒋介石治军不乏形式主义的内容。比如长官训话，部属不仅要正襟危坐，且须始终面对长官聆听。这是受了苏联军队的影响。苏军长官向部属训话，即要求部属始终面对长官，如果长官换了一百八十度方向，部属甚至要以操练动作重新跑到长官面前立正，继续正面受训。
将介石信奉“金口玉言”大凡做帝王都是如此，特别在公开场合，讲话都是言简意赅，多余的字尽量一个不吐。他的讲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讲长句子。文字上的长句子到他嘴里就会变成若干个短句。如果说他善于搞阴谋，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那么，他“唱”的都是半拍、四分之一拍的短音，听不到那种“无限延长”的即兴抒情曲。
“此次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
蒋介石脸孔阴郁冷峻，完成三个短句的工夫，黑森森的目光已经左扫、右扫、横扫一大片。眉宇间微微一蹙，目光转向黯然，露出几分漠然：“现在，要开会检讨，各部队，为什么没有完成任务？”他的目光突然如射“要严肃，军纪军令！”这一句变两句的短句，一肃”字和“令”字都灌足了丹田之气、肃杀之气。他的语声在略作停顿之后，忽尔转缓转低，两只扶案的手却收缩握拢成带棱带角的拳头。“根据，很多人报告，这次冬季攻势，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十八集团军。”蒋介石拖长尾声，转动黯淡的黑眼珠，转到叶剑英方向时，陡地熠熠一闪，脸腮鼓了一鼓，那是牙床咬紧的缘故。
叶剑英两目平视，脸孔静得像水，冷得像岩石。蒋介石的目光像碰壁一样跳开，凝向空中某一点，从牙缝里进出一股股冷气，一截截短句音：“游而不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杀害地方政府官员！破坏抗战，制造摩擦！贩卖毒品，破坏经济——等等不法行为所造成。现在，要彻查此事，整顿军纪军令！”
蒋介石握拳的两手重新舒展扶案，目光再次横扫一片。他讲完话总是习惯“横扫一片”讲完话的“横扫”不同于讲话中的“横扫”往往是眼球不转，转脑袋，像猫头鹰那样。可以理解为表示礼貌，也可以理解为显示威严和权力。
扫毕，他很快讲了一句：“我的话完了。”
这句最不含情绪的话，在一大部分国民党将军听来，却不啻是冲锋的军号响起，立刻群情汹涌，直呼而出。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冀察战区参谋长黄伯韬、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罗泽闿揎臂而出，或言峻词厉，或侃侃不绝，或吵吵嚷嚷，历数十八集团军犯下的“罪行”攻击杀伐之声不绝于耳。
蒋介石城府深沉，始终绷紧一副面孔，只是用眼神对杀伐者表示同情、赞赏和鼓励。政治是演戏，他是这场戏的导演。戏剧的最大魅力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
何应钦狡黠而少城府，眼球轱辘辘转个不止，时时吊起嘴角，绽出似笑非笑的纹路。他明白这场戏，如果蒋介石是导演，那么他就是艺术总顾问。这才走到哪一步？这只是开场锣，好戏还没开始他的目光在叶剑英脸孔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这位共产党的“参座”绷紧的面孔时时掠过一丝冷笑，嘴唇抿成一条线，眼睛也眯成一条缝儿，使人难以窥测他的全部心思。
叶剑英的特点是，朋友相处容易感情外露，喜欢聊天。一些老同志议论说：“他要是跟你亲起来话就没个完。”“搂住你肩膀话才多呢。”那才是个能讲笑话的人呢，用你们文化人的语言就叫妙语连珠”然而，遇到了战斗场合，面对敌手，他便会表现出惊人的沉默和冷静。有人说那是一种来势不妙的勃然大怒前的沉默，有人说那是令人生畏的伺机猛扑前的冷静。沉默越久，发怒愈烈；冷静时长，扑去更狠。比如几十年后那场“二月逆流”不发则已，一发而不可收，传说拍桌子竟把手指头拍断了。又比如对于“四人帮”冷观十年，不动则已，一动便是抓起来关大狱，叫你此生不得翻身。
当然，这是后话，现在叶剑英面对的是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一百多个军以上参谋长。
