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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透视
由于服务业比重提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作用有所增强，在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背景下，普通工人和大中专毕业生保持了较好的就业形势。
我国已经于2008年前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转移对非农部门人力资本增长的贡献在减小，渐近式延迟退休可以有效提高人力资本增长速度，从而提升经济增长潜力。
大中专毕业生和受过职业教育的年轻劳动力成为新增人力资本的主要源泉，需要通过提高大学毕业生技能水平和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加强人力资本供需的协调。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我国新增非农就业中来自于农村转移的比重在减小，而接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的劳动力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的供应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人力资本供应结构高级化，既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与劳动力匹配提出了新要求，也为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
2013年我国各类人力资源整体就业形势良好
2013年我国仍处于人力资源供应结构持续转变的时期，突出表现是大学生毕业数量持续增长，占整个新增就业的比重持续提高。从就业市场看，也出现普通劳动力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
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持续增长
在2013年宏观经济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城镇新增就业保持了稳定增长趋势。全年新增就业1310万人，比2012年多增44万人。自2004年以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除2008年和2009年有所下降外，大多数年份保持就业稳定增长的态势。例如2009年城镇新增就业为1102万人，2010～2012年分别为1168万人、1221万人和1266万人，每年增加45万～66万人。
普通工人就业形势好于2012年
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约100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的统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测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数量不同年份有所变动，如2006年为100个，2013年为104个。2013年第三季度，100个监测城市中，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564.8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524.2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8。
从就业人数的变化看，普通工人的就业供求总量减少，就业形势较好。其中2013年一季度与2012年同期相比，需求人数减少16.3万人，下降2.9%，求职人数减少约22.7万人，下降4.3%，因此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由上年同期的1.08提高到1.10。2013年三季度与2012年同期相比，需求人数减少13.9万人，下降2.5%，求职人数减少约39.2万人，下降7.3%，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1.05提高到1.08。
从求职人群看，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就业信息主要反映了非大学生群体的就业情况。在进入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人群中大学生比重较小，其中在学人员占比为2.9%，另外新成长失业青年中的高校毕业生为24.5×43.9%=10.76%，合计大学生约占13.66%，因此进入就业服务机构的多数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普通就业群体，也说明普通劳动力的就业形势相对较好。
大学生就业供给数量创新高，就业较为困难
近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自1999年我国普通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以后，自2002年起高校毕业生数量相应快速增加。2001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仅103.6万人，到2004年突破200万人（239.1万），2006年突破400万人（458.8万人），2010年突破600万人（619.1万人），2013年含研究生的高校毕业生达699万人，接近700万人，预计2014年727万人。
在高校毕业人数持续增长，而经济增速明显下滑、高校毕业生专业结构与市场需求匹配度不高的情况下，201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显著增大，被媒体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从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低于上届同期11个百分点；本科毕业生为35%，低于上届同期12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为32%，低于上届同期13个百分点。部分高校的统计证实了这一情况，例如四川大学的统计说明，截至2013年5月20日，该校2013届毕业生17555人，总就业率为55.63％，其中本科生10034人，就业率为59.66％，研究生7521人，就业率为50.25％，总就业率同比下降了6.37%。
但随着2013年经济形势的企稳，到2013年下半年大学生就业情况有所好转，大学生就业率仅比2012年同期略有降低。例如上海市统计发现，截至2013年7月10日，该市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已达88%，与2012年同期基本持平，高于2009～2011年同期水平；陕西省统计，截至7月10日，全省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形势良好，就业率为88.18%，与上年同期相比仅下降了0.12个百分点；安徽省教育厅统计发现，截至2013年8月31日，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88.71%，比上年同期下降0.92个百分点，实际就业人数26万人。其中研究生就业率86.46%，本科生88.78%，高职高专88.85%；江苏省教育厅统计，截至2013年9月，应届高校毕业生总就业率为87.14%，比2012年同期下降2.74个百分点。
