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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我明白了，那种感觉叫温暖。
我和婉仪成了整个唱诗班的领唱。虽然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在唱歌时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但彼此之间却没有讲过一句话。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婉仪本就是个沉默的孩子，二是因为我们其实都很少跟同在育婴堂的孩子讲话，也不会和他们成为朋友，宁可在外面去找自己投脾气的玩伴。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这个孩子就会像那些消失的孩子一样，得一场重病然后就永远地消失了。有了感情，就会伤心，心里没有这个人，他不在的时候，也会轻松一点。所以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去我们的宿舍，只能看到一双双黑洞洞的眼睛，听不到任何声音。
我第一次听到婉仪除了唱歌之外开口，是在一张病床上。
那一年的冬天，我生了很重的肺病，刚开始是咳嗽，后来咳到肋骨开始剧痛，紧接着就发起了高烧。
为了不把病传染给其他孩子，嬷嬷们把我单独安排在了一个房间。那种煎熬真是像在地狱里一样，身上时冷时热，神志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按照当时的先例来看，一旦得了这种病，死亡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我并不怕死，因为这些事情我已经见惯了，我只是怕一个人面对它……我在意识模糊中不断地叫着，喊着，想要把人们都叫过来。
可是没有人理我，那个房间就像是一座孤岛，四面都是无尽的海水，只有我一个人被困在里面。
直到某一次醒来时，我忽然听到了身边有人在低声啜泣，一边哭一边不断祈祷着。“我们在上天的父，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免除他的债，救他脱离凶险。我们在上天的父，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免除他的债，救他脱离凶险。我们在上天的父，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
我挣扎着想要睁开眼睛，视线却十分模糊，我只看到清冷的月光里，一个瘦弱的身影跪在我的床边，双手紧紧地握着，她的头发像麦秆一样枯黄。
“我们在上天的父，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免除他的债，救他脱离凶险……”我听着她不断地祷告，双眼渐渐地又被疲惫席卷，终于睡了过去。那是我几天来睡得最好的一晚，香甜得像是个在母亲腹中沉睡的胎儿。等到我醒来时，她已经不在了，而我的烧竟然也奇迹般地退了。有的时候，人还是该相信奇迹的。
等到我终于康复的那天，我打开那扇门走了出去，在走廊上看到了一个瘦弱的影子——后来我才知道，婉仪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终于等到我出门的那一刻，却又胆怯了，慌乱得想要跑开。我没有给她逃跑的机会，抓住了她的肩膀，拥抱了她。她突然像个普通的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紧紧拥抱着我，很久都没有放开手。很多年过去婉仪也没有解释过那天为什么要哭，我也没有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要拥抱她。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都是孤独的孩子，在那些不断重复的歌声里，我们早就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了。
从那天起，我们像是朋友，又像是一对兄妹。可我始终都在担忧，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即便我们能幸运地活到成年，又能有什么出路呢？育婴堂里的孩子们，最好的出路就是被人领养。这世界上永远都有抛弃自己儿女的父母，也永远都有想要生儿育女却不得的夫妻。如果被有钱人家领走，说不定从此就能一步登天，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如果被不好的人家领走，说不定活得要比在这里更凄惨。其实那些年里，我们各自也都有过被领养的机会。但我和婉仪约好，如果有人想要收养我们，就必须把我们两个一起带走，不能留下另一个人，所以很多机会都被我们拒绝了。直到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错过了被收养的黄金年龄。