他一天没发言，沉默得甚至未咳一声。
散会回来，他立刻召集军事组的人分析情况，研究对策，结合会议中国民党的攻击言论，把原来准备好的材料进行调整补充。
他指令雷英夫完成论战演说稿：“毛主席派你到我身边来，就是知道我需要你。毛主席提出的原则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策略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结合南方局的实际，即以抗战大局为重，拥蒋反何，粉碎蒋介石扩大反共摩擦的阴谋还叫他有苦不敢说，不能说！”
雷英夫心领意会，奋战一通宵。
第二天，会议轮到叶剑英发言时，会场陡然一静。与会者虽然各怀心思，却个个拭目以待，要看看叶剑英如何过此一关。
“委员长，我想讲两个问题。一是作战问题，二是摩擦问题。”叶剑英望定蒋介石，两个人目光碰撞，各无退缩，彼此点点头算是打了个平手。
叶剑英是儒将，发言兼有文人的儒雅和武将的声威；慷慨而不失仪，激昂而不忘礼。
“首先谈作战问题。众所周知，华北战场是整个抗日战场的重点。从战略上讲，十八集团军坚持在华北抗战，在这个战场不斗争一天也呆不住，怎么可能游而不击呢？必然要同敌人作全面斗争！”
蒋介石垂下眼帘作静听状，然而，从黄埔军校时期就与蒋介石打交道的叶剑英明白，蒋介石的习惯是，心里“怦然”才会牵拉下眼皮听人讲话。
“十八集团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按照中共中央和蒋委员长的抗战命令积极奋战，花费巨大代价获得了辉煌成绩。计比较大的战斗二千六百八十九次，歼敌八万余人”叶剑英侃侃道来，总结出几十个数字。蒋介石几次掀眼皮，终于又垂下来。对这些数字他否也不是，不否也不是。叶剑英有言在先，这是按照了蒋委员长的抗战命令，一言不慎就要自打耳光。
“在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印发的敌伪广播中，有共同社一篇广播稿，称阿部中将是日本的‘名将之花’，在和我十八集团军‘三天惨烈的血战中，作了悲壮无比的牺牲’，日本‘全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以飨阿部中将之英灵。’”叶剑英借日本人之口又借蒋介石之口“由于十八集团军战功卓著辉煌，多次受到到蒋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的嘉奖”叶剑英边说边取一份份嘉奖电大声宣读。读罢，也将眼光左扫、右扫、横扫一大片“很多人报告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委员长的通令嘉奖你们是没看到还是别有用心？”
“嘀呤”一声，主持会议的军委会参谋次长刘斐按响电铃，用官腔宣布：“按照规定，三十分钟的发言时间已到。”
叶剑英并不看刘裴，只盯紧蒋介石：“委座，你要求彻查的问题我还没讲完，怎么办？”
蒋介石的目光再次与叶剑英相遇，这一次他没能坚持住，避向一边，望住刘斐：“这样子吧，继续讲下去吧。”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摩擦问题。”叶剑英首先承认各战区和集团军所提出的摩擦事件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而后分析摩擦原因。讲到国民党张荫梧勾结日伪军进攻十八集团军时，蒋介石猛地掀起眼皮：“有这回事吗？”
“有。”叶剑英马上把缴获张荫梧和日伪勾结的来往电文和信件的照片从皮包里拿出来，一件一件宣读，然后双手呈递蒋介石过目。
蒋介石低头审视，将军们只能看见那颗剃得青亮的光脑袋，看不清表情。突然，那颗青亮的脑袋下面发出恼羞的一声“嘿——”随这声音，蒋介石的右手在青亮的脑袋上连拍三声脆响。
喜欢剃光头的人在动感情时大多都有拍脑袋的习惯，据科学家研究，那脆响可以表达情绪也有助调节情绪。
但是，蒋介石在共产党代表面前拍脑袋，并且连拍三响，这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不能不说是一种失控失态。