《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公布了一组基于12所高校1678名应届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报告，显示“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好于人们预测”。调查显示，在毕业两个月之后，接受调查的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为82.4%，失业率为17.6%，其中，来自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失业率高达30.5%，是就业最为困难的群体。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最高，达到91.9%，比重点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还高11.4%。不过，高职院校毕业生虽然就业率较高，但2237元的平均初职月薪，远低于重点本科毕业生的4497元（税后），以及普通本科毕业生的3237元。
未来十年中国人力资本将持续增长
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但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及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PADIS人口模型测算，预计今后十年内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出现转折性下降，即在2011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41亿人的顶点，以后将持续减少，到2023年约为9.12亿人，比顶点时劳动力资源减少近3000万人。
在劳动力总量减少的情况下，新增劳动力的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2003～2012年的十年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保持了每年1000万～1200万的规模，其中，高校毕业生从期初的212万人迅速增加到699万人，占城镇新增就业的比重也从不到30%，提高到超过50%，从2011年开始已经超过新增转移农民工，成为最主要的新增就业群体。
延迟退休将有助于提高未来十年人力资本供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由此渐进式延迟退休已经成为重要的改革方向，延迟退休将对人力资本供应带来重要影响。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为55岁。日前，在第五届中国社会保障论坛上发布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中长期测算及改革思路探讨》显示，目前，我国男性的实际退休年龄为56岁，女性实际退休年龄约50岁。这更表明我国延迟退休年龄仍有较大空间。当前对于如何渐进式延迟退休尚没有确定的说法，本文根据一些研究建议，假设考虑从2014年起，每年延迟退休3个月，这样每4年延迟退休一年时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提出的方案。
采用许召元（2013）计算人力资本总量的方法，根据PADIS人口模型对今后中国人口总量及年龄结构的预测（采用单独二孩政策情景），以及宏观模型对中国今后城乡人口分布的预测，可以得到对未来十年中国人力资本的预测。
虽然自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达到顶峰进入下降阶段，但由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力资本仍将持续增长，直到2023年仍能维持约0.65%的正增长。如果采取每年延迟退休一个季度的渐近式方案，则每年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可以提高0.26～0.3个百分点。
我国已经跨过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转移潜力已经大大降低
从2004年中国开始出现“民工荒”和“招工难”现象以来，中国是否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是否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关于人力资本供应的重要现实问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
1954年，刘易斯（W.A.Lewis）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并提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传统农业部门中剩余劳动力消失时，就会出现现代经济部门工资上升的情况，原文中这两个部门的名词是“维持生计部门”（即subsistence sector，包括其他临时性职业，如码头工人、小商贩等，但主要是传统农业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即capitalist sector，是指资本家拥有资本并雇佣劳动力获取利润的产业部门（但不包括农业资本）］，后面的翻译中经常译成传统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或现代经济部门（如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著，洪银兴、郑江淮译，《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04期）。这一点即为“刘易斯转折点”。后来，刘易斯本人（1958和1972）、拉尼斯和费景汉（1964）、乔根森（1967）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拓展，根据这些研究，对二元经济和刘易斯转折点的主要定义如下：
对于后发经济体来说，在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经济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即传统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等于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代经济部门只要提供一个稍高于传统农业部门收入的工资，就可以招收到大量的劳动力，这一阶段的最主要特征是劳动力大量转移但工资基本不变；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农村劳动力有限供给，或有限剩余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劳动力持续转移，劳动力边际产品高于农业部门平均产出，因此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必须提高才能进一步吸引劳动力转移；第三阶段是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工资基本相同，二元经济特征消失、城乡高度一体化发展的阶段，此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传统农业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相等。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通常所说的“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这种转化不是一个时点，而必然是一个渐近的过程，因此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区间”。而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点通常称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准确分析判断是否存在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是否到来，对于把握中国人力资源供应状况，分析其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呈现出劳动力转移规模持续扩大而农民工工资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的现象，十分符合刘易斯模型所定义的无限供给特征，因此中国也应该存在二元经济模型所预测的刘易斯转折点，目前研究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判断刘易斯转折点的主要标准
