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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莫斯科档案，使得各类研究资料全面了，加以新闻、出版、言论自由，不仅忏悔可能可行，即连系统的研究也是相当容易的事情。这是俄罗斯。
中国的情形目前怎样呢？就说“文革”吧，我们的一些核心档案还没有公开，只靠着几个当事人零零碎碎的回忆就能把问题谈清楚吗？
况且，回忆本身带有相当大的偏向与扭曲，尤其在“文革”这样重大的灾难事件上，只靠一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进行研究更不容易，有点深度的也很难出来。情势逼人，自危自保、讳疾忌医尚不足，我们能期待它有多大深度呢？
即使巴金老人的《随想录》，我早就撰文批评过它的缺乏深度，内中的忏悔是飘着的，许多说法根本就没有谈到点子上。
但即便如此，即便是巴金这样地位与声名的人，一部《随想录》的出生开始也费尽了周折，你还能期待其它更有深度的文章吗？
这就涉及到以下一个问题：让你自由忏悔时，你有这个能力吗？
实在地说，余秋雨即使愿意忏悔，我看也不一定就能悔出什么名堂出来，他的资质似乎并非思想型的人，而是“演员”型的文人，所以，忏悔多半是飞扬的、不着边际的。
那一代文化人已如此不堪，普通民众在多年的教化之后，更仅仅剩下一条筋，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全民共忏悔”大概只能是我们的愿望，而无法付诸行为。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秋雨先生想快快乐乐地跨越新世纪，亦无不可。这也是今天的我们需要面临和认可的现实。
《我们有罪，我们忏悔》的片面或缺空不难发现《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一文的片面或缺空之处。
首先在“谁来忏悔”这个问题上未予分清。因而，余杰一再强调巴金老人所提倡的“全民共忏悔”，不仅大而无当，而且很不现实，更没有这个可能——巴老的倡议是何等苍白无力！事实上，观诸先生的一生，他向来很少提出过什么精确而正确、经得住认真推敲的主张，毕竟他是凡人，是文人，不是思想家，说“大话”怪不得他，怪只怪那些太把他的话当真，不加辨析与纠正的人——这些人的思想尚不如巴老，这才把它当真，因此，我还是谁都不怪吧。
其次是“向谁忏悔”。按照上文分析，有的忏悔可以公开，而大多数是毫无必要与可能的。
事实上，人们时时面对的只是自己的良心。良心使我们觉得自己有罪感，但这种罪感是“**”，即使罪犯也有这样的**，**需要尊重，否则就很可能导致恐怖与灾难。
“文革”时期是最不尊重个人**的，它强迫人们进行心灵的“净化”，“恨斗私字一闪念”。
因而，忏悔既需自觉，更需自愿。
具体到余秋雨身上，如果他执意不愿忏悔，或者他觉得没什么好忏悔，那也是他的权利，谈不上人品恶劣与否。因为，“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所做的每一桩大事，记录都在，不入历史则罢，进入历史的人总有一个盖棺论定的时候，干下的祸事并非谁想掩饰就掩饰得了的。多少帝王将相身后都留下了千秋骂名，人为的掩饰或者虚假地忏悔一通大概只能欲盖弥彰。
第三，我们不忏悔，还是我们不能忏悔？
余杰说，二十世纪一次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尤其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对此，“我们却没有作出任何有分量的反思来。我们在跨越新世纪的门槛的时候，企图将这四道伤痕抛弃在旧世纪，但这能做到吗？假如忘却灾难，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里，余杰已经因果颠倒了——谁意识不到这一点？许多人早就意识到了、提倡过了，问题是大家都无能为力。
连巴金老人那样温暾的“忏悔”都差点出不来，余人的作为或极限也就可想而知了。要不然多少年前就有人说李泽厚等人“聪明”呢！
中国人的确并不是都傻，常识性的东西之所以成为一种隐讳，不再当作常识，其“罪恶”怎么能归咎于“无权无势”的文人，说他们没有反思呢？阿Q只敢羞辱小尼姑，赵四老爷是不敢的。
何况，知识分子在当下已是如此不幸，有几位能风光风光，长了不少知识人的志气，所以，知识人内部实在不该“斗”来“斗”去，那样会让大家忽略了真正的“流氓”——真正的流氓会在一边起哄、嗤笑。
单拿余秋雨来说，今天他连做流氓的资格都不具备，“搞”他实在叫我“心疼”——虽然他的皮肉不瘦，但也经不住啊！
第四，刑事意义上的“罪”与宗教意义上的“罪”应予分别。
我们说每个人都是不足的，人性里都含有相当大的“罪性”，这种“罪性”是相对于理想状态而言的，因此是宗教意义上的，这时的忏悔，面对的只是自我，至多再加上一个非人格化的、纯精神上的“上帝”。严格限制了这一点，灵魂方能自净与自救。
所以，只要这种“罪性”没有给他人带来“刑事”
意义上的危害或损伤，那就是“合理”的，不必追究的。
可是，一旦它发放出来，对他人造成了“刑事”意义上的危害或损伤，那么，此人就已构成犯罪，这时候仅仅“忏悔”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也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余杰对此却毫无辨别，所以他才说我们都有“罪”。
为什么都有罪呢？