这一来，全场哗然。委座“嘿”出声了，拍响脑袋了，那些有民族之心的将军们便趁势轰然而起，大骂张荫梧，对十八集团军表示同情。叶剑英整整讲了一个半钟头，讲话结束时，那些比较进步正直、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将军们率先起立表示敬意。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在一片桌椅错动声中，起立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是绝大多数。蒋介石不由自主也抬起屁股，他起立得很缓慢，并且温怒地瞪一眼何应钦。何应钦急中生智，马上又瞪一眼刘斐。刘斐还算有眼色，立刻宣布一声：“散会！”
这宣布太突兀、太急促，蒋介石虽然还是觉得丢了面子，不等侍从为他披上斗篷便拂袖而去。
一进周公馆的门，新四军参谋处长萧正岗便蹦了起来，喊着：“嘿，打了个大胜仗！”众人闻声涌来，将他围在中间急切询问。萧正岗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进行“实况转播”正讲到热烈处，电话铃响了。
是委员长侍从室打来的，找叶剑英。
叶剑英接过电话：“喂，我是叶剑英。”
“委员长请叶参谋长来吃晚饭，请不要外出，我们去车接。”
放下电话，大家议论纷纷，对这顿饭猜测一番。有说：“打不过就和”的，也有说“输了不服想再干一场”的。
“文对文，武对武；会要开，饭也要吃的哟。”叶剑英不失诙谐地说着，便刮胡子，换衣服，准备做委员长的座上客。
刚换好衣服，电话铃又响了。
还是侍从室打来的。
“叶参谋长吗？非常抱歉，蒋委员长今晚临时有急事，这次就不请了，改日再请叶参谋长吃饭。”
半个钟头之内，侍从室打来两个电话，突然改变意图，大家为此又是一番议论和猜测，却到底没弄清其中之谜。
四十年后，蒋介石和叶剑英两位当事人都已去世，这个谜才解开。日本和台湾国民党联合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中，有蒋介石1940年3月7日所写日记。他在这天的日记中亲拟了一个对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的“训示”这是在叶剑英发言前拟定的，罗列了十八集团军五大“罪状”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作舆论准备。开会前，他吩咐侍从室给叶剑英打电话。不料，叶剑英会上一篇讲演，把他的计划全打乱了。一回家他便问侍从室电话打了没有？侍从室说刚打过。蒋介石罗列的五大“罪状”早已被叶剑英驳倒，还搞什么“训示”？搞不了“训示”还请什么容？
叶剑英不曾吃上蒋介石的请，却吃了董必武和博古几句夸赞。
董必武眯着笑眼，胡子在嘴角欢快地蠕动着说：“参座，这个这个，打了个大胜仗，叫做叶剑公舌战群儒。”
博古在一旁点头：“这叫大将出马，老将（蒋）亏输。”
“七大”召开时，毛泽东提议把叶剑英选入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曾讲了这样一段意思的话：“叶在历史上有两大功劳：在草地上反对张国焘搞分裂，救了我的命，救了党的命。抗战时期，‘叶剑公舌战群儒’，获得了绝大多数同情，这就是大胜仗。他这篇发言，建议参加‘七大’的各战区负责人都看看。我说此人大事不糊涂。”
毛泽东讲了话，叶剑英自然就进了中央委员会。
但是，叶剑英从来不曾忘记这篇讲话稿是谁写的，以及这个人从哪里来的。
他向董必武、博古夸耀这位年轻参谋：“他是毛主席推荐来的，文章是他写的，功劳是他的。”
他向回到重庆的周恩来介绍：“英夫有水平，有能力，帮了我大忙。”
周恩来说：“他是毛主席推荐的。”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写了“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有名诗句，1月18日，周恩来感到还有很多人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弄不清楚，急需赶写一个彻底揭露国民党阴谋，将真相公诸于天下的传单。
叶剑英手指英夫：“还是你来，小雷，你来搞。”
又是一个不眠的通宵，一份六千余字的传单稿写出来——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周恩来阅后连称：“好好好。既有立场又有策略，揭了国民党底子，恰到好处。”周恩来在草稿上亲笔修改四处，立刻付印发出。传单在重庆引起轰动，为得一传单，有人竟出二百元！
