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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上自习，忽然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学生装的新学生，还有一个小校工，却端着一张大书桌。正在打瞌睡的学生也醒过来了，个个站了起来，仿佛功课受到打扰似的。
校长做了个手势，要我们坐下，然后转过身去，低声对班主任说：
“罗杰先生，我把这个学生交托给你了，让他上五年级吧。要是他的功课和品行都够格的话，再让他升高班，他的岁数已经够大的了。”
这个新生坐在门背后的角落里，门一开，谁也看不见他，他是一个小乡巴佬，大约有十五岁，个子比我们哪一个都高。他的头发顺着前额剪齐，像乡下教堂里的歌童，看起来又懂事，又不自在。他的肩膀虽然不算宽，可是那件黑纽绿呢小外衣一定穿得太紧，袖口绷开了线缝的地方，露出了晒红的手腕，一看就知道是卷起袖子干惯了活的。浅黄色的长裤子给背带吊得太高，漏出了穿蓝袜子的小腿。脚上穿了一双不常擦油的钉鞋。
大家背起书来。他竖起耳朵来听，专心得好像在教堂里听传道，连腿也不敢跷，胳膊也不敢放在书桌上。两点钟下课铃响的时候，要不是班主任提醒他，他也不知道和我们一齐排队。
我们平时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抛在地上，以免拿在手里碍事；因此，一跨过门槛，就得把帽子扔到长凳底下，并且还要靠墙，掀起一片尘土；这已经成为规矩了。
不知道这个新生是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套，还是不敢跟大家一样做，课前的祷告做完之后，他还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他的帽子像是一盘大杂烩，看不出到底是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反正是便宜货，说不出的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后的苦脸。帽子是鸡蛋形的，里面用铁丝支撑着，帽口有三道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有条红线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帽顶是多边的硬壳纸，纸上蒙着复杂的彩绣，还有一根细长的饰带，末端吊着一个金线结成的小十字架作为坠子。
帽子是新的，帽檐还闪光呢。
“站起来，”老师说。
他一起立，鸭舌帽就掉了。全班人都笑了起来。
他弯下腰去拿帽子。旁边一个学生用胳膊捅了他一下，帽子又掉了，他又拣了一回。
“不必担心，你的王冠不会摔坏，”老师很风趣地说。
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怜的新生更加手足无措，不知道帽子应该拿在手里，还是让它掉在地下，还是把它戴在头上。他到底又坐下了，帽子还是放在膝盖上。
“站起来，”老师再说—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口里含了萝卜似地说了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说一遍！”
新生还是说了一个稀里糊涂的名字，全班都笑得更厉害了。
“声音高点！”老师喊道“声音高点！”
于是新生狠下决心，张开血盆大口，像在呼救似的，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叫道：“下坡花力！”
这下好了，笑声叫声直线上升，越来越闹，有的声音尖得刺耳，有的像狼号，有的像狗叫，有人跺脚，有人学舌：“下坡花力！下坡花力！”好不容易才变成零星的叫声，慢慢静了下来，但是一排板凳好像一串爆竹，说不准什么时候还会爆发出一两声压制不住的笑声，犹如死灰复燃的爆竹一样。老师只好用罚做功课的雨点，来淋湿爆竹，总算逐渐恢复了教室里的秩序；老师又要新生听写，拼音，翻来复去地念，才搞清楚了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就罚这条可怜虫坐到讲台前懒学生坐的板凳上去。他正要去，又站住了。