南亮进（1973）在其对日本转折点的分析中，提出了几个找出转折点的标准，虽然后来的其他研究中都有所不同，但大致都没有超出这些范围。
1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力是否高于实际工资。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很低，经常显著低于生存工资水平，而当越过刘易斯转折点后，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将会高于农村的实际工资水平。
2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与边际生产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显著。在劳动的无限供给阶段，两者之间相关系数应为零，即工资主要由社会因素决定的“生存工资水平”给出，而与劳动边际生产力不相关。但在劳动有限供给阶段，工资与边际生产力之间相关关系应该非常显著。因此通过考察相关系数的转折性变化即可以判断跨越转折点的时间。
3传统农业部门实际工资是否出现快速上升。尽管在存在剩余劳动力时生存工资水平也可能上涨，但这一般是缓慢的，如果实际工资开始快速上升（但要排除这种工资快速上升是由于其他原因比如政策变化或经济周期因素引起的情形），即可以认为转折点到来。
4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异是否缩小。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以后，非熟练劳动力（在中国我们用农民工代替）的供给变成有限的，因此工资差异的扩大趋势会减缓甚至开始缩小。
5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的劳动力数量，相对于现代部门工资率的弹性是否下降。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该供给弹性应该是无穷大（或者非常大），即现代部门工资的小幅上升就可以吸引大量来自于农村的转移劳动力，而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该供给弹性变成一个有限的正数。
上述五个标准中，标准1和标准5与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直接相关，是在转折点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的结果，也是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最直接的标准，234是辅助判断标准［日］南亮进著，关权译，《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日本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但由于理论模型是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得到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高度抽象化的，而实际情况往往比理论复杂得多，此外也可能存在数据上的缺陷，所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识别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对于判断拐点的到来非常重要。刘易斯（1972）曾指出“模型所需要的条件是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零边际生产率并不是必要条件”，因此，我们认为刘易斯模型转折点最本质的特征是劳动供给弹性发生了变化，其他如实际工资上升、工资差距变化、边际产出变化都是辅助性判断标准。因此，下文将主要基于标准345判断中国是否以及何时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
2008年以后农民工工资水平快速增长且与城镇职工差距开始缩小，符合刘易斯转折点的典型特征
刘易斯转折点的一个很重要标志是真实工资水平开始快速上升（标准3）。在最初的刘易斯模型中，并没有区分是转移劳动力还是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因为两者是相同的，但实际上转移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工资有显著差别，因此我们主要考虑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变化。卢锋（2012）对1979～2010年农民工工资水平进行了细致的甄别和估计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1979—2010”，《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但该文的最终数据是采用多种数据源的简单平均，因此很大程度上受不同来源数据的波动影响，考虑到自1995年以后即有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全国调查数据，数据年限符合本研究需要（绝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在2004年及以后），而且农调队数据具有标准统一、代表性和覆盖面强的特点，因此本研究采用农调队的农民工工资数据进行分析。2001年，全国平均农民工月工资为644元，到2004年提高到780元，2007年提高到1060元，到2012年达到2290元。考虑到价格因素，用CPI和GDP缩减指数平减后的工资水平同样显示出快速上升趋势。例如，用CPI平减的工资水平在2000年时为130.4元（1978年不变价），2004年为171.1元，2007年和2012年分别为214.7元和395元。
从实际工资增长趋势判断我国大约在2008年进入刘易斯转折点。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有企业改革影响，农民工工资跌至1990年的最低点，此后工资水平有所回升，但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实际工资并没有上涨，2001年是实际工资的一个较低点，此后2001～2007年间，工资水平开始持续增长，平均每年增长6.6%（用CPI指数缩减，而从2008年起，农民工工资提高速度明显加快，2008～2012年间工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4.4%，是2001～2007年间年均增速的两倍多，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现大量返乡农民工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水平仍然持续上涨，这符合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时工资水平较快增长的特征。
2001～2007年期间农民工工资水平持续较快增长，是不少研究判断2004年前后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依据，但这一论据的可信性值得商榷。一是因为相对于GDP增速而言，这一时期工资增长速度仍然缓慢，且2004年实际工资增速与前后年份相比也没有显著的变化；二是因为这一时期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自2003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出台“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依法签约保障农民工收入”、“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落实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等... -->>