后来有一天，教堂里举办了一场慈善祷告，应邀来参加的都是北京城的社交名媛们，我们两个作为唱诗班的领唱，也表演了拿手的曲目。祷告结束之后，嬷嬷突然把我们两个都叫到她的房间里。我们还不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事情，只知道一切都听从嬷嬷的安排。当我们走进那间房间时才发现，里面坐的不只是嬷嬷，还有一位非常漂亮的贵族小姐。她当时不到三十岁，却没有梳着贵妇的发髻，仿佛依然还是独身。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一个即将三十岁的女人还没有结婚生子，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我还记得那天她并没有穿旗袍，而是穿着一件紫罗兰色的洋装，戴着齐肘的蕾丝边手套，头上是一顶同样紫色的宽檐纱帽，像是个留过洋、念过西洋文学的女博士。
“孩子们，你们好。”
她很美，几乎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女性，眼神很温柔，声音也很好听，说话也是慢慢的。
“快给宋小姐行礼。”嬷嬷在一边善意地提醒。
我和婉仪都有点被这位小姐身上的魅力摄住，痴痴地行了个礼，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来，让我仔细看看。”宋小姐一手一个，把我们俩拉到身边，左瞧瞧，右看看，欢喜得不得了。
“你们两个歌唱得都很好，我很佩服你们。”
我有些不知所措，一位大小姐竟然会说自己佩服两个育婴堂里的野孩子。
“我有个请求。”宋小姐笑着说，“你们能不能做我的孩子？”
“做你的孩子？”我问，“你是说我们两个？我们两个你都要？”
“是的，你们愿意么？”
“你不会骗我吧？”我冒失地问。
嬷嬷脸色一沉，正要责怪我，却被宋小姐拦下来了。
“不会，今天不会，以后也不会。”她认真地问，“如果这样，你愿意么？”
我看了看婉仪，她依然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决定，她都会同意的。
而且我看得出来，宋小姐是一位善良的女人。
有时候人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复杂，只是一个眼神，你就能判断对方是否值得信任。
那天，我和婉仪离开了育婴堂，再也没有回去过。
我们和宋小姐一起坐上了她的马车，走了很远的路，一路上她坐在我俩中间，握着我们的手聊天。
我已经忘记了她说的是什么，只记得她讲话很有趣，还会学各种各样的人说话，逗得我俩笑了一路，比在育婴堂里这些年的笑声加起来还要多。
后来我们困了，就枕着她的膝盖睡着了。
当她温柔地把我们叫醒时，马车已经停了，车门开着，外面是一座正在修建中的建筑，比我们教堂还要高大恢宏。
建筑大体的结构已经建好了，只剩下一些外立面的装饰未完成，马拉吊车正在吊着花岗岩石柱掠过我们的头顶。
“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她抱着熟睡中的婉仪下车，对已经看呆的我伸出了手。
那一年，我十岁，婉仪八岁，我们有了自己的家。
陆
宋小姐出生在一个外交官之家，她父亲曾经做过中国驻美国大使，母亲也是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海外的女学生之一。她自小在欧美长大，受西洋文化熏陶极大，是那个陈腐时代中为数不多的新女性，她从小对各类艺术均有涉猎后来却对戏剧情有独钟，尤其钟情于刚刚在美国迎来黄金时代的音乐剧。
不同于古典艺术的芭蕾舞剧和意大利歌剧，音乐剧在表现形式上要轻松很多，音乐、剧情、演唱、舞蹈、幽默种种元素都要兼顾。在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往往认为音乐剧的调子太偏向于闹剧，但事实并非如此。音乐剧也能表现很多严肃的主题，人情世故，悲欢离合，可以说是情节与音乐并重的一种戏剧形式。
宋小姐的父母送她出国，本来是去念医科，期望她能用医术来救治更多的国。却没想到这位大小姐私自改掉了自己的专业，从最被人看好的医科，转到了戏剧科，一头扎进音乐剧这个崭新的世界中。
像他这样一个有良好教育的富家千金，每天和演员、乐手们混在后台，即使是在美国也是一件离经叛道的事情。她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甚至还为此和自己的未婚夫解除了婚约，自此再也没有提过婚姻二字。
如果把我们的世界比作一列不断前进的火车，那驱动着车轮的熊熊烈火，往往就是被这些离经叛道的人所点燃的。
她在我眼中是个很独特的女性。父母病逝之后，她一个人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在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音乐剧为何物的时候，她用自己所有的财产致力于兴建中国第一座音乐剧剧院，试图用它来改变国人的思维，让这个国家更加开化，更加了解现在这个世界。
