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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老先生有一个赤子的魂灵，他的良知并没有受到俗世功名的熏染，这才有了他一连串的追忆，只要我们去读他的《随想录》，就可以一目了然。
美中不足的是，也许先生良心上负债过于沉重的缘故，这些据说“代表了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纯粹是经验、感受和经历上的陈述，只作感情上的忏悔，而缺乏真正的见识，并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思想和理性认识。
一言以蔽之，先生缺少了基于反省自我灵魂之上的系统的社会批判意识。整部《随想录》没有厚度，没有应有的冷静，缺乏厚重感，充塞了过多感情充沛的空论。讲“真话”、要“创作自由”……全没有说到点子上。谁不想讲真话？谁不要创作自由？单靠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就能免除再来一次“十年一梦”吗？
考较先生的一生，他是一个胆大于识的人，一个情高过智的人。这种个性，使他自视甚高，他说自己一般不读别人的文章，当然对别人的思想也不需要去了解和研究了。这一生，似乎他只在进行社会活动，此外就是要将自己的心灵真实地记录下来。
这种“习惯”，大概不是先生的专利，我所见识的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够埋下头来，系统地接触、辨析过别人思想的。这是中国作家自身最大的不幸！近来，王蒙先生提倡作家学者化，才真正触动到这个固有的症结——作家应当培育一颗卓然独识的灵魂，具有真正的理性精神。没有独立的思想见识，只有充沛的感情，结果不能不干出一些不晓得东西南北的事，向自己晚岁的生命，投下过多厚重的阴影——巴金先生就曾经不全是出于违心地写过整治胡风的“黑”材料，这时，他“糊里糊涂”地充当了一名“战士”的角色。后来他本人在“文革”中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真有点报应不爽！
在那样的时代，知识分子互相出卖，不过是“赶潮流”的心理在作怪罢了。“他们害怕与政治中心相隔离”，害怕孤独，担心在政治上没有影响，因此，用钱钟书先生对这类人的总结就是：“你受到的待遇适与你出的风头相称。”老舍这样优秀的人物，新中国最活跃、最有成就的老作家，结果落得了投身太平湖的下场，应合了钱先生的冷峻判语，能不令人痛惜不已？
所以，如果作家让自己缠夹在风口浪头中，他从此就不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不再拥有自己真正清醒通达的大脑了。
整个人、包括他的灵魂，只会被外界席卷一空。而这种例子，历史上俯拾皆是，不足为怪。屈原作《离骚》、孔子著《春秋》、司马迁写《史记》等等，都不是自己卷在“政治”中心里完成的。相反，种种的因缘际遇，使他们不得不从中脱离出来，这才有后来的“不平则鸣”、“发愤著作”。要不是这些遭遇，他们岂能脱得开种种纠纷，创作传世不朽的作品呢？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白居易认为，李白、杜甫终生受漂泊、战乱之苦，是上天有意成全他们，要他们一心不可二用，只能去做好一名伟大的“诗人”。
如此而已！
不过，包括巴金先生在内的一大批人，很晚才领会这一点，这时候早已力不从心了，再想创作已然十分艰难，剩下的只有写写回忆录，将自己在那段历史里真实的感受留下来，让后人有所警戒，使社会多一些理性反省的材料。
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的功德的确是无量的！问题还在于，这些材料有没有得到应有的理性反省呢？也许一窝蜂的叫好声已经将它淹没，这岂不是和先生的初衷大相违背了？
可见，当今真诚的作家太少了。不论巴金先生本身有多少缺憾，至少现在他的心灵还是真诚的，他以自己赤纯的良心说出了真话，其他人该做些什么呢？
历史是容不得欺世盗名的人的。巴金先生的忏悔，我想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曹禺先生在总结自己的创作时，认为他只有《雷雨》一件作品能够传世，其它的却是不成的。
在无情的历史面前，这代人留下了多少遗憾！
责任全在可恨的“四人帮”吗？
按照萨特的理论，人一生的命运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不选择也是由于他选择了“不选择”。“咎由自取”，这四个字决不是一句讽刺挖苦人的话，而是真实的历史总结。钱钟书先生也只是过分的大智大慧了一些，通晓得历史的真面目，这才超然物外，守住了自身的孤独，专心创作出巨著《管锥编》的。我想，钱先生即使有所遗憾——他遗憾自己没有条件多创作一些文学作品，也不会如巴金先生这么深切，这么沉重，这样不安啊！
“逝者如斯夫”？
巴金，这位令人敬重的老人，他为后代留下了无尽真实的记录，我们不该辜负先生的这个血泪交迸的结晶品！不该误读了先生的魂灵！