余杰说“人有罪因为人的有限性”。在新约圣经中，“罪”是指“失去了目标，”“罪就是完美的亏损，是美善的扭曲，是美好关系的破坏。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是有罪的。一个人如果承认了自己的有限性，就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罪’是由人的有限性决定的、人生而有之的一种状态”。所以，软弱的人有罪，强悍的人也有罪，歌德和拿破仑都同样地有罪——强悍之罪，表现在天才身上，是狂妄自大，表现在农民身上，是打破生命的秩序，表现在市民身上，是害怕自由的责任。
进而，他又举鲁迅作证，认为鲁迅比我们伟大，就因为只有他才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
依照余杰的本意，他在这里所言的“罪”当然是相对于理想状态而言的，属于宗教意义上的——他文章的大题目“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中的“罪”以及小题目“我们为什么有罪”中的“罪”指的都是这一意义上的。
从这一意义往前推下去，他呼吁我们都应该忏悔。
这本来无可厚非，可是现在就出现了几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这里的“罪”与刑事意义上的“罪”相互混淆，因为他在文章里所列举的有关“罪”的事例，恰都是刑事意义上的，而不是他所说的“生而有之”的“有限性”，比如，奥斯维辛的烟囱、南京大屠杀、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红色高棉屠刀下的白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鲜血以及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吃人”等等，这里面的“罪”岂是什么“生而有之”？
而且，余杰把所有这一切“罪”混为一谈以后，刑事罪犯们似乎只要忏忏悔也就够了——这样，他就把罪犯们从中开脱出来，指向了一条避重就轻的逃遁之路。
可见，面对深重的历史与现实灾难，我们的确需要忏悔，然而，忏悔是有极为苛刻的条件限制的。具体到“文革”，几个文人的忏悔无济于事。余秋雨除了比旁人有名外，并没有比他的同时代人多出什么。
从他的“不忏悔”上，倒是引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值得所有知识分子时时警戒与警惕，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人格与精神独立都是必不可少的，丧失了这个主心骨，在多数状况下，我们将被塑造成不仁的小人、贱人、恶人、奸人或非人！
“文革”给予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总结它首先需要耐心，其次才是勇气。但国人欲想完全消弭它的灾难性影响，则非单单一个忏悔就能行。
忏悔已不足，何况是几个小文人无力的忏悔呢？
2000年3月17－19日，北京。
了莫斯科档案，使得各类研究资料全面了，加以新闻、出版、言论自由，不仅忏悔可能可行，即连系统的研究也是相当容易的事情。这是俄罗斯。
中国的情形目前怎样呢？就说“文革”吧，我们的一些核心档案还没有公开，只靠着几个当事人零零碎碎的回忆就能把问题谈清楚吗？
况且，回忆本身带有相当大的偏向与扭曲，尤其在“文革”这样重大的灾难事件上，只靠一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进行研究更不容易，有点深度的也很难出来。情势逼人，自危自保、讳疾忌医尚不足，我们能期待它有多大深度呢？
即使巴金老人的《随想录》，我早就撰文批评过它的缺乏深度，内中的忏悔是飘着的，许多说法根本就没有谈到点子上。
但即便如此，即便是巴金这样地位与声名的人，一部《随想录》的出生开始也费尽了周折，你还能期待其它更有深度的文章吗？
这就涉及到以下一个问题：让你自由忏悔时，你有这个能力吗？
实在地说，余秋雨即使愿意忏悔，我看也不一定就能悔出什么名堂出来，他的资质似乎并非思想型的人，而是“演员”型的文人，所以，忏悔多半是飞扬的、不着边际的。
那一代文化人已如此不堪，普通民众在多年的教化之后，更仅仅剩下一条筋，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全民共忏悔”大概只能是我们的愿望，而无法付诸行为。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秋雨先生想快快乐乐地跨越新世纪，亦无不可。这也是今天的我们需要面临和认可的现实。
《我们有罪，我们忏悔》的片面或缺空不难发现《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一文的片面或缺空之处。
首先在“谁来忏悔”这个问题上未予分清。因而，余杰一再强调巴金老人所提倡的“全民共忏悔”，不仅大而无当，而且很不现实，更没有这个可能——巴老的倡议是何等苍白无力！事实上，观诸先生的一生，他向来很少提出过什么精确而正确、经得住认真推敲的主张，毕竟他是凡人，是文人，不是思想家，说“大话”怪不得他，怪只怪那些太把他的话当真，不加辨析与纠正的人——这些人的思想尚不如巴老，这才把它当真，因此，我还是谁都不怪吧。
其次是“向谁忏悔”。按照上文分析，有的忏悔可以公开，而大多数是毫无必要与可能的。
事实上，人们时时面对的只是自己的良心。良心使我们觉得自己有罪感，但这种罪感是“**”，即使罪犯也有这样的**，**需要尊重，否则就很可能导致恐怖与灾难。
“文革”时期是最不尊重个人**的，它强迫人们进行心灵的“净化”，“恨斗私字一闪念”。
因而，忏悔既需自觉，更需自愿。