很多年后我明白了，那种感觉叫温暖。
我和婉仪成了整个唱诗班的领唱。虽然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在唱歌时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但彼此之间却没有讲过一句话。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婉仪本就是个沉默的孩子，二是因为我们其实都很少跟同在育婴堂的孩子讲话，也不会和他们成为朋友，宁可在外面去找自己投脾气的玩伴。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这个孩子就会像那些消失的孩子一样，得一场重病然后就永远地消失了。有了感情，就会伤心，心里没有这个人，他不在的时候，也会轻松一点。所以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去我们的宿舍，只能看到一双双黑洞洞的眼睛，听不到任何声音。
我第一次听到婉仪除了唱歌之外开口，是在一张病床上。
那一年的冬天，我生了很重的肺病，刚开始是咳嗽，后来咳到肋骨开始剧痛，紧接着就发起了高烧。
为了不把病传染给其他孩子，嬷嬷们把我单独安排在了一个房间。那种煎熬真是像在地狱里一样，身上时冷时热，神志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按照当时的先例来看，一旦得了这种病，死亡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我并不怕死，因为这些事情我已经见惯了，我只是怕一个人面对它……我在意识模糊中不断地叫着，喊着，想要把人们都叫过来。
可是没有人理我，那个房间就像是一座孤岛，四面都是无尽的海水，只有我一个人被困在里面。
直到某一次醒来时，我忽然听到了身边有人在低声啜泣，一边哭一边不断祈祷着。“我们在上天的父，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免除他的债，救他脱离凶险。我们在上天的父，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免除他的债，救他脱离凶险。我们在上天的父，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
我挣扎着想要睁开眼睛，视线却十分模糊，我只看到清冷的月光里，一个瘦弱的身影跪在我的床边，双手紧紧地握着，她的头发像麦秆一样枯黄。
“我们在上天的父，愿你的光辉与他同行，免除他的债，救他脱离凶险……”我听着她不断地祷告，双眼渐渐地又被疲惫席卷，终于睡了过去。那是我几天来睡得最好的一晚，香甜得像是个在母亲腹中沉睡的胎儿。等到我醒来时，她已经不在了，而我的烧竟然也奇迹般地退了。有的时候，人还是该相信奇迹的。
等到我终于康复的那天，我打开那扇门走了出去，在走廊上看到了一个瘦弱的影子——后来我才知道，婉仪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终于等到我出门的那一刻，却又胆怯了，慌乱得想要跑开。我没有给她逃跑的机会，抓住了她的肩膀，拥抱了她。她突然像个普通的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紧紧拥抱着我，很久都没有放开手。很多年过去婉仪也没有解释过那天为什么要哭，我也没有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要拥抱她。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都是孤独的孩子，在那些不断重复的歌声里，我们早就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了。
从那天起，我们像是朋友，又像是一对兄妹。可我始终都在担忧，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即便我们能幸运地活到成年，又能有什么出路呢？育婴堂里的孩子们，最好的出路就是被人领养。这世界上永远都有抛弃自己儿女的父母，也永远都有想要生儿育女却不得的夫妻。如果被有钱人家领走，说不定从此就能一步登天，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如果被不好的人家领走，说不定活得要比在这里更凄惨。其实那些年里，我们各自也都有过被领养的机会。但我和婉仪约好，如果有人想要收养我们，就必须把我们两个一起带走，不能留下另一个人，所以很多机会都被我们拒绝了。直到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错过了被收养的黄金年龄。