要点透视
由于服务业比重提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作用有所增强，在2012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背景下，普通工人和大中专毕业生保持了较好的就业形势。
我国已经于2008年前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转移对非农部门人力资本增长的贡献在减小，渐近式延迟退休可以有效提高人力资本增长速度，从而提升经济增长潜力。
大中专毕业生和受过职业教育的年轻劳动力成为新增人力资本的主要源泉，需要通过提高大学毕业生技能水平和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加强人力资本供需的协调。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我国新增非农就业中来自于农村转移的比重在减小，而接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的劳动力不断增加，人力资本的供应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人力资本供应结构高级化，既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与劳动力匹配提出了新要求，也为促进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
2013年我国各类人力资源整体就业形势良好
2013年我国仍处于人力资源供应结构持续转变的时期，突出表现是大学生毕业数量持续增长，占整个新增就业的比重持续提高。从就业市场看，也出现普通劳动力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
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持续增长
在2013年宏观经济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城镇新增就业保持了稳定增长趋势。全年新增就业1310万人，比2012年多增44万人。自2004年以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除2008年和2009年有所下降外，大多数年份保持就业稳定增长的态势。例如2009年城镇新增就业为1102万人，2010～2012年分别为1168万人、1221万人和1266万人，每年增加45万～66万人。
普通工人就业形势好于2012年
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约100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的统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测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数量不同年份有所变动，如2006年为100个，2013年为104个。2013年第三季度，100个监测城市中，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564.8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524.2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8。
从就业人数的变化看，普通工人的就业供求总量减少，就业形势较好。其中2013年一季度与2012年同期相比，需求人数减少16.3万人，下降2.9%，求职人数减少约22.7万人，下降4.3%，因此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由上年同期的1.08提高到1.10。2013年三季度与2012年同期相比，需求人数减少13.9万人，下降2.5%，求职人数减少约39.2万人，下降7.3%，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1.05提高到1.08。
从求职人群看，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就业信息主要反映了非大学生群体的就业情况。在进入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人群中大学生比重较小，其中在学人员占比为2.9%，另外新成长失业青年中的高校毕业生为24.5×43.9%=10.76%，合计大学生约占13.66%，因此进入就业服务机构的多数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普通就业群体，也说明普通劳动力的就业形势相对较好。
大学生就业供给数量创新高，就业较为困难
近年来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自1999年我国普通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以后，自2002年起高校毕业生数量相应快速增加。2001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仅103.6万人，到2004年突破200万人（239.1万），2006年突破400万人（458.8万人），2010年突破600万人（619.1万人），2013年含研究生的高校毕业生达699万人，接近700万人，预计2014年727万人。
在高校毕业人数持续增长，而经济增速明显下滑、高校毕业生专业结构与市场需求匹配度不高的情况下，201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显著增大，被媒体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从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低于上届同期11个百分点；本科毕业生为35%，低于上届同期12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为32%，低于上届同期13个百分点。部分高校的统计证实了这一情况，例如四川大学的统计说明，截至2013年5月20日，该校2013届毕业生17555人，总就业率为55.63％，其中本科生10034人，就业率为59.66％，研究生7521人，就业率为50.25％，总就业率同比下降了6.37%。
但随着2013年经济形势的企稳，到2013年下半年大学生就业情况有所好转，大学生就业率仅比2012年同期略有降低。例如上海市统计发现，截至2013年7月10日，该市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已达88%，与2012年同期基本持平，高于2009～2011年同期水平；陕西省统计，截至7月10日，全省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形势良好，就业率为88.18%，与上年同期相比仅下降了0.12个百分点；安徽省教育厅统计发现，截至2013年8月31日，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88.71%，比上年同期下降0.92个百分点，实际就业人数26万人。其中研究生就业率86.46%，本科生88.78%，高职高专88.85%；江苏省教育厅统计，截至2013年9月，应届高校毕业生总就业率为87.14%，比2012年同期下降2.74个百分点。
《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公布了一组基于12所高校1678名应届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报告，显示“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好于人们预测”。调查显示，在毕业两个月之后，接受调查的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为82.4%，失业率为17.6%，其中，来自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失业率高达30.5%，是就业最为困难的群体。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最高，达到91.9%，比重点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率还高11.4%。不过，高职院校毕业生虽然就业率较高，但2237元的平均初职月薪，远低于重点本科毕业生的4497元（税后），以及普通本科毕业生的3237元。