1994年3月，西安。
巴金老先生有一个赤子的魂灵，他的良知并没有受到俗世功名的熏染，这才有了他一连串的追忆，只要我们去读他的《随想录》，就可以一目了然。
美中不足的是，也许先生良心上负债过于沉重的缘故，这些据说“代表了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纯粹是经验、感受和经历上的陈述，只作感情上的忏悔，而缺乏真正的见识，并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思想和理性认识。
一言以蔽之，先生缺少了基于反省自我灵魂之上的系统的社会批判意识。整部《随想录》没有厚度，没有应有的冷静，缺乏厚重感，充塞了过多感情充沛的空论。讲“真话”、要“创作自由”……全没有说到点子上。谁不想讲真话？谁不要创作自由？单靠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就能免除再来一次“十年一梦”吗？
考较先生的一生，他是一个胆大于识的人，一个情高过智的人。这种个性，使他自视甚高，他说自己一般不读别人的文章，当然对别人的思想也不需要去了解和研究了。这一生，似乎他只在进行社会活动，此外就是要将自己的心灵真实地记录下来。
这种“习惯”，大概不是先生的专利，我所见识的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够埋下头来，系统地接触、辨析过别人思想的。这是中国作家自身最大的不幸！近来，王蒙先生提倡作家学者化，才真正触动到这个固有的症结——作家应当培育一颗卓然独识的灵魂，具有真正的理性精神。没有独立的思想见识，只有充沛的感情，结果不能不干出一些不晓得东西南北的事，向自己晚岁的生命，投下过多厚重的阴影——巴金先生就曾经不全是出于违心地写过整治胡风的“黑”材料，这时，他“糊里糊涂”地充当了一名“战士”的角色。后来他本人在“文革”中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真有点报应不爽！
在那样的时代，知识分子互相出卖，不过是“赶潮流”的心理在作怪罢了。“他们害怕与政治中心相隔离”，害怕孤独，担心在政治上没有影响，因此，用钱钟书先生对这类人的总结就是：“你受到的待遇适与你出的风头相称。”老舍这样优秀的人物，新中国最活跃、最有成就的老作家，结果落得了投身太平湖的下场，应合了钱先生的冷峻判语，能不令人痛惜不已？
所以，如果作家让自己缠夹在风口浪头中，他从此就不再能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不再拥有自己真正清醒通达的大脑了。
整个人、包括他的灵魂，只会被外界席卷一空。而这种例子，历史上俯拾皆是，不足为怪。屈原作《离骚》、孔子著《春秋》、司马迁写《史记》等等，都不是自己卷在“政治”中心里完成的。相反，种种的因缘际遇，使他们不得不从中脱离出来，这才有后来的“不平则鸣”、“发愤著作”。要不是这些遭遇，他们岂能脱得开种种纠纷，创作传世不朽的作品呢？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白居易认为，李白、杜甫终生受漂泊、战乱之苦，是上天有意成全他们，要他们一心不可二用，只能去做好一名伟大的“诗人”。
如此而已！
不过，包括巴金先生在内的一大批人，很晚才领会这一点，这时候早已力不从心了，再想创作已然十分艰难，剩下的只有写写回忆录，将自己在那段历史里真实的感受留下来，让后人有所警戒，使社会多一些理性反省的材料。
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生的功德的确是无量的！问题还在于，这些材料有没有得到应有的理性反省呢？也许一窝蜂的叫好声已经将它淹没，这岂不是和先生的初衷大相违背了？
可见，当今真诚的作家太少了。不论巴金先生本身有多少缺憾，至少现在他的心灵还是真诚的，他以自己赤纯的良心说出了真话，其他人该做些什么呢？
历史是容不得欺世盗名的人的。巴金先生的忏悔，我想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曹禺先生在总结自己的创作时，认为他只有《雷雨》一件作品能够传世，其它的却是不成的。
在无情的历史面前，这代人留下了多少遗憾！
责任全在可恨的“四人帮”吗？
按照萨特的理论，人一生的命运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不选择也是由于他选择了“不选择”。“咎由自取”，这四个字决不是一句讽刺挖苦人的话，而是真实的历史总结。钱钟书先生也只是过分的大智大慧了一些，通晓得历史的真面目，这才超然物外，守住了自身的孤独，专心创作出巨著《管锥编》的。我想，钱先生即使有所遗憾——他遗憾自己没有条件多创作一些文学作品，也不会如巴金先生这么深切，这么沉重，这样不安啊！
“逝者如斯夫”？
巴金，这位令人敬重的老人，他为后代留下了无尽真实的记录，我们不该辜负先生的这个血泪交迸的结晶品！不该误读了先生的魂灵！
1994年3月，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