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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生活的小县城里，铁饭碗已经不吃香了，自己做生意发达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包二奶找小三的事也很普遍，风气很不好。
我出来工作已经四年了，已经不再是刚毕业时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女了，对于社会上的暴发户没什么好感，对包二奶找小三的行为更是深恶痛绝。爸爸妈妈很传统，也看不顾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希望我找一个事业单位的男朋友，安安稳稳过日子。这样的要求对我来说并不难，我身边不乏这样的追求者，但我是慢热型，很难轻易喜欢上一个人。我不喜欢那种长得很帅的男孩子，觉得他们像奶油小生，没有安全感。对家里很富有的富二代更是敬而远之。我从小就晕车，再加上被爸妈和哥哥呵护惯了，希望出嫁了还能在他们附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要求太高，了解我的哥哥给我总结了三个择偶标准：人不能长得太帅，不丑就好；工资不能赚得太多，够花就好；家不能离得太远，不出县城就好。
我本来以为，我大体上是会按着哥哥半开玩笑半认真给我规划的轨道，在小县城里安稳、平静的生活，波澜不惊的过完我的一生。可天意弄人，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年，闺蜜大姐的二姐夫介绍我跳槽去他朋友的公司当出纳，那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当时是热门单位，收入很高。他朋友郑总是这个公司的副总经理，开着一辆黑色大奔，住在一栋四层楼的独院小洋楼里。大姐跟郑总家很熟，那天晚上，她带着我去郑总家，和郑总还有公司的总经理李总见面。
我和大姐带着水果走进郑总家，李总已经先到了。郑总四十来岁，中等个子，头发喷得油光锃亮，穿着一套黑色西装，一看就是个商人模样。李总三十来岁，高高瘦瘦，穿着短袖白衬衫，黑裤子，斯斯文文的，看着不像是总经理，倒像个书生。大家互相介绍之后，我和大姐坐在郑总家的长沙发上。大姐性格开朗大方，又和郑总一家熟悉，所以很放松。我本来就怕见生人，一下子近距离面对着两个大男人，心里很紧张，很拘谨。
郑总坐在对面的单张沙发上给我们泡茶，李总对我一见如故，打开他的黑色公文包，拿出资料就直接坐到我身边，给我介绍我上班之后要做的工作。不知道过了多久，当他介绍完，我要起身告辞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被他挤到了沙发角落里，他紧挨着我坐着。
我和闺蜜走出郑总家门口，李总追出来，像老熟人似的很自然的叫我的名字，再次叮嘱我过两天准时去上班。我答应一声就和大姐继续往前走，走了一小段路，大姐回头看了看，轻声告诉我，说李总还在门口目送我们。我有些犹豫地告诉大姐：“我心里很慌，感觉他太热情了，有点怕。”大姐安慰我说：“怕什么，他已经结婚了，听说孩子都四个了，再说，有郑总在你怕什么？这么好的工作到哪找？”
那一年，我十九岁，他三十一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生活的小县城里，铁饭碗已经不吃香了，自己做生意发达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包二奶找小三的事也很普遍，风气很不好。
我出来工作已经四年了，已经不再是刚毕业时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女了，对于社会上的暴发户没什么好感，对包二奶找小三的行为更是深恶痛绝。爸爸妈妈很传统，也看不顾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希望我找一个事业单位的男朋友，安安稳稳过日子。这样的要求对我来说并不难，我身边不乏这样的追求者，但我是慢热型，很难轻易喜欢上一个人。我不喜欢那种长得很帅的男孩子，觉得他们像奶油小生，没有安全感。对家里很富有的富二代更是敬而远之。我从小就晕车，再加上被爸妈和哥哥呵护惯了，希望出嫁了还能在他们附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要求太高，了解我的哥哥给我总结了三个择偶标准：人不能长得太帅，不丑就好；工资不能赚得太多，够花就好；家不能离得太远，不出县城就好。
我本来以为，我大体上是会按着哥哥半开玩笑半认真给我规划的轨道，在小县城里安稳、平静的生活，波澜不惊的过完我的一生。可天意弄人，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年，闺蜜大姐的二姐夫介绍我跳槽去他朋友的公司当出纳，那是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当时是热门单位，收入很高。他朋友郑总是这个公司的副总经理，开着一辆黑色大奔，住在一栋四层楼的独院小洋楼里。大姐跟郑总家很熟，那天晚上，她带着我去郑总家，和郑总还有公司的总经理李总见面。
我和大姐带着水果走进郑总家，李总已经先到了。郑总四十来岁，中等个子，头发喷得油光锃亮，穿着一套黑色西装，一看就是个商人模样。李总三十来岁，高高瘦瘦，穿着短袖白衬衫，黑裤子，斯斯文文的，看着不像是总经理，倒像个书生。大家互相介绍之后，我和大姐坐在郑总家的长沙发上。大姐性格开朗大方，又和郑总一家熟悉，所以很放松。我本来就怕见生人，一下子近距离面对着两个大男人，心里很紧张，很拘谨。
郑总坐在对面的单张沙发上给我们泡茶，李总对我一见如故，打开他的黑色公文包，拿出资料就直接坐到我身边，给我介绍我上班之后要做的工作。不知道过了多久，当他介绍完，我要起身告辞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被他挤到了沙发角落里，他紧挨着我坐着。
我和闺蜜走出郑总家门口，李总追出来，像老熟人似的很自然的叫我的名字，再次叮嘱我过两天准时去上班。我答应一声就和大姐继续往前走，走了一小段路，大姐回头看了看，轻声告诉我，说李总还在门口目送我们。我有些犹豫地告诉大姐：“我心里很慌，感觉他太热情了，有点怕。”大姐安慰我说：“怕什么，他已经结婚了，听说孩子都四个了，再说，有郑总在你怕什么？这么好的工作到哪找？”
那一年，我十九岁，他三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