未来十年中国人力资本将持续增长
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但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及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PADIS人口模型测算，预计今后十年内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出现转折性下降，即在2011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9.41亿人的顶点，以后将持续减少，到2023年约为9.12亿人，比顶点时劳动力资源减少近3000万人。
在劳动力总量减少的情况下，新增劳动力的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2003～2012年的十年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保持了每年1000万～1200万的规模，其中，高校毕业生从期初的212万人迅速增加到699万人，占城镇新增就业的比重也从不到30%，提高到超过50%，从2011年开始已经超过新增转移农民工，成为最主要的新增就业群体。
延迟退休将有助于提高未来十年人力资本供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由此渐进式延迟退休已经成为重要的改革方向，延迟退休将对人力资本供应带来重要影响。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为55岁。日前，在第五届中国社会保障论坛上发布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中长期测算及改革思路探讨》显示，目前，我国男性的实际退休年龄为56岁，女性实际退休年龄约50岁。这更表明我国延迟退休年龄仍有较大空间。当前对于如何渐进式延迟退休尚没有确定的说法，本文根据一些研究建议，假设考虑从2014年起，每年延迟退休3个月，这样每4年延迟退休一年时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提出的方案。
采用许召元（2013）计算人力资本总量的方法，根据PADIS人口模型对今后中国人口总量及年龄结构的预测（采用单独二孩政策情景），以及宏观模型对中国今后城乡人口分布的预测，可以得到对未来十年中国人力资本的预测。
虽然自2012年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达到顶峰进入下降阶段，但由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力资本仍将持续增长，直到2023年仍能维持约0.65%的正增长。如果采取每年延迟退休一个季度的渐近式方案，则每年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可以提高0.26～0.3个百分点。
我国已经跨过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转移潜力已经大大降低
从2004年中国开始出现“民工荒”和“招工难”现象以来，中国是否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就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是否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关于人力资本供应的重要现实问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
1954年，刘易斯（W.A.Lewis）构建了一个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并提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传统农业部门中剩余劳动力消失时，就会出现现代经济部门工资上升的情况，原文中这两个部门的名词是“维持生计部门”（即subsistence sector，包括其他临时性职业，如码头工人、小商贩等，但主要是传统农业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即capitalist sector，是指资本家拥有资本并雇佣劳动力获取利润的产业部门（但不包括农业资本）］，后面的翻译中经常译成传统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或现代经济部门（如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著，洪银兴、郑江淮译，《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04期）。这一点即为“刘易斯转折点”。后来，刘易斯本人（1958和1972）、拉尼斯和费景汉（1964）、乔根森（1967）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拓展，根据这些研究，对二元经济和刘易斯转折点的主要定义如下：
对于后发经济体来说，在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经济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即传统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等于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代经济部门只要提供一个稍高于传统农业部门收入的工资，就可以招收到大量的劳动力，这一阶段的最主要特征是劳动力大量转移但工资基本不变；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农村劳动力有限供给，或有限剩余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劳动力持续转移，劳动力边际产品高于农业部门平均产出，因此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必须提高才能进一步吸引劳动力转移；第三阶段是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工资基本相同，二元经济特征消失、城乡高度一体化发展的阶段，此时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传统农业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品相等。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点即为通常所说的“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这种转化不是一个时点，而必然是一个渐近的过程，因此也被称为“刘易斯转折区间”。而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点通常称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准确分析判断是否存在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是否到来，对于把握中国人力资源供应状况，分析其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呈现出劳动力转移规模持续扩大而农民工工资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的现象，十分符合刘易斯模型所定义的无限供给特征，因此中国也应该存在二元经济模型所预测的刘易斯转折点，目前研究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判断刘易斯转折点的主要标准