具体到余秋雨身上，如果他执意不愿忏悔，或者他觉得没什么好忏悔，那也是他的权利，谈不上人品恶劣与否。因为，“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所做的每一桩大事，记录都在，不入历史则罢，进入历史的人总有一个盖棺论定的时候，干下的祸事并非谁想掩饰就掩饰得了的。多少帝王将相身后都留下了千秋骂名，人为的掩饰或者虚假地忏悔一通大概只能欲盖弥彰。
第三，我们不忏悔，还是我们不能忏悔？
余杰说，二十世纪一次次残酷的政治运动，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尤其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对此，“我们却没有作出任何有分量的反思来。我们在跨越新世纪的门槛的时候，企图将这四道伤痕抛弃在旧世纪，但这能做到吗？假如忘却灾难，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在这里，余杰已经因果颠倒了——谁意识不到这一点？许多人早就意识到了、提倡过了，问题是大家都无能为力。
连巴金老人那样温暾的“忏悔”都差点出不来，余人的作为或极限也就可想而知了。要不然多少年前就有人说李泽厚等人“聪明”呢！
中国人的确并不是都傻，常识性的东西之所以成为一种隐讳，不再当作常识，其“罪恶”怎么能归咎于“无权无势”的文人，说他们没有反思呢？阿Q只敢羞辱小尼姑，赵四老爷是不敢的。
何况，知识分子在当下已是如此不幸，有几位能风光风光，长了不少知识人的志气，所以，知识人内部实在不该“斗”来“斗”去，那样会让大家忽略了真正的“流氓”——真正的流氓会在一边起哄、嗤笑。
单拿余秋雨来说，今天他连做流氓的资格都不具备，“搞”他实在叫我“心疼”——虽然他的皮肉不瘦，但也经不住啊！
第四，刑事意义上的“罪”与宗教意义上的“罪”应予分别。
我们说每个人都是不足的，人性里都含有相当大的“罪性”，这种“罪性”是相对于理想状态而言的，因此是宗教意义上的，这时的忏悔，面对的只是自我，至多再加上一个非人格化的、纯精神上的“上帝”。严格限制了这一点，灵魂方能自净与自救。
所以，只要这种“罪性”没有给他人带来“刑事”
意义上的危害或损伤，那就是“合理”的，不必追究的。
可是，一旦它发放出来，对他人造成了“刑事”意义上的危害或损伤，那么，此人就已构成犯罪，这时候仅仅“忏悔”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也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余杰对此却毫无辨别，所以他才说我们都有“罪”。
为什么都有罪呢？
余杰说“人有罪因为人的有限性”。在新约圣经中，“罪”是指“失去了目标，”“罪就是完美的亏损，是美善的扭曲，是美好关系的破坏。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是有罪的。一个人如果承认了自己的有限性，就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罪’是由人的有限性决定的、人生而有之的一种状态”。所以，软弱的人有罪，强悍的人也有罪，歌德和拿破仑都同样地有罪——强悍之罪，表现在天才身上，是狂妄自大，表现在农民身上，是打破生命的秩序，表现在市民身上，是害怕自由的责任。
进而，他又举鲁迅作证，认为鲁迅比我们伟大，就因为只有他才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
依照余杰的本意，他在这里所言的“罪”当然是相对于理想状态而言的，属于宗教意义上的——他文章的大题目“我们有罪，我们忏悔”中的“罪”以及小题目“我们为什么有罪”中的“罪”指的都是这一意义上的。
从这一意义往前推下去，他呼吁我们都应该忏悔。
这本来无可厚非，可是现在就出现了几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这里的“罪”与刑事意义上的“罪”相互混淆，因为他在文章里所列举的有关“罪”的事例，恰都是刑事意义上的，而不是他所说的“生而有之”的“有限性”，比如，奥斯维辛的烟囱、南京大屠杀、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红色高棉屠刀下的白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鲜血以及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吃人”等等，这里面的“罪”岂是什么“生而有之”？
而且，余杰把所有这一切“罪”混为一谈以后，刑事罪犯们似乎只要忏忏悔也就够了——这样，他就把罪犯们从中开脱出来，指向了一条避重就轻的逃遁之路。
可见，面对深重的历史与现实灾难，我们的确需要忏悔，然而，忏悔是有极为苛刻的条件限制的。具体到“文革”，几个文人的忏悔无济于事。余秋雨除了比旁人有名外，并没有比他的同时代人多出什么。
从他的“不忏悔”上，倒是引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值得所有知识分子时时警戒与警惕，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人格与精神独立都是必不可少的，丧失了这个主心骨，在多数状况下，我们将被塑造成不仁的小人、贱人、恶人、奸人或非人！
“文革”给予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总结它首先需要耐心，其次才是勇气。但国人欲想完全消弭它的灾难性影响，则非单单一个忏悔就能行。
忏悔已不足，何况是几个小文人无力的忏悔呢？
2000年3月17－19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