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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里，盐税是我党军政机关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广大革命盐务工作者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受命坚持原地斗争，提出了“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响亮口号，身背短枪，怀揣税票，回旋于敌我之隙，奔波于亭灶之间，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辛劳和热血。革命盐务干部的艰苦斗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一部分旧盐务机构职员的理解与支持，那种鱼水相得的信任和无私忘我的掩护，共同谱写了苏中革命盐务史上灿烂的篇章。
下面搜集整理的是发生在南通盐区两次革命战争中的三则小故事。
船主陶志仁
船主陶志仁，腿有残疾，人称“陶瘸子”家住启东县吕四镇北面靠海边的袁家灶。早年从事渔业劳动，后来成为吕四一带有名的船主。在旧政权时期，他深受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的剥削和地方官吏的明敲暗诈，1929年被海匪沈官喜烧毁一条船，1938年又被日寇炸毁另一条船，日子过得很不安宁，因而憎恨当时的社会。1940年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他亲眼目睹新四军真心抗日，共产党干部全心为民，因而能在国难深重之时深明大义，冒险掩护我党盐务干部。
1943年1月，日寇和汪伪对苏中四分区实行“清乡”沿范公堤一线用毛竹篱笆构筑成封锁线，吕四周边约二、三十方里的狭长地区内碉堡林立，使我盐务人员的收税活动受到很大阻碍。而吕四一带一向是我大宗税收的重要来源，渔税、鲁盐税、货物税等都要从这里征收，我方势在必争。
这年春季里的一天，我余中盐场公署吕四放盐分处（板鲁盐分处）得知袁家灶船主潘滋洪由山东跑载回来后没有申报纳税，分处主任陈石林、会计柏友石立即前往征税。考虑到潘的大儿子潘鹤群是汪伪政权的乡长，为谨慎起见，未直奔潘家。二人先到陶志仁家，了解了潘的情况，然后叫陶的小儿子陶锦江陪同，一起前往潘家。到达潘家后，先对潘滋洪进行抗日爱国、义务纳税的教育，然后查阅进出口单据，并到库房实地查核来货。不料陈、柏二人的活动已被敌伪情报员知晓，报告了潘鹤群；潘立即到吕四镇向日伪报告，敌人随即派出几十名便衣队，飞奔袁家灶进行兜捕。袁家灶距吕四镇仅5公里，敌人眼看就要到了！幸亏潘宅位于陶宅的东北边，从吕四到潘家，必须走陶家宅旁的大路上经过。这天近午，陶志仁远远望见南面路上匆匆忙忙跑过来一队陌生人，心里起了疑，马上意识到可能是姓潘的伪乡长又在搞鬼，便马上对在他家做独轮车车夫的长工说：“长富，快到潘家去报个信！要是潘家的人问你，你就说是来喊锦江回家吃中饭的。快去！”当陈、柏二人得到长富送来的消息时，敌人距离潘宅已经只有三四百米远了。从前门撤离已不可能，陶锦江灵机一动，当即带领陈、柏二人从潘家后门直奔海滩，然后迅速化装，混在“下小海”的人群中，使二人得以脱险。
