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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心的出走者
常常有独自到陌生的地方去过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的愿望。如果不是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至少也期望遇到一些惊天动地的人或事件，把这个旧环境中的旧我全然抛掉。当然这种愿望是相当的不现实的，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无论你到哪，你都不可能“脱胎换骨”你发现你依然把你熟悉的环境中的准则与记忆全都带到了陌生的地方。
失望到了极点。如果可能的话，那唯一的安慰，便是在人群中尖声惊叫。凄厉也好，舒放也好，让内心隐秘的愿望就在这尖声惊叫中突然消掉，然后再无奈地听任重新滋长起来的愿望一次又一次地在曲折的内心世界中游走。
“一个内心的出走者！”
这是在一次文学聚会上，与刘继明聊天时，他对我这种愿望的断语。
这句话当时强烈地击中了我。我浮想翩翩，突然认识到原来我那些内心的愿望在无数次地期待着出走——一次成功的出走。
可事实上出走这个事件从来就不曾发生过。人们常常说五十年代的人有沉重的历史感，七十年代的人有轻松的未来感，而六十年代的人则不过是一群既不沉重又不能轻松的游走的人，我不认为“游走”一词贴近了我们这一代的全部实际。而这句“内心的出走者”更贴进我们的现状。
我们没有五十年代的那些人在沉重的历史感里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的主客观环境(或者说是负重感与雄心)，也不具备七十年代那些年轻者单独或结伴出走的轻松与豪情。真实的出来事件在我们身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而内心的出走就象不能平静的大海那样掀起无数的浪花——起伏不断，消失了又重现。
我所说的“用内心生活”实际上是内心起伏的出走事件。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六十年代作家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一次内心的出走。
2。自救方式
我常常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也不写而手头上又没有愿意干的事时，我以为自己到了世界的边缘：心灰意冷，绝望之极。我以为自己正在遭受自己制造的灾难，正在自己谋杀自己。我急于想写点什么，说点什么，来拯救自己，可我无能为力。
世界在肉体之外。精神已经窒息。我想这时只有大病一场才能拯救自己无感的灵魂。尽管我娇小依人，但绝对风吹不倒。我总是不想病时病，希望病时却春风无限，坚强无比。
有时，我太坚强，太不容易折服。只有无诗无画的生活才令我心力交瘁，痛苦不堪。
我自救的方式便是写作。
所以当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时，我无疑是陷在自杀的泥潭之中。想要倾诉，却没有倾诉的心情，也失去了倾诉的语言。曾在一个电视剧中听到这样一句台词：“惩罚女人的最好办法是让她一个人呆在一间大屋子里。”我以为这是世间最好的赏赐。
对我来说，我最需要的是一间自己的屋子。一个可供我随心所欲的空间。在那里，我可以无忧地写作，睡眠，孤独，甚至偶尔的绝望。但是我没有。
我与人共处都市的一角。在狭小的浮躁的天地里竭尽全力维持几平米思维的空间。除了必须说的应酬之语，我不多说一句话。我不是清高，也不是过分自爱，而是我不喜欢语言的叶片，只是爱好思维的花朵。所以除了在恶躁环境中的自语，我无法与人对语。
我在这样的境遇里生存。只能靠写作自救。
但常常因为烦躁，因为无法平静的心情，我失去了语言。不变的环境时常让我不知所措。我无法总是用一种激情的态度对待旧环境里的旧面孔。
我渴望改变。从内心到外在的变化。但是一切都是那么陈旧，那么灰暗。我想突如其来的灾难也要比不变的环境要好。但我们不能祈求灾难，只能祈求平静的幸福。
可写作的人哪有平静的幸福呢？平静的幸福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是一种奢望，就像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对我来说是一种奢望一样。
而我通过写作自救。这种自救方式本身就如毒瘾。
戒掉的唯一后果是戒不掉。你会因越陷越深，而感到愉悦与欣慰。
这样你通过文字解放了自己，也通过文字毒害了自己。
这便是写作。我以为。因为这样，我从来都没有体会到有些作家所认为的那样：“完成一部作品之后的欣喜。”
我所追求的不是“完成之后”而是完成之前的过程。
在海边，我的双脚重重地踩在沙滩上。沙滩上的脚印是深是浅？什么时候被海水淹没？我不关心。
我关心的是我走路的姿势是否倾情而疯狂。这是我要的一切。像一个吸毒... -->>