“你找什么？”老师问道。
“我的”新生心神不定，眼睛左右张望，胆小怕事地说。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教师一声令下，就像海神镇压风浪一般，压下了一场方兴未艾的风暴。
“都不许闹！”老师生气了，一面从高筒帽里掏出手帕来擦满脸的汗水，一面接着说。“至于你呢，新来的学生，你给我抄二十遍拉丁动词‘笑’的变位法。”
然后，他用温和一点的声音说：
“你的帽子嘛，回头就会找到，没有人抢你的！”
一切恢复平静。头都低下来做练习了。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钟头，虽然说不定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人的笔尖就会弹出一个小纸团来，溅他一脸墨水。他只用手擦擦脸，依然一动不动，也不抬头看一眼。
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从书桌里拿出袖套来，把文具摆得整整齐齐，细心地用尺在纸上划线。我们看他真用功，个个词都不厌其烦地查词典。当然，他就是靠了他表现的这股劲头，才没有降到低年级去；因为他即使勉强懂得文法规则，但是用词造句并不高明。他的拉丁文是本村神甫给他启的蒙，他的父母为了省钱，不是拖得实在不能再拖了，还不肯送他上学堂。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原来是军医的助手，在一八一二年左右的征兵案件中受到了连累，不得不在这时离开部队，好在他那堂堂一表的人材，赢得了一家衣帽店老板女儿的欢心，使他顺便捞到了六万法郎的嫁妆。他的长相漂亮，喜欢吹牛，总使他靴子上的马刺铿锵作响，嘴唇上边的胡子和络腮胡子连成一片，手指上总戴着戒指，衣服又穿得光彩夺目，外表看起来像个勇士，平易近人又像个推销员。一结了婚，头两三年他就靠老婆的钱过日子，吃得好，起得晚，用瓷烟斗一大斗、一大斗地吸烟，晚上不看完戏不回家，还是咖啡馆的常客。岳父死了，没有留下多少财产，他不高兴，要开一家纺织厂，又蚀了本，只好回到乡下，想在那里显显身手。但是，他既不懂得织布，又不懂得种地；他的马不是用来耕耘，而是用来驰骋；他的苹果酒不是一桶一桶卖掉，而是一瓶一瓶喝光；他院子里最好的鸡鸭，都供自己食用；他的猪油也用来擦亮自己打猎穿的皮鞋；不消多久，他发现自己最好打消一切发财的念头。
于是他一年花两百法郎，在科州和皮卡迪交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所半田庄、半住宅的房子；他灰心丧气，怨天尤人，从四十五岁起，就关门闭户，说是厌倦人世，决意只过安静的日子了。
他的妻子从前爱他简直着了魔，简直是对他百依百顺；不料她越顺着他，他却越远着她。她本来脾气好，感情外露，爱情专一，后来上了年纪，就像走了气的酒会变酸一样，也变得难相处了，说话唠叨，神经紧张。她吃了多少苦呵！起初看见他追骚逐臭，碰到村里的浪荡女人都不放过，夜里醉得人事不省，满身酒气，从多少下流地方给送回家来，她都没有抱怨。后来，她的自尊心受了伤，只好不言不语，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她还得到处奔波，忙这忙那。她得去见诉讼代理人，去见法庭庭长，记住什么时候期票到期，办理延期付款；在家里，她又得缝缝补补，洗洗烫烫，监督工人，开发工钱，而她的丈夫却什么也不管，从早到晚都昏沉沉、懒洋洋，仿佛在跟人赌气似的，稍微清醒一点就对她说些忘恩负义的话，缩在火炉旁边吸烟，向炉灰里吐痰。
等到她生了一个男孩，却不得不交给奶妈喂养。小把戏断奶回家后，又把他惯得像一个王子，母亲喂他果酱，父亲却让他光着脚丫子满地跑，还冒充哲学家，说什么小畜牲一丝不挂，可能活得更好。父母对孩子的想法背道而驰，父亲头脑里有男人的理想，他要按照斯巴达的方式严格训练儿子，好让他有强健的体格。他要儿子冬天睡觉不生火，教他大口喝甘蔗酒，看见教堂游行的队伍就说粗话。可是小孩子天性驯良，辜负了父亲的苦心，枉费了他的精力。母亲总把儿子带... -->>
