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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观点看过去,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对资本主义的形成,都有相当的贡献。我们虽不能称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但是他们的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和历史主义(historicism)反映着16、17世纪的思潮。这思潮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建立新兴国家(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的阶段结晶而为“劳力价值论”(la波r theory of value)。初看起来他们的思想有互相冲突之处,而骨子里,却有能前后衔接的精髓。
马基雅弗利首倡唯物论,人类历史只有已经存在的事物才能算数,要是不能生存,纵你说得道德高尚,仍是镜花水月。霍布斯相信人性为恶,你也不能勉强把它说得为善。自存自荣既是天赋于人的一种本性,那也不能怪继续这种功能是违反天意了。洛克纠正了霍布斯的悲观,认为天赋民权仍可以在经过公意而组成的国家内保全,不一定要暴权政治。但是他的私利观,却和霍布斯的很少区别,他的劳力价值论认为天生万物以养人,原来是全世界的资源,供全人类自由采用,只是某一个人将他自己的劳力与天生的资源混合,则成他的私产。私人财产与天赋民权互为表里,那也就不应当受皇权的侵凌和中世纪传统道德的拘束了。
我们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仅只用三两句话把这些思想家的观感概括说出,也感觉得到这样一个思想系统的轮廓庞大,它提到自然法规、人的性格和政治生活的真意义,而后面却又挟带着个私人财产权不能侵犯的宗旨。三位作家发表著作的时间前后亘二百年,却又还保存着这样的一个直线式的发展(linear progression)。这也就表示资本主义非一时突发的冲动,中国的思想史里就没有一个类似的运动。不仅“杨朱为我”只有昙花一现不能相比,好多近代中国作家找到明末清初有些思想家偶尔发表的文字,提及经济政策应当稍微开放,商人对社会的贡献不可全部抹杀,个人的私利无法洗刷得一干二净,都不能和西方同时的革命思想相比拟。讲得彻底一点,此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是通过“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范围之下,有组织有系统地提倡资本主义,而不是偶尔地、稍微地,或昙花一现地提倡资本主义。
读者看到这里,也可以想象我们在70年代的中期,给我们自己找来的麻烦了。我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立脚点看清,就冒失地溜进了这个“资本主义”的大黑洞里去了。我们看到马克思埋怨一个伦敦面包烤房每日工作十六小时还不算,竟要工作二十小时。我们也看到桑巴特的论文有如贺阁兹(hogarth)的油画,也像萨克雷(thackeray)的小说。我们虽已知道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一个连亘几个世纪,产生剧烈的变化,牵涉到好多国家的大怪物,甚至已经看到它的大轮廓却又无从说明它到底是飞禽,还是走兽。主要的困难则是这大题目不受学院门系的限制,而是 inter-disciplinary的一种题目,所以不容易找到适当的程序,将这千头万绪的因素综合起来。
现在事后想来,我们把这一段研究暂为搁置,在时间上不算是一个完全的损失。恰巧在这时期之中,尤其是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拘禁,中国开始反省“文化大革命”这是给历史家看清局势的一个绝好机会。写历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样,要是顺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过程,回顾上游的山脉形势,则对其组织结构,更多了解。这也就有如前述熊彼德所说,把今人现在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是同出而异途。我们观摩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是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倘使我们对中国更了解,同时也在观察欧洲的时候增长了眼光的纵深。总而言之,我们既已纠缠于一个历史上的大题目之间,则我们身处其境的情势愈澄清,我们的自信心会更坚固。
而且我写的万历十五年,也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一本明史专书,而是传统中国尚未与欧洲全面冲突时的一个解剖。书中说明中国的朝廷和社会,包括法制和思想,自有它的组织和系统,做起事来,也有它特别的作风与节奏。间接上就表示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这些组织与作风,与西方的系统与节奏,有很大的差别。因之也是在“有”和“无”之间,反面检讨同一问题。