“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奉调回延安任军委参谋长，他对雷英夫说：“你跟我回延安去，我给你安排个合适位置。”
康生你要注意，他是毛主席推荐的人
一天，叶剑英去见毛泽东，发现毛泽东桌上放着一份解放日报。谈话中，毛泽东问叶剑英：“这篇文章你看过吗？”
叶剑英探身过去望一眼，那是雷英夫所写纪念苏德战争爆发一周年的文章。
“看过了，是小雷写的。”
“他现在怎么样了？”
“在总参谋作战处当一段科长，后来成立资料室，又去资料室当一段时间主任。我工作中还是需要他，又调来身边当秘书了。他还兼解放日报军事副刊的编辑。”
“噢。”毛泽东点点头。
“主席给我推荐了个好人材。”
“我想见见他呢。”
“我带他来？”
“不要了，我到你们那里去看看。”
在延安，能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是很大的荣誉。消息在王家坪传开，成了大新闻。
八路军总部在王家坪为毛泽东组织了跳舞晚会，晚会开始前，朱德和叶剑英对雷英夫说：“主席已经来了，等你呢。”
雷英夫脸孔立刻通红。陕北六月的傍晚，凉风习习，他的鼻子上却渗出了小汗粒，又兴奋又慌张。跟着朱德、叶剑英走，一边嘀哈：“说啥呢？我说啥呢？”
他突然住了口，那一刻他已经望见毛泽东，并且两眼一下子就和毛泽东的目光相遇了。几十年后，他回忆那一刻，印象仍是鲜明如新。那时毛泽东仍蓄着长发，脸色黑里透红，眼睛黑白分明，显得格外亮。衣服上有几块不起眼的小补丁，裤腿上却是赫然两块大补丁，望着他微微笑，微微点头。
“主席，英夫同志来了。”叶剑英伸开右臂让雷英夫上前，介绍着。
“认识认识。”毛泽东一直在打量着雷英夫，脸上始终带着一种长者的温和的微笑“英夫同志，你好吧？”
“好，主席”雷英夫胸中的热血一个劲儿地涌动，热潮一浪接一浪向上翻。挤满了喉咙竟说不出话来，全身直冒汗。当他握住毛泽东的手时，不得不张开嘴呼吸，否则简直要晕了。
“你那篇纪念苏德战争一周年的文章我看了。”
“嗯、嗯。”雷英夫机械地从鼻子里发出应声。
“你的文章反映了我党的观点，文字也通顺，我看了很高兴。”
“是，是的”雷英夫附合两声，才突然发现不妥，汗顿时淌得更多，竟顺了脸颊淌下来。“不不，写得不好”“你热吗？”
“不，不热。”雷英夫下意识地用衣袖在脸上抹一把。
“文章写得好就是好嘛，不好我也不会说好。”
“是报社给我的任务，凑了一篇，也算不上好。”
“挺好挺好。”毛泽东抬眼望一下叶剑英，想起了什么似地问“哎，听叶参座讲，他舌战群儒那篇稿子也是你写的？”
“不是不是”雷英夫忙不迭摇头，并且源一眼叶剑英。
叶剑英在毛泽东面前还比较规矩恭敬，从没有大笑大嚷的情况，只是微微地笑，轻声慢语地讲话：“哎，是你写的就是你写的嘛，在主席面前说话要老实，乱谦虚可不行。”
叶剑英这段话给雷英夫印象深，影响大。后来接触多了，他发现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有这个特点：任何事情，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只要讲实话便好，不讲实话就要挨批评，甚至被赶走。
“我动了动笔，其实算不得我写。”雷英夫见毛泽东不再笑，认真打量自己，忙作解释：“方针、政策和策略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报纸和文件上都有。以此为核心，结合南方斗争实际，这种结合是周副主席、叶参谋长和南方局完成的，也都早写成文字，我只是抄抄写写，剪剪贴贴，一晚上就赶出来的，好粗糙。这可不能算我写出来的呀”
“哈哈哈，”毛泽东重新笑了，笑出了声，望一眼叶剑英“天下文章一大抄，啊？就看会抄不会抄。叶参座立了一大功，也有你一份儿，文章我看过，抄抄是有，还有写写嘛，也不全是抄，方针、政策定了，你当然不能另搞一套，但全部文章的完成，你还是抄得少，写得多嘛。”
于是，雷英夫眼圈红了，毛泽东太知心了，你哪怕是做了一点工作，稍稍有些建树，他全理解、全知道！
以后，雷英夫接触毛泽东越多，越感到毛泽东既是普通人，又是高出所有人的巨人，有两件事给他印象极深。