后来有一天，教堂里举办了一场慈善祷告，应邀来参加的都是北京城的社交名媛们，我们两个作为唱诗班的领唱，也表演了拿手的曲目。祷告结束之后，嬷嬷突然把我们两个都叫到她的房间里。我们还不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事情，只知道一切都听从嬷嬷的安排。当我们走进那间房间时才发现，里面坐的不只是嬷嬷，还有一位非常漂亮的贵族小姐。她当时不到三十岁，却没有梳着贵妇的发髻，仿佛依然还是独身。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一个即将三十岁的女人还没有结婚生子，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我还记得那天她并没有穿旗袍，而是穿着一件紫罗兰色的洋装，戴着齐肘的蕾丝边手套，头上是一顶同样紫色的宽檐纱帽，像是个留过洋、念过西洋文学的女博士。
“孩子们，你们好。”
她很美，几乎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女性，眼神很温柔，声音也很好听，说话也是慢慢的。
“快给宋小姐行礼。”嬷嬷在一边善意地提醒。
我和婉仪都有点被这位小姐身上的魅力摄住，痴痴地行了个礼，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来，让我仔细看看。”宋小姐一手一个，把我们俩拉到身边，左瞧瞧，右看看，欢喜得不得了。
“你们两个歌唱得都很好，我很佩服你们。”
我有些不知所措，一位大小姐竟然会说自己佩服两个育婴堂里的野孩子。
“我有个请求。”宋小姐笑着说，“你们能不能做我的孩子？”
“做你的孩子？”我问，“你是说我们两个？我们两个你都要？”
“是的，你们愿意么？”
“你不会骗我吧？”我冒失地问。
嬷嬷脸色一沉，正要责怪我，却被宋小姐拦下来了。
“不会，今天不会，以后也不会。”她认真地问，“如果这样，你愿意么？”
我看了看婉仪，她依然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决定，她都会同意的。
而且我看得出来，宋小姐是一位善良的女人。
有时候人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复杂，只是一个眼神，你就能判断对方是否值得信任。
那天，我和婉仪离开了育婴堂，再也没有回去过。
我们和宋小姐一起坐上了她的马车，走了很远的路，一路上她坐在我俩中间，握着我们的手聊天。
我已经忘记了她说的是什么，只记得她讲话很有趣，还会学各种各样的人说话，逗得我俩笑了一路，比在育婴堂里这些年的笑声加起来还要多。
后来我们困了，就枕着她的膝盖睡着了。
当她温柔地把我们叫醒时，马车已经停了，车门开着，外面是一座正在修建中的建筑，比我们教堂还要高大恢宏。
建筑大体的结构已经建好了，只剩下一些外立面的装饰未完成，马拉吊车正在吊着花岗岩石柱掠过我们的头顶。
“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她抱着熟睡中的婉仪下车，对已经看呆的我伸出了手。
那一年，我十岁，婉仪八岁，我们有了自己的家。
陆
宋小姐出生在一个外交官之家，她父亲曾经做过中国驻美国大使，母亲也是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海外的女学生之一。她自小在欧美长大，受西洋文化熏陶极大，是那个陈腐时代中为数不多的新女性，她从小对各类艺术均有涉猎后来却对戏剧情有独钟，尤其钟情于刚刚在美国迎来黄金时代的音乐剧。
不同于古典艺术的芭蕾舞剧和意大利歌剧，音乐剧在表现形式上要轻松很多，音乐、剧情、演唱、舞蹈、幽默种种元素都要兼顾。在刚刚兴起的时候，人们往往认为音乐剧的调子太偏向于闹剧，但事实并非如此。音乐剧也能表现很多严肃的主题，人情世故，悲欢离合，可以说是情节与音乐并重的一种戏剧形式。
宋小姐的父母送她出国，本来是去念医科，期望她能用医术来救治更多的国。却没想到这位大小姐私自改掉了自己的专业，从最被人看好的医科，转到了戏剧科，一头扎进音乐剧这个崭新的世界中。
像他这样一个有良好教育的富家千金，每天和演员、乐手们混在后台，即使是在美国也是一件离经叛道的事情。她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甚至还为此和自己的未婚夫解除了婚约，自此再也没有提过婚姻二字。
如果把我们的世界比作一列不断前进的火车，那驱动着车轮的熊熊烈火，往往就是被这些离经叛道的人所点燃的。
她在我眼中是个很独特的女性。父母病逝之后，她一个人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在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音乐剧为何物的时候，她用自己所有的财产致力于兴建中国第一座音乐剧剧院，试图用它来改变国人的思维，让这个国家更加开化，更加了解现在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