在这几年之间,我也常想到欧洲资本主义的事。要是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能离开法律,而法律须要有国家作主宰,则我们应该先分就国家的畛域看,不应当先把中国的万历十五年看成了欧洲的1587年,或者把法国、荷兰、比利时的事和英国的事笼统叙述。我已经看清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而且它又有一个直线式的发展,并且到了某一阶段,就变成了无可逆转的形势,可见“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李约瑟和我,又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文艺复兴及宗教革命有关,有前面所说的银行出现的次序为证,那我们何不也将资本主义的形成同样分作三段,从意大利到北欧再集中眼光于英国?这样一来,我在1975年写下的一段,说到现代商业组织的三个条件,可以当做我们的检查单(check list)用。只要我们把这三个地区达到这商业组织的程序按时间记下来,就应当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有一种明确的线索了。
1978年我第四次去英国的时候,在行李中带着三十多本书和一大堆草稿。这时候李约瑟交卸了凯易思学院院长的职务,他的新办公室乔迁到剑桥火车站不远的波克兰兹街 (brooklands avenue),称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这图书馆现属“李氏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新地址在剑桥雪尔威斯特路8号(8 sylvester road)。——编者注我们综合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未定稿,由我起草,每周读过,经他批评后修订。事实上意大利这一部分,只用了威尼斯做代表,北欧的一部分,则用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的情形概述,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已经符合我们的目的。只有英国的这一部分才比较详细。1981年9月23日李博士在上海演讲,说到我们对这问题已有新看法,后经当地新民晚报提及。
我最近一次看到李公,还是1983年在纽约。据他的计划,这批材料将来还是要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里面去,至于如何收纳,现在还没有决定。我从第一次遇到李公,就主张只用我的草稿做根底,要他自己订正重写,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是一种学术上的著作,其写法仍有个人风格。他的英文长达四五行一句,却又念来流利,也是没有人可以效尤的。只是李约瑟收集了此书的材料卷五、卷六部分,越来越多,原来一卷是一本书,现在有的一卷四本,一卷六本,还仍在继续膨胀,连他自己也说“有几何级数的姿态”最近甚至书数倒出,节三十三出版于节三十二之前,他又说“这是道家的自然而然”
我和李公有约,则是我也可以利用这草稿,作我个人出版和演讲之用,但是总要申明其原底稿出自中国科学技术史。事实上我和他在1972年开始每周星期六下午在剑河旁边散步,至今已十三年,也很难说哪些意见是他的主意,哪些由我参入。所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把我们这段奋斗一并写下,才容易让读者看出这问题的复杂。并且在评介之间,也可以说明我们自己达到未定稿的思想层次。也算是在贡献一个不同意见之前,对我们自己的立场有了一段交代。但是未定稿仍是未定稿。我这篇文章虽用1978年的资料作底,也加入了一些新意见,所以仍是文责自负。这样我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洋洋大观撑腰,却不受其作者的拘束。但是一个明眼的读者,在叹赏李约瑟博士慷慨之余,也一定会了解到一个突破环境首先著书的识见度量,和兹后搜集资料,解决技术问题的工作,迥然不同。只是我既做后者的工作,现在又因时间上的需要,为这篇评介的文章,就在已经复杂的场面中添入更多的复杂了。
提到资本主义形成的作家,虽说意见分歧,却有一点共通的看法。从马克思到桑巴特,从皮永恩(henri pirenne)到布罗代尔,都承认它归根溯源始于14世纪前后的意大利。其间的原因很多,如罗马法受了早期商业的影响,不受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所束缚就是。但是事实上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教皇与西罗马帝国争权,意大利半岛上好多城市,在此两方顾盼不及之间获得自由。其间取得一马当先的地位者则是威尼斯。
这城市处在亚德里亚海的末端,构成西欧大陆和东罗马帝国间的一个枢纽。又因为它在一个“海沼”(lagoon)之中,和大陆有两英里半浅水之隔,所以受大陆的影响小。简略地说来,威尼斯的人口从14世纪以来至现代,长期的稳定,总在十万内外。虽然黑死病使这数目急剧的减少,却又能有计划地招募移民抵补,后来纵有现代生活的条件,也不像别的地方一样,会成直线式的上升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摸re,1973),pp20-21。