彭德怀为了部队过不过黄河的问题，曾和毛泽东发生一次激烈争吵，彭老总的脾气是有名的，一旦上来劲，脖子便硬挺挺地伸出来，那是谁也休想扭弯的，并且虎威虎势地瞪圆一双眼，吼起来真是打雷一般。光吼也罢了，他平时不骂人，吼急了就会骂出口。也许他自己不觉得，挨骂的人却不舒服。这不算完，他还拍桌子，就对着毛泽东脸红脖子粗地拍桌子。但是，毛泽东只坚持意见，言词尖厉，却不拍桌子不骂人。
换一个场合就不同了。
有一次，美国派到延安的观察组负责人同毛泽东谈话。议论形势，议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双方谈得不大投机。
美国观察组负责人见谈不拢，便加重些语气，略含威吓地劝道：“你们最明确的办法，就是解散自己的政府，到国民党蒋介石的政府里去做官，否则是没出路的。”
毛泽东愠怒地望住这位美国人：“你再说一遍？”
美国人以为毛泽东没听清，重复了一遍。
毛泽东将手在空中断然劈下：“那么我告诉你，蒋介石是王八蛋！”
在延安，雷英夫工作在叶剑英身边，认识了一大批军队里的高级将领。
陈毅是个性格开朗，热情豪放的将军，每次见到毛泽东，必然碰响脚跟立正，用军人特有的大嗓门说：“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只要一笑，做个手势，他便立刻“解放”了，随随便便，自由自在。他讲话总是夹着笑声，说不了几句必要哈哈大笑一阵，而且眉飞色舞，手势翻飞。
但他从不喊报告，也讨厌别人喊报告。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上级，立正可以，报告不喊。
建国后，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布条令条例，其中便有这个“报告”陈毅大反这个“报告”说这是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有人提醒：“这是从苏联学来的。”他便接口一句：“学来一套形式主义！”
“总司令啊，咱们俩可快分心喽。”陈毅一脸忧伤。
“啥子分心么？”朱德是红军之父，被多数同志视为忠厚长者。
“我们军队上上下下都是以心相见，自然得很。闹了这一套，以后我陈毅都不好跟你总司令谈话啰。”
“哪个不跟你谈哟，有啥子话就谈嘛。”
“报告总司令！”陈毅一个立正敬礼，按照条例大声报告“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向你报告！”
朱德没防备，怔了怔。
“远喽。”陈毅的手从帽檐旁离开，沮丧地一甩“就这么一报告，我们还怎么谈心？不谈心怎么知心？不知心怎么一条心？”
“该报告的报告，该谈心的谈心，你这个胖子，啥子时候也学会钻牛角尖了？”朱德完全像兄长劝兄弟一样。
“远喽，分心喽。”陈毅还是忍不住忧伤。当然，条令条例颁布后他也严格照着做了，他不喜欢喊“报告”那是对过去戎马生涯的怀恋。
过去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将军们千人千姓却完全亲如兄弟，打起仗来纪律严明，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下来相处却亲密随便得很。雷英夫说：“陈赓是有名的玩笑大王，调皮鬼。我们常见他跟大家开玩笑，有时当着朱总司令的面，就把康克清‘抓’过来开玩笑。”
陈赓是员骁将，是难得的人才。战功卓著，有许多突出贡献。他又是一位传奇式的将军。也难怪，他性格活泼热烈，洒脱不羁，人又聪明伶俐，惨烈的战斗之后，常喜欢来点童习未泯的“淘气”于是那骁将的英名上便又多了许多传奇的色彩。
但是陈赓也有怕的时候，他怕三个人。
当然，这个怕都该是加引号的“怕”
第一是怕毛泽东。见了毛泽东总是规规矩矩，再不敢出洋相。因为毛泽东是全党全军公认的无可替代的领袖。毛泽东虽然也有诙谐幽默的时候，那是“有身份的幽默”决不是乱开玩笑。陈赓见了毛泽东历来是“大人样子”
见了周恩来，陈赓就是“小孩样子”了“小孩样子”虽然敢“淘气”毕竟他也还是怕周恩来的。
周恩来不像毛泽东那样有脾气。他对下级宽容体贴，但也不失严肃，何况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须叫周恩来老师呢。
多少年后，陈赓已经结了婚，成为著名将领，仍然改不了那活泼性格。哪怕是开会的严肃场合，他有时仍忍不住开玩笑。
一次，周恩来主持会议，别人发言，陈赓又在下面悄悄开起玩笑。上面开大会，下面在开“小会”忽听周恩来严肃地一声“陈赓，你严肃一些！”陈赓一吐舌头，便缩肩低头不敢吱声了。