南亮进（1973）在其对日本转折点的分析中，提出了几个找出转折点的标准，虽然后来的其他研究中都有所不同，但大致都没有超出这些范围。
1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力是否高于实际工资。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很低，经常显著低于生存工资水平，而当越过刘易斯转折点后，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将会高于农村的实际工资水平。
2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与边际生产力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显著。在劳动的无限供给阶段，两者之间相关系数应为零，即工资主要由社会因素决定的“生存工资水平”给出，而与劳动边际生产力不相关。但在劳动有限供给阶段，工资与边际生产力之间相关关系应该非常显著。因此通过考察相关系数的转折性变化即可以判断跨越转折点的时间。
3传统农业部门实际工资是否出现快速上升。尽管在存在剩余劳动力时生存工资水平也可能上涨，但这一般是缓慢的，如果实际工资开始快速上升（但要排除这种工资快速上升是由于其他原因比如政策变化或经济周期因素引起的情形），即可以认为转折点到来。
4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异是否缩小。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以后，非熟练劳动力（在中国我们用农民工代替）的供给变成有限的，因此工资差异的扩大趋势会减缓甚至开始缩小。
5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的劳动力数量，相对于现代部门工资率的弹性是否下降。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该供给弹性应该是无穷大（或者非常大），即现代部门工资的小幅上升就可以吸引大量来自于农村的转移劳动力，而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后，该供给弹性变成一个有限的正数。
上述五个标准中，标准1和标准5与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直接相关，是在转折点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的结果，也是判断刘易斯转折点最直接的标准，234是辅助判断标准［日］南亮进著，关权译，《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日本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但由于理论模型是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得到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高度抽象化的，而实际情况往往比理论复杂得多，此外也可能存在数据上的缺陷，所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识别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对于判断拐点的到来非常重要。刘易斯（1972）曾指出“模型所需要的条件是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零边际生产率并不是必要条件”，因此，我们认为刘易斯模型转折点最本质的特征是劳动供给弹性发生了变化，其他如实际工资上升、工资差距变化、边际产出变化都是辅助性判断标准。因此，下文将主要基于标准345判断中国是否以及何时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
2008年以后农民工工资水平快速增长且与城镇职工差距开始缩小，符合刘易斯转折点的典型特征
刘易斯转折点的一个很重要标志是真实工资水平开始快速上升（标准3）。在最初的刘易斯模型中，并没有区分是转移劳动力还是城市劳动力的工资，因为两者是相同的，但实际上转移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工资有显著差别，因此我们主要考虑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变化。卢锋（2012）对1979～2010年农民工工资水平进行了细致的甄别和估计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1979—2010”，《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但该文的最终数据是采用多种数据源的简单平均，因此很大程度上受不同来源数据的波动影响，考虑到自1995年以后即有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全国调查数据，数据年限符合本研究需要（绝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在2004年及以后），而且农调队数据具有标准统一、代表性和覆盖面强的特点，因此本研究采用农调队的农民工工资数据进行分析。2001年，全国平均农民工月工资为644元，到2004年提高到780元，2007年提高到1060元，到2012年达到2290元。考虑到价格因素，用CPI和GDP缩减指数平减后的工资水平同样显示出快速上升趋势。例如，用CPI平减的工资水平在2000年时为130.4元（1978年不变价），2004年为171.1元，2007年和2012年分别为214.7元和395元。
从实际工资增长趋势判断我国大约在2008年进入刘易斯转折点。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有企业改革影响，农民工工资跌至1990年的最低点，此后工资水平有所回升，但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实际工资并没有上涨，2001年是实际工资的一个较低点，此后2001～2007年间，工资水平开始持续增长，平均每年增长6.6%（用CPI指数缩减，而从2008年起，农民工工资提高速度明显加快，2008～2012年间工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14.4%，是2001～2007年间年均增速的两倍多，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出现大量返乡农民工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水平仍然持续上涨，这符合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时工资水平较快增长的特征。
2001～2007年期间农民工工资水平持续较快增长，是不少研究判断2004年前后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依据，但这一论据的可信性值得商榷。一是因为相对于GDP增速而言，这一时期工资增长速度仍然缓慢，且2004年实际工资增速与前后年份相比也没有显著的变化；二是因为这一时期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自2003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出台“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依法签约保障农民工收入”、“建立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落实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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