威尼斯的贵族,有些能追溯族谱,算是大陆上的大地主。但是在13 世纪之后,都是岛上的巨商大阀,沿成例操纵城中政治。并且他们又常与平民结婚,子孙的社会地位,由父系决定,这样造成... -->>
从这些观点看过去,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对资本主义的形成,都有相当的贡献。我们虽不能称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但是他们的唯物主义、个人主义和历史主义(historicism)反映着16、17世纪的思潮。这思潮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建立新兴国家(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的阶段结晶而为“劳力价值论”(la波r theory of value)。初看起来他们的思想有互相冲突之处,而骨子里,却有能前后衔接的精髓。
马基雅弗利首倡唯物论,人类历史只有已经存在的事物才能算数,要是不能生存,纵你说得道德高尚,仍是镜花水月。霍布斯相信人性为恶,你也不能勉强把它说得为善。自存自荣既是天赋于人的一种本性,那也不能怪继续这种功能是违反天意了。洛克纠正了霍布斯的悲观,认为天赋民权仍可以在经过公意而组成的国家内保全,不一定要暴权政治。但是他的私利观,却和霍布斯的很少区别,他的劳力价值论认为天生万物以养人,原来是全世界的资源,供全人类自由采用,只是某一个人将他自己的劳力与天生的资源混合,则成他的私产。私人财产与天赋民权互为表里,那也就不应当受皇权的侵凌和中世纪传统道德的拘束了。
我们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仅只用三两句话把这些思想家的观感概括说出,也感觉得到这样一个思想系统的轮廓庞大,它提到自然法规、人的性格和政治生活的真意义,而后面却又挟带着个私人财产权不能侵犯的宗旨。三位作家发表著作的时间前后亘二百年,却又还保存着这样的一个直线式的发展(linear progression)。这也就表示资本主义非一时突发的冲动,中国的思想史里就没有一个类似的运动。不仅“杨朱为我”只有昙花一现不能相比,好多近代中国作家找到明末清初有些思想家偶尔发表的文字,提及经济政策应当稍微开放,商人对社会的贡献不可全部抹杀,个人的私利无法洗刷得一干二净,都不能和西方同时的革命思想相比拟。讲得彻底一点,此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是通过“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范围之下,有组织有系统地提倡资本主义,而不是偶尔地、稍微地,或昙花一现地提倡资本主义。
读者看到这里,也可以想象我们在70年代的中期,给我们自己找来的麻烦了。我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立脚点看清,就冒失地溜进了这个“资本主义”的大黑洞里去了。我们看到马克思埋怨一个伦敦面包烤房每日工作十六小时还不算,竟要工作二十小时。我们也看到桑巴特的论文有如贺阁兹(hogarth)的油画,也像萨克雷(thackeray)的小说。我们虽已知道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一个连亘几个世纪,产生剧烈的变化,牵涉到好多国家的大怪物,甚至已经看到它的大轮廓却又无从说明它到底是飞禽,还是走兽。主要的困难则是这大题目不受学院门系的限制,而是 inter-disciplinary的一种题目,所以不容易找到适当的程序,将这千头万绪的因素综合起来。
现在事后想来,我们把这一段研究暂为搁置,在时间上不算是一个完全的损失。恰巧在这时期之中,尤其是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拘禁,中国开始反省“文化大革命”这是给历史家看清局势的一个绝好机会。写历史的人也像游山水的一样,要是顺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过程,回顾上游的山脉形势,则对其组织结构,更多了解。这也就有如前述熊彼德所说,把今人现在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是同出而异途。我们观摩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是从中国的立场出发。倘使我们对中国更了解,同时也在观察欧洲的时候增长了眼光的纵深。总而言之,我们既已纠缠于一个历史上的大题目之间,则我们身处其境的情势愈澄清,我们的自信心会更坚固。
而且我写的万历十五年,也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一本明史专书,而是传统中国尚未与欧洲全面冲突时的一个解剖。书中说明中国的朝廷和社会,包括法制和思想,自有它的组织和系统,做起事来,也有它特别的作风与节奏。间接上就表示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这些组织与作风,与西方的系统与节奏,有很大的差别。因之也是在“有”和“无”之间,反面检讨同一问题。