陈赓第三就是怕彭德怀。彭德怀生性严厉耿直，不苟言笑，特别是对领导干部，要求极严。他对士兵笑的时候多，从不吼骂，对领导干部则不然，连毛泽东他都敢骂，还有谁他不敢骂？
陈赓不知厉害，有次休息时跟彭德怀开玩笑，讲个“荤”故事逗乐。不料，彭德怀根本没笑，眼一瞪，圆鼓鼓的吓人。
“陈赓，你是个流氓！”彭德怀声色俱厉。
从此，陈赓见了彭德怀就老实了，再不敢乱开玩笑。但也决不是心有隔阂，性格上的不同并不妨碍友谊，就连彭德怀的爱人，还是陈赓给介绍的呢。
陈赓的怕毕竟是加引号的“怕”这一点谁都不难看出。延安许多干部怕康生，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怕了。
在延安，康生是社会部部长，整人整出了名。有人说：康生整人比杀人还狠，整共产党比整国民党还狠。这话不假。
康生整人能整得你不想活，宁愿自杀。有不少人被他整得自杀。他整共产党员，老虎凳、辣椒水，甚至灌大粪严刑逼供，使不少人提起“抢救”运动便谈虎色变。抓住国民党兵还讲优待俘虏呢，康生整人可从来不讲什么优待，就连雷英夫这样的人也不放过。
1942年到1943年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康生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四川回到延安参加“抢救”运动的人，有的受不了严刑拷问，被逼得乱说乱供，说四川党是国民党搞的，是假党，实际上是特务组织。据此，康生就把四川党诬之为“红旗党”即打着红旗的国民党。进而对四川党的人，甚至从南方局回来的大多数白区工作的党员倍加折磨，造成严重后果。
雷英夫从重庆回来，自然不能幸免。康生把他列入黑名单。康生有句口头禅，在延安就出了名，到“文化革命”中就更是尽人皆知了：“我一看某某就像个特务！”
对雷英夫的审查开始了。因为他正在叶剑英身边工作，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所以康生不能不向周恩来、叶剑英打招呼。“这个雷英夫我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好人，准是国民党特务！是个战略特务！”康生两只眼在眼镜片后面闪着黑森森的波光。
“不可能嘛。”周恩来解释“我们在重庆，好多机要工作都是雷英夫操办的，没出什么差错。他要是特务，我们还活得成吗？”
“你不耍胡来，”叶剑英火气要大些，语气也硬得多“这么搞就乱了！”
“他是三八式。”康生不紧不慢地说着，声音不高却又冷又硬“是不是特务，社会部会审查清楚的。”
延安“抢救”运动中，三八式干部是“抢救”重点，不被抢救的极少。尤其是四川党组织在1938年受王明右倾思想影响，这是工作中的缺点，发展党员降低标准，怎么成为打叛徒特务的依据呢？何况雷英夫并不是在四川入党。
雷英夫受到严厉审查。若不是周恩来、叶剑英讲过话，他可能免不了受严刑逼供。虽无皮肉之苦，精神上的痛苦却很大。
滕代运知道了这件事。他懂得怎么对付康生，他要帮助雷英夫过关。
“康生同志，雷英夫可是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人。”滕代远一本正经提醒。
“我知道。”康生毫不在意。
“他是周副主席带来叶参座的人。”滕代远耷拉着眼皮继续提醒。
“我知道。”康生语气里露出不耐烦。
滕代远忽然伸出右手食指，在康生鼻子下方朝他心口窝的方向戳两下，煞有介事地压低了声音：“康生你要注意，他是毛主席推荐的人，主席向恩来推荐给叶参座，你——”
“这我可不知道啊！”康生一下子沉不住气，脱口便叫出声。滕代远深奥莫测地一笑了之。康生明知受了戏弄，也不好发作，赶紧找有关人员宣布：“雷英夫的问题全审清了，不要再搞了。”
斯大林犯了大错，杜鲁门也犯了大错，只有毛泽东最高明
1950年8月的一天。
在中南海居仁堂，进门楼沿一条小径向里去，左侧是彭德怀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右侧有一排戒备森严的平房，被人称为“白虎节堂”进中南海难，进“白虎节堂”更难。这里是总参作战室。
作战室里，大方桌上，玻璃板下压了军事地图。墙壁上也挂满了地图和各种表册资料。几名参谋翻阅资料，研究军事地图，偶尔议论几句，气氛肃穆而紧张。
