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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初，唐太宗李世民广选贤才，不避怨仇，不论亲疏，不囿派系，不计贵贱。魏征、王珪都是太子李建成之党，魏征任太子洗马，王珪任太子中允。魏征竭诚为太子李建成出谋划策，并建议太子对当时的秦王李世民早日采取行动，以免成刀下之俎。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殒身。李世民组阁时，并未追究魏征的责任，而是以睿智的大度和宽容，搁置前嫌“重其才，优礼之”拜魏征为谏议大夫，后任秘书监，同时拜王珪为谏议大夫，共同参与朝政。这对初登大宝的帝王来说，多么不易。有了李世民的宽宏雅量，便有了忠直之臣。魏征尽忠直谏，规谏匡正，知无不言，再加李世民虚心纳谏，遂使贞观大治。李世民不仅把魏征比作自己的一面镜子，还把魏征比作琢玉之良工。他说：“玉虽有美质，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耳。”李世民之雅量，成就了魏征贞观之一代名臣名相。
一日，王珪进见，当时有美人在侧侍奉。此女乃庐江王李瑗之姬，因李瑗谋反失败而没入宫中。唐太宗李世民指着此女对王珪说：“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就是说庐江王无道，杀了美女的丈夫又把她收入室中，如此暴虐，那有不灭亡的呢。王珪听罢，立即避席，问太宗：“陛下以庐江取之为是邪？为非邪？”太宗说：“安有杀人而娶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王珪回答：“臣闻齐桓公之郭，问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齐桓公到了郭国，问老百姓郭公因何而亡。百姓说，郭君知道是好的意见却不能采用，知道错误的事情而不能停止做，所以灭亡了。）今此夫人尚在左右，臣窃以为圣心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所谓而不去也。”太宗大悦，称为至善，很快下令，把美人送还给她的亲族。李世民知非即改，割其所爱，非雅量而不能为。
太宗即位之初，官吏受贿之风严重，太宗欲行整治，密令左右以财物试贿之。有位司门令史受贿一匹，太宗大怒，欲杀此人。这时，裴矩出来谏道：“此人受贿，诚令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之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李世民当即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对百僚说：“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裴矩何许人也？隋朝旧臣，曾先后事文帝、炀帝，而且在迎合、助长隋炀帝的荒淫方面颇用心思，被史家讥之为“佞臣”但李世民不仅继续任用了他，而且听取了他的意见，更当着众臣僚的面对他加以表扬，不仅体现了李世民宽容、虚心与雅量，也说明了他的真诚。宋代司马光对此十分感慨，他评论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问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影）也，表出则景随矣。”正是李世民乐闻直言，乐闻其过的雅量，使昔之佞臣转化为耿耿忠心的直臣。
贞观四年，李世民下诏征发工匠修造洛阳的乾元殿“以备巡狩”遭到给事中张玄素的严辞切谏。其上书中甚至说道：“且以陛下今时之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矣！”太宗览书，颇不愉快，谓张玄素：“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听罢，大为感叹，立即作了自我批评：“我不思量，遂至于此。”又对房玄龄说：“今玄素上表，洛阳实未宜修造，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可赐绢二百匹。”张玄素以如若修宫将唐太宗与炀帝桀纣相提并论，甚或超越炀帝，可谓言辞激烈，但太宗并未就此下不来台，而是当面认错悔错，立即叫停工程。给事中不过五品之官，竟能驳回皇上诏敕，这不正说明李世民纳谏无别，纳谏真诚，以是唯从的雅量吗？
说到李世民之雅量，有一件事不能不提。
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保持始终如一难矣。在贞观中期，魏征看到李世民逐渐懈怠，追求奢靡的倾向，于贞观十三年上书十渐不克终疏，历数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方面的变化，诸如放松克制，滥用民力，醉心游猎，意在纵欲，忽忘卑俭，猜忌大臣，骄傲自满，追求享乐等等，字字露锋芒，条条逆龙鳞。对此，李世民仍然保持了政治上的清醒，阅后，很受感动，对魏征说：“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李世民竟至于将十渐不克终疏写在屏风上，以便朝夕阅读，时时警惕自己。对来自臣下的一针见血的批评指责，不仅没有怨恨，反而作为当朝执政的座右铭警策自身，何其贤明坦诚，何其雅量大度，足以感动天地。
雅量，是宽宏气度和广阔胸襟的融合，是厚重修养和高尚品格的体现，是聪颖思维和仁慈心田的昭示。李世民所表现出的令人钦佩敬仰的雅量，成为贞观之治文明辉煌的最耀眼的风景。正因为有了李世民这样雅量高超的明君圣主，视君民为一体，视君臣为一体，吸纳了无数的忠臣良将，文人雅士，共同创造了政通人和、国运昌盛、文化灿烂、国泰民安的贞观之治。