我们正在上自习，忽然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学生装的新学生，还有一个小校工，却端着一张大书桌。正在打瞌睡的学生也醒过来了，个个站了起来，仿佛功课受到打扰似的。
校长做了个手势，要我们坐下，然后转过身去，低声对班主任说：
“罗杰先生，我把这个学生交托给你了，让他上五年级吧。要是他的功课和品行都够格的话，再让他升高班，他的岁数已经够大的了。”
这个新生坐在门背后的角落里，门一开，谁也看不见他，他是一个小乡巴佬，大约有十五岁，个子比我们哪一个都高。他的头发顺着前额剪齐，像乡下教堂里的歌童，看起来又懂事，又不自在。他的肩膀虽然不算宽，可是那件黑纽绿呢小外衣一定穿得太紧，袖口绷开了线缝的地方，露出了晒红的手腕，一看就知道是卷起袖子干惯了活的。浅黄色的长裤子给背带吊得太高，漏出了穿蓝袜子的小腿。脚上穿了一双不常擦油的钉鞋。
大家背起书来。他竖起耳朵来听，专心得好像在教堂里听传道，连腿也不敢跷，胳膊也不敢放在书桌上。两点钟下课铃响的时候，要不是班主任提醒他，他也不知道和我们一齐排队。
我们平时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抛在地上，以免拿在手里碍事；因此，一跨过门槛，就得把帽子扔到长凳底下，并且还要靠墙，掀起一片尘土；这已经成为规矩了。
不知道这个新生是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套，还是不敢跟大家一样做，课前的祷告做完之后，他还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他的帽子像是一盘大杂烩，看不出到底是皮帽、军帽、圆顶帽、尖嘴帽还是睡帽，反正是便宜货，说不出的难看，好像哑巴吃了黄连后的苦脸。帽子是鸡蛋形的，里面用铁丝支撑着，帽口有三道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有条红线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帽顶是多边的硬壳纸，纸上蒙着复杂的彩绣，还有一根细长的饰带，末端吊着一个金线结成的小十字架作为坠子。
帽子是新的，帽檐还闪光呢。
“站起来，”老师说。
他一起立，鸭舌帽就掉了。全班人都笑了起来。
他弯下腰去拿帽子。旁边一个学生用胳膊捅了他一下，帽子又掉了，他又拣了一回。
“不必担心，你的王冠不会摔坏，”老师很风趣地说。
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怜的新生更加手足无措，不知道帽子应该拿在手里，还是让它掉在地下，还是把它戴在头上。他到底又坐下了，帽子还是放在膝盖上。
“站起来，”老师再说—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口里含了萝卜似地说了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说一遍！”
新生还是说了一个稀里糊涂的名字，全班都笑得更厉害了。
“声音高点！”老师喊道“声音高点！”
于是新生狠下决心，张开血盆大口，像在呼救似的，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叫道：“下坡花力！”
这下好了，笑声叫声直线上升，越来越闹，有的声音尖得刺耳，有的像狼号，有的像狗叫，有人跺脚，有人学舌：“下坡花力！下坡花力！”好不容易才变成零星的叫声，慢慢静了下来，但是一排板凳好像一串爆竹，说不准什么时候还会爆发出一两声压制不住的笑声，犹如死灰复燃的爆竹一样。老师只好用罚做功课的雨点，来淋湿爆竹，总算逐渐恢复了教室里的秩序；老师又要新生听写，拼音，翻来复去地念，才搞清楚了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就罚这条可怜虫坐到讲台前懒学生坐的板凳上去。他正要去，又站住了。
“你找什么？”老师问道。