雷英夫拿了一支粗大的红蓝铅笔，轻轻在左手心上敲，凝望地图沉思默想。双眉时而凝聚，时而高扬，迅即又沉落下来。
他现在已经是作战室主任。抗战胜利后，他做周恩来的随从参谋到重庆。停战协议签订后，随叶剑英到北京参加执行部工作。内战全面爆发，他要求上前线，叶剑英说：“那好，有个条件，要随叫随到不能讲价钱。”1949年底，周恩来发电报调他进京，做了总理办公室军事参谋兼总参作战室主任。
现在，他凝神注视的地图，不是西藏地区，不是新疆地区，不是云贵川，也不是东南沿海各岛屿，尽管那里麻烦事情很多
他看的是与东北毗连的朝鲜半岛。
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专注地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朝鲜半岛？是各种情报还是战争局势？人民军已经打到洛东江，釜山似乎指日可下。金日成发表文告，报纸社论也宣布八月份是朝鲜人民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个月份，也许正因为形势好，对形势的估计更好，甚至是“太好”了，他本能地产生了担忧和疑虑。这是真正军人的本能。
参谋们也是一样的感觉，议论声不时传人耳来：“主力全调到了釜山三角洲，后方全空了”
“驻日本的这两个师显然是预备队，可是至今未动。”
“朝鲜的地形很不利啊，像个冬瓜”
雷英夫霍然一惊，脑海里蓦地跳出一副画面：那是北京售货员卖冬瓜，举起刀向冬瓜猛力切下，一刀两断，拿起半截上了秤。
“哈里曼和沃尔特斯已经到了东京吗？”雷英夫急切地问。
“昨天已经到达。”有人回答。
艾夫里尔哈里曼是美国杜鲁门总统的顾问，弗农沃尔特斯是哈里曼的军事助手。
“看来，美国人是要有大的阴谋和行动了。”雷英夫不无忧虑地皱起眉，手中那支粗大的红蓝铅笔在面前摆一下“我们一起讨论讨论，把情况汇总一下，摆出几条来，看看他们可能干什么？”
几乎就是在同一天，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餐厅里，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刚刚吃过早饭，这位七十岁的将军用餐巾擦擦手，用贵族的姿态将餐巾向餐桌上轻轻一放，两眼望定了哈里曼。
这位总统顾问也丢下了餐巾，将身体朝椅背上靠去，像是要等待什么重大事件的发生。
“我不相信像美国这样一个大国，竟不能满足我微不足道的军需补给的要求。”麦克阿瑟毫不掩饰他的怨愤。在美国的领导人物中，再没有谁能够像麦克阿瑟与杜鲁门那样互相厌恶的了。杜鲁门曾诅咒：“二次世界大战怎么没叫麦克阿瑟当烈士呢！”麦克阿瑟也一直指责杜鲁门“忽视亚洲”
“告诉总统，”麦克阿瑟用一种骄矜自信的大口气说：“如果他能满足我这微不足道的要求，我就在9月15日涨潮时在仁川登陆，以这次登陆为铁锤，以第八军为铁砧，把北朝鲜军队砸得粉碎！”
哈里曼怔怔地望着麦克阿瑟，半晌没作声。
沃尔特斯事后曾说：“当时，我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在居仁堂总参作战室内，紧张的分析研究延续到下午，终于告一段落。
意见归纳出六条，结论也已经产生，而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然而，这意见只是禁闭于作战室的文件里，约束在作战室的参谋之间。
要不要让这意见走出作战室？
雷英夫望一眼门外戒备森严的卫兵，开始在屋里踱步。他犹豫，越犹豫越禁不住要反复思考作战室讨论的意见。
这种犹豫是有历史和传统的原因的。
从红军时期开始，决定战略战术的是统帅人物，设谋、划策、直到具体指挥作战，都是统帅和指挥官完成，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更是如此，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大军事家、大策略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无论战略还是具体战役上的决策都是由他作出。解放战争时期雷英夫到部队去作战，不在统帅身边。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到陕北的军事参谋张清华向他介绍，无论西北战场，还是全国各战区各战场，都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出决策并实施指挥。参谋人员只为决策提供情况和意见，做一些具体技术工作，比如收发电文、统计数字、整理资料等。