1.内心的出走者
常常有独自到陌生的地方去过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的愿望。如果不是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至少也期望遇到一些惊天动地的人或事件，把这个旧环境中的旧我全然抛掉。当然这种愿望是相当的不现实的，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无论你到哪，你都不可能“脱胎换骨”你发现你依然把你熟悉的环境中的准则与记忆全都带到了陌生的地方。
失望到了极点。如果可能的话，那唯一的安慰，便是在人群中尖声惊叫。凄厉也好，舒放也好，让内心隐秘的愿望就在这尖声惊叫中突然消掉，然后再无奈地听任重新滋长起来的愿望一次又一次地在曲折的内心世界中游走。
“一个内心的出走者！”
这是在一次文学聚会上，与刘继明聊天时，他对我这种愿望的断语。
这句话当时强烈地击中了我。我浮想翩翩，突然认识到原来我那些内心的愿望在无数次地期待着出走——一次成功的出走。
可事实上出走这个事件从来就不曾发生过。人们常常说五十年代的人有沉重的历史感，七十年代的人有轻松的未来感，而六十年代的人则不过是一群既不沉重又不能轻松的游走的人，我不认为“游走”一词贴近了我们这一代的全部实际。而这句“内心的出走者”更贴进我们的现状。
我们没有五十年代的那些人在沉重的历史感里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的主客观环境(或者说是负重感与雄心)，也不具备七十年代那些年轻者单独或结伴出走的轻松与豪情。真实的出来事件在我们身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而内心的出走就象不能平静的大海那样掀起无数的浪花——起伏不断，消失了又重现。
我所说的“用内心生活”实际上是内心起伏的出走事件。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六十年代作家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一次内心的出走。
2。自救方式
我常常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也不写而手头上又没有愿意干的事时，我以为自己到了世界的边缘：心灰意冷，绝望之极。我以为自己正在遭受自己制造的灾难，正在自己谋杀自己。我急于想写点什么，说点什么，来拯救自己，可我无能为力。
世界在肉体之外。精神已经窒息。我想这时只有大病一场才能拯救自己无感的灵魂。尽管我娇小依人，但绝对风吹不倒。我总是不想病时病，希望病时却春风无限，坚强无比。
有时，我太坚强，太不容易折服。只有无诗无画的生活才令我心力交瘁，痛苦不堪。
我自救的方式便是写作。
所以当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时，我无疑是陷在自杀的泥潭之中。想要倾诉，却没有倾诉的心情，也失去了倾诉的语言。曾在一个电视剧中听到这样一句台词：“惩罚女人的最好办法是让她一个人呆在一间大屋子里。”我以为这是世间最好的赏赐。
对我来说，我最需要的是一间自己的屋子。一个可供我随心所欲的空间。在那里，我可以无忧地写作，睡眠，孤独，甚至偶尔的绝望。但是我没有。
我与人共处都市的一角。在狭小的浮躁的天地里竭尽全力维持几平米思维的空间。除了必须说的应酬之语，我不多说一句话。我不是清高，也不是过分自爱，而是我不喜欢语言的叶片，只是爱好思维的花朵。所以除了在恶躁环境中的自语，我无法与人对语。
我在这样的境遇里生存。只能靠写作自救。
但常常因为烦躁，因为无法平静的心情，我失去了语言。不变的环境时常让我不知所措。我无法总是用一种激情的态度对待旧环境里的旧面孔。
我渴望改变。从内心到外在的变化。但是一切都是那么陈旧，那么灰暗。我想突如其来的灾难也要比不变的环境要好。但我们不能祈求灾难，只能祈求平静的幸福。
可写作的人哪有平静的幸福呢？平静的幸福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是一种奢望，就像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对我来说是一种奢望一样。
而我通过写作自救。这种自救方式本身就如毒瘾。
戒掉的唯一后果是戒不掉。你会因越陷越深，而感到愉悦与欣慰。
这样你通过文字解放了自己，也通过文字毒害了自己。
这便是写作。我以为。因为这样，我从来都没有体会到有些作家所认为的那样：“完成一部作品之后的欣喜。”
我所追求的不是“完成之后”而是完成之前的过程。
在海边，我的双脚重重地踩在沙滩上。沙滩上的脚印是深是浅？什么时候被海水淹没？我不关心。
我关心的是我走路的姿势是否倾情而疯狂。这是我要的一切。像一个吸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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