“我的”新生心神不定，眼睛左右张望，胆小怕事地说。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教师一声令下，就像海神镇压风浪一般，压下了一场方兴未艾的风暴。
“都不许闹！”老师生气了，一面从高筒帽里掏出手帕来擦满脸的汗水，一面接着说。“至于你呢，新来的学生，你给我抄二十遍拉丁动词‘笑’的变位法。”
然后，他用温和一点的声音说：
“你的帽子嘛，回头就会找到，没有人抢你的！”
一切恢复平静。头都低下来做练习了。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钟头，虽然说不定什么时候，不知道什么人的笔尖就会弹出一个小纸团来，溅他一脸墨水。他只用手擦擦脸，依然一动不动，也不抬头看一眼。
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从书桌里拿出袖套来，把文具摆得整整齐齐，细心地用尺在纸上划线。我们看他真用功，个个词都不厌其烦地查词典。当然，他就是靠了他表现的这股劲头，才没有降到低年级去；因为他即使勉强懂得文法规则，但是用词造句并不高明。他的拉丁文是本村神甫给他启的蒙，他的父母为了省钱，不是拖得实在不能再拖了，还不肯送他上学堂。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原来是军医的助手，在一八一二年左右的征兵案件中受到了连累，不得不在这时离开部队，好在他那堂堂一表的人材，赢得了一家衣帽店老板女儿的欢心，使他顺便捞到了六万法郎的嫁妆。他的长相漂亮，喜欢吹牛，总使他靴子上的马刺铿锵作响，嘴唇上边的胡子和络腮胡子连成一片，手指上总戴着戒指，衣服又穿得光彩夺目，外表看起来像个勇士，平易近人又像个推销员。一结了婚，头两三年他就靠老婆的钱过日子，吃得好，起得晚，用瓷烟斗一大斗、一大斗地吸烟，晚上不看完戏不回家，还是咖啡馆的常客。岳父死了，没有留下多少财产，他不高兴，要开一家纺织厂，又蚀了本，只好回到乡下，想在那里显显身手。但是，他既不懂得织布，又不懂得种地；他的马不是用来耕耘，而是用来驰骋；他的苹果酒不是一桶一桶卖掉，而是一瓶一瓶喝光；他院子里最好的鸡鸭，都供自己食用；他的猪油也用来擦亮自己打猎穿的皮鞋；不消多久，他发现自己最好打消一切发财的念头。
于是他一年花两百法郎，在科州和皮卡迪交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所半田庄、半住宅的房子；他灰心丧气，怨天尤人，从四十五岁起，就关门闭户，说是厌倦人世，决意只过安静的日子了。
他的妻子从前爱他简直着了魔，简直是对他百依百顺；不料她越顺着他，他却越远着她。她本来脾气好，感情外露，爱情专一，后来上了年纪，就像走了气的酒会变酸一样，也变得难相处了，说话唠叨，神经紧张。她吃了多少苦呵！起初看见他追骚逐臭，碰到村里的浪荡女人都不放过，夜里醉得人事不省，满身酒气，从多少下流地方给送回家来，她都没有抱怨。后来，她的自尊心受了伤，只好不言不语，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她还得到处奔波，忙这忙那。她得去见诉讼代理人，去见法庭庭长，记住什么时候期票到期，办理延期付款；在家里，她又得缝缝补补，洗洗烫烫，监督工人，开发工钱，而她的丈夫却什么也不管，从早到晚都昏沉沉、懒洋洋，仿佛在跟人赌气似的，稍微清醒一点就对她说些忘恩负义的话，缩在火炉旁边吸烟，向炉灰里吐痰。
等到她生了一个男孩，却不得不交给奶妈喂养。小把戏断奶回家后，又把他惯得像一个王子，母亲喂他果酱，父亲却让他光着脚丫子满地跑，还冒充哲学家，说什么小畜牲一丝不挂，可能活得更好。父母对孩子的想法背道而驰，父亲头脑里有男人的理想，他要按照斯巴达的方式严格训练儿子，好让他有强健的体格。他要儿子冬天睡觉不生火，教他大口喝甘蔗酒，看见教堂游行的队伍就说粗话。可是小孩子天性驯良，辜负了父亲的苦心，枉费了他的精力。母亲总把儿子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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