“参谋人贝从未参与过决策指挥。”张清华作证说。
现在形势在发展，总参谋部有所扩大，也不过二十来个人，作战室的意见一提出，就意味着将开始参与决策指挥。
难怪雷英夫要犹豫再三。
无论怎么说，建国了，统帅人物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集中主要精力将目光盯住军事作战。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需要他们去思考处理，总参应该按照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负起他的责任。
天黑时，雷英夫拿定主意，到西花厅面见周恩来。
“总理，我们作战室反复研究，认为朝鲜战场埋伏着很大危险。”雷英夫小声报告。
“唔？”周恩来微有震动，望住雷英夫“有什么发现吗？”
“我们发现美国人很可能要搞登陆作战。”
周恩来的目光在雷英夫脸上停留几秒，忽然一闪，走向地图前，很快地说：“你讲吧。”
“我们分析归纳出六条根据。”雷英夫指点地图“麦克阿瑟把美伪主力十几个师都摆在了釜山三角洲的滩头阵地上，我们计算一下，平均八平方公里摆一个师，他的一个师差不多二万人。这些部队既不走，也不增援，固守阵地，干什么？从战略上看，势将吸引住朝鲜人民军的全部主力。我们怕这是有战略意图的。”
周恩来沉思着微微点头。
“美国驻日本的这两个师，是他的预备队，战斗力很强。根据情报，这两个师没有增援朝鲜战场的动向。朝鲜如果被解放，按常理下一个就轮到日本，但这两个师也没作防守日本的准备。他们要干什么？”雷英夫停顿片刻，手指在日本轻轻一点“这两个师，有一个师是陆战队。”
周恩来的眉毛一下子拧紧，显然明白了其中的含意。
“第三，麦克阿瑟和他的第八集团军都是登陆作战的老手，靠这手他在太平洋战争中叫日本人吃尽苦头，一败再败。他对登陆作战不仅有丰富经验，而且海空力量又占绝对优势。还有一条，这个人绰号是‘堑壕里的士兵’，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止一次冲在士兵前边，一年里两次负伤，获得七枚银星奖章。这个人勇敢，喜欢冒险。战后有一次他在纽约被一个抢劫者拦住。说：‘年轻人，有点胆量，你把手里的枪放下，咱们公正交手，你就用搏斗来抢我的钱吧。”抢劫者听到这声音，忽然立正敬礼，原来他是一个退伍兵，认出了面前的老头儿是麦克阿瑟将军。他说：‘你穿便衣，我没认出来，你一说话，我就认出来了。只有麦克阿瑟将军能说出这样的话’。”雷英夫介绍完麦克阿瑟的禀性，又把手指向地图。“他登陆作战，攻占尼多罗岛、吕宋岛以及其它几个岛屿时，五角大楼曾说太冒险，但他都干了，并获得成功。”
周恩来再次沉思着点头：“他当然要千方百计发挥他的长处。”
“第四，朝鲜半岛南北长三千里，而东西最窄处只有一百多公里，像个冬瓜。”雷英夫讲到这里，不禁又想起北京菜市场卖冬瓜的情景，他皱起眉头，把手像刀一样拦腰切在朝鲜半岛“最利于分割、而登陆点又很多，元山、铺南浦、仁川、群山港”
“会在哪里登陆呢？”周恩来沉吟着思索。
“朝鲜人民军打得很英勇，打到洛东江，主力全投入釜山一带，后方很空虚。我们分析西海岩的仁川是麦克阿瑟的登陆点。这里人民军没有多少部队，是汉城的外港，又是战略要地，这里的湖水落差大，地势危险复杂，容易被忽视，而麦克阿瑟恰恰是喜欢冒险并且喜欢搞出人意料的惊人之举！”
周恩来沉思良久，眼皮一眨：“说下去，说完卜
雷英夫不再看地图，转望周恩来：“第六条，迄今为止，无论朝鲜还是苏联对敌人这一手似乎都没有很好的精神准备。金日成发表文告，报纸社论也这样宣布，八月是彻底胜利的一个月份。我们分析认为，表面形势很好，实则极险，一旦美国在仁川登陆。切断给养和退路，人民军主力就会被包围那是绝境，会出大乱子。”
雷英夫话音未落，周恩来即大步走向电话机正要抓电话，恰好电话铃响了。
“我是周恩来”他手握话筒，瞟一眼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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