在这几年之间,我也常想到欧洲资本主义的事。要是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能离开法律,而法律须要有国家作主宰,则我们应该先分就国家的畛域看,不应当先把中国的万历十五年看成了欧洲的1587年,或者把法国、荷兰、比利时的事和英国的事笼统叙述。我已经看清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而且它又有一个直线式的发展,并且到了某一阶段,就变成了无可逆转的形势,可见“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李约瑟和我,又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文艺复兴及宗教革命有关,有前面所说的银行出现的次序为证,那我们何不也将资本主义的形成同样分作三段,从意大利到北欧再集中眼光于英国?这样一来,我在1975年写下的一段,说到现代商业组织的三个条件,可以当做我们的检查单(check list)用。只要我们把这三个地区达到这商业组织的程序按时间记下来,就应当对资本主义的形成,有一种明确的线索了。
1978年我第四次去英国的时候,在行李中带着三十多本书和一大堆草稿。这时候李约瑟交卸了凯易思学院院长的职务,他的新办公室乔迁到剑桥火车站不远的波克兰兹街 (brooklands avenue),称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这图书馆现属“李氏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新地址在剑桥雪尔威斯特路8号(8 sylvester road)。——编者注我们综合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未定稿,由我起草,每周读过,经他批评后修订。事实上意大利这一部分,只用了威尼斯做代表,北欧的一部分,则用荷兰共和国(the dutch republic)的情形概述,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已经符合我们的目的。只有英国的这一部分才比较详细。1981年9月23日李博士在上海演讲,说到我们对这问题已有新看法,后经当地新民晚报提及。
我最近一次看到李公,还是1983年在纽约。据他的计划,这批材料将来还是要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里面去,至于如何收纳,现在还没有决定。我从第一次遇到李公,就主张只用我的草稿做根底,要他自己订正重写,因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虽然是一种学术上的著作,其写法仍有个人风格。他的英文长达四五行一句,却又念来流利,也是没有人可以效尤的。只是李约瑟收集了此书的材料卷五、卷六部分,越来越多,原来一卷是一本书,现在有的一卷四本,一卷六本,还仍在继续膨胀,连他自己也说“有几何级数的姿态”最近甚至书数倒出,节三十三出版于节三十二之前,他又说“这是道家的自然而然”
我和李公有约,则是我也可以利用这草稿,作我个人出版和演讲之用,但是总要申明其原底稿出自中国科学技术史。事实上我和他在1972年开始每周星期六下午在剑河旁边散步,至今已十三年,也很难说哪些意见是他的主意,哪些由我参入。所以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把我们这段奋斗一并写下,才容易让读者看出这问题的复杂。并且在评介之间,也可以说明我们自己达到未定稿的思想层次。也算是在贡献一个不同意见之前,对我们自己的立场有了一段交代。但是未定稿仍是未定稿。我这篇文章虽用1978年的资料作底,也加入了一些新意见,所以仍是文责自负。这样我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洋洋大观撑腰,却不受其作者的拘束。但是一个明眼的读者,在叹赏李约瑟博士慷慨之余,也一定会了解到一个突破环境首先著书的识见度量,和兹后搜集资料,解决技术问题的工作,迥然不同。只是我既做后者的工作,现在又因时间上的需要,为这篇评介的文章,就在已经复杂的场面中添入更多的复杂了。
提到资本主义形成的作家,虽说意见分歧,却有一点共通的看法。从马克思到桑巴特,从皮永恩(henri pirenne)到布罗代尔,都承认它归根溯源始于14世纪前后的意大利。其间的原因很多,如罗马法受了早期商业的影响,不受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所束缚就是。但是事实上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教皇与西罗马帝国争权,意大利半岛上好多城市,在此两方顾盼不及之间获得自由。其间取得一马当先的地位者则是威尼斯。
这城市处在亚德里亚海的末端,构成西欧大陆和东罗马帝国间的一个枢纽。又因为它在一个“海沼”(lagoon)之中,和大陆有两英里半浅水之隔,所以受大陆的影响小。简略地说来,威尼斯的人口从14世纪以来至现代,长期的稳定,总在十万内外。虽然黑死病使这数目急剧的减少,却又能有计划地招募移民抵补,后来纵有现代生活的条件,也不像别的地方一样,会成直线式的上升frederic clane,venice:a maritime republic(balti摸re,1973),pp20-21。
威尼斯的贵族,有些能追溯族谱,算是大陆上的大地主。但是在13 世纪之后,都是岛上的巨商大阀,沿成例操纵城中政治。并且他们又常与平民结婚,子孙的社会地位,由父系决定,这样造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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