贞观之初，唐太宗李世民广选贤才，不避怨仇，不论亲疏，不囿派系，不计贵贱。魏征、王珪都是太子李建成之党，魏征任太子洗马，王珪任太子中允。魏征竭诚为太子李建成出谋划策，并建议太子对当时的秦王李世民早日采取行动，以免成刀下之俎。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殒身。李世民组阁时，并未追究魏征的责任，而是以睿智的大度和宽容，搁置前嫌“重其才，优礼之”拜魏征为谏议大夫，后任秘书监，同时拜王珪为谏议大夫，共同参与朝政。这对初登大宝的帝王来说，多么不易。有了李世民的宽宏雅量，便有了忠直之臣。魏征尽忠直谏，规谏匡正，知无不言，再加李世民虚心纳谏，遂使贞观大治。李世民不仅把魏征比作自己的一面镜子，还把魏征比作琢玉之良工。他说：“玉虽有美质，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耳。”李世民之雅量，成就了魏征贞观之一代名臣名相。
一日，王珪进见，当时有美人在侧侍奉。此女乃庐江王李瑗之姬，因李瑗谋反失败而没入宫中。唐太宗李世民指着此女对王珪说：“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就是说庐江王无道，杀了美女的丈夫又把她收入室中，如此暴虐，那有不灭亡的呢。王珪听罢，立即避席，问太宗：“陛下以庐江取之为是邪？为非邪？”太宗说：“安有杀人而娶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王珪回答：“臣闻齐桓公之郭，问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齐桓公到了郭国，问老百姓郭公因何而亡。百姓说，郭君知道是好的意见却不能采用，知道错误的事情而不能停止做，所以灭亡了。）今此夫人尚在左右，臣窃以为圣心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所谓而不去也。”太宗大悦，称为至善，很快下令，把美人送还给她的亲族。李世民知非即改，割其所爱，非雅量而不能为。
太宗即位之初，官吏受贿之风严重，太宗欲行整治，密令左右以财物试贿之。有位司门令史受贿一匹，太宗大怒，欲杀此人。这时，裴矩出来谏道：“此人受贿，诚令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之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李世民当即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对百僚说：“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裴矩何许人也？隋朝旧臣，曾先后事文帝、炀帝，而且在迎合、助长隋炀帝的荒淫方面颇用心思，被史家讥之为“佞臣”但李世民不仅继续任用了他，而且听取了他的意见，更当着众臣僚的面对他加以表扬，不仅体现了李世民宽容、虚心与雅量，也说明了他的真诚。宋代司马光对此十分感慨，他评论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问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影）也，表出则景随矣。”正是李世民乐闻直言，乐闻其过的雅量，使昔之佞臣转化为耿耿忠心的直臣。
贞观四年，李世民下诏征发工匠修造洛阳的乾元殿“以备巡狩”遭到给事中张玄素的严辞切谏。其上书中甚至说道：“且以陛下今时之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矣！”太宗览书，颇不愉快，谓张玄素：“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听罢，大为感叹，立即作了自我批评：“我不思量，遂至于此。”又对房玄龄说：“今玄素上表，洛阳实未宜修造，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来不易，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可赐绢二百匹。”张玄素以如若修宫将唐太宗与炀帝桀纣相提并论，甚或超越炀帝，可谓言辞激烈，但太宗并未就此下不来台，而是当面认错悔错，立即叫停工程。给事中不过五品之官，竟能驳回皇上诏敕，这不正说明李世民纳谏无别，纳谏真诚，以是唯从的雅量吗？
说到李世民之雅量，有一件事不能不提。
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保持始终如一难矣。在贞观中期，魏征看到李世民逐渐懈怠，追求奢靡的倾向，于贞观十三年上书十渐不克终疏，历数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方面的变化，诸如放松克制，滥用民力，醉心游猎，意在纵欲，忽忘卑俭，猜忌大臣，骄傲自满，追求享乐等等，字字露锋芒，条条逆龙鳞。对此，李世民仍然保持了政治上的清醒，阅后，很受感动，对魏征说：“自得公疏，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遂列为屏障，朝夕瞻仰。”李世民竟至于将十渐不克终疏写在屏风上，以便朝夕阅读，时时警惕自己。对来自臣下的一针见血的批评指责，不仅没有怨恨，反而作为当朝执政的座右铭警策自身，何其贤明坦诚，何其雅量大度，足以感动天地。
雅量，是宽宏气度和广阔胸襟的融合，是厚重修养和高尚品格的体现，是聪颖思维和仁慈心田的昭示。李世民所表现出的令人钦佩敬仰的雅量，成为贞观之治文明辉煌的最耀眼的风景。正因为有了李世民这样雅量高超的明君圣主，视君民为一体，视君臣为一体，吸纳了无数的忠臣良将，文人雅士，共同创造了政通人和、国运昌盛、文化灿烂、国泰民安的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