同年8月，新四军苏中海防团要运送一批军需物资去军区，指令板鲁分处负责动员6只渔船参加运输。接受任务后，分处决定在陶志仁家召集泗港、长梢两乡干部开会，研究具体落实措施。开会这天，陶志仁预先把小孩全部送到亲戚家，家中只剩下他和小儿媳以及推车工长富等3人，所以家里显得很清静。陶宅是三关厢的大房子，正房朝南，对着大门，东西各有厢房。陶把开会地点安排在朝西屋北首他的小儿媳房中，这样即使有人从大门入宅也不容易发现房中的情况。参加会议的，有海防团的参谋长和指导员，长梢乡乡长陈德昌，泗港乡乡长沈元亮、指导员高渭清，以及板鲁分处主任陈石林、会计柏友石等人。会议开始后，派出警戒人员，严密注视南面吕四方向可能出现的敌情。陶志仁也搬了一张凳子坐在门口了望。下午四点，会议正在进行。这时，警戒人员未加注意的北面反而出现了敌情：有几十个日本鬼子突然出现在陶宅后面不远处的一条小路上，正对着陶宅大步走来。由于事出意外，等到发现敌情，撤退人员已经来不及了！会议室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紧张得每一个人的胸前都仿佛揣了一只小兔子似的“突突”乱跳。海防团的同志唿地一声站起来说：“我们共有8支枪，就是和鬼子拼光了，也决不能当俘虏！”也有人建议：“且先做好战斗准备，看看敌人的动向再说！”这时陶志仁立即传话进来，嘱咐大家不要轻举妄动，要见机行事。一面一瘸一拐地东跑西走，以最快的动作，在暂厝于正屋中的老伴灵柩前摆设供品，点烛烧香化纸。这时敌人已经拥到陶宅的大门口。陶志仁化完纸钱后，立即转身迎上前去，主动说明：“今天是老太婆烧三七（暗示家中有事并有客人来）。”又试探着问站在鬼子旁边的陶翻译官，说：“先生们来，有事吗？”陶翻译说：“是来收税的。”一听这话，陶志仁知道敌人不是冲着开会的人来的，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连忙说：“好的，好的。”边说，边走进内房里，从箱中取出3万元伪币放在身上，转身向陶翻译说：“今天我手头不便。我跟你到吕四镇去想办法吧。”一边大声喊：“长富，推车！我要跟陶翻译官上一趟吕四！”长富应声而出，连忙推起独轱辘木轮车在前边引路。陶翻译见陶志仁为人爽快，也就没有再停留，一行人直向吕四镇方向走去了。鬼子一离开，所有与会人员立即离开陶宅，飞速向长梢乡转移而去了。
陶志仁一路上与陶翻译边走边谈，两人说话甚是投机。走到半路，陶志仁把随身所带的3万元伪钞悄悄地塞到陶翻译手中，当即脱身回家去了。敌人走到十六总，遇到他们的情报员，才知道当天有人在陶志仁家中开会，立刻火急火燎地掉头“杀回马枪”当这一群人气喘吁吁地奔到陶宅，开口向陶志仁要人时，陶佯着不解地说：“今天我家不曾来什么人呀，你们各位都是亲眼看到的嘛！如果不信，请到屋里搜查。”敌人四处搜寻，哪里还有开会的人影？敌人搜不到证据，只好灰溜溜地缩回去了。
义务税收员
吕四同仁泰盐业公司有个板晒场，在启东县吕四镇以东18里。系由清末状元、南通实业家张謇于1906年创办，专门生产板晒盐，故此俗称大板场。所产盐历来由南通城里的大咸盐栈经销。
抗日战争期间，板晒场一直坚持正常生产。抗日民主政府派出专职驻场员，验收每日产盐入库数量，登记造册，并在销售出场时征收盐税。在此期间，驻场员结识了在板晒场负责庶务的主任、同仁泰盐业公司的职员江锡九，并把他介绍给民主政府吕四区当时的区长印伯华和政委石根。印、石两人经常给江锡九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慢慢地启发了他的革命觉悟。后来关系熟了，见面时不称姓名，只亲热地称呼他“小江”待他如同革命队伍里的同志。
1942年6月，日寇占领了吕四镇。1943年1月，日伪开始“清乡”敌我之间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南通大咸盐栈也停止了业务活动，授权由各盐场自产自销，自行纳税。大板场处在敌人大小据点的重重包围之中。我民主政府派员长驻该场收税已经不可能。
一天，我东南行署财经局长陈世魁和吕四财经分局负责人陈石林找到江锡九，商谈板晒场在反“清乡”斗争期间盐税的缴纳问题。那时，江已被同仁泰盐业公司聘为副经理，住在吕四镇上，全权负责处理大板场的产销、纳税问题。陈世魁开门见山地说：“小江，有件事同你商议：现在日伪出动频繁，我们派人驻场多有不便，但板晒场的盐税又不能短收。这件事怎么办？想听听你的意见。”陈石林也笑着说：“不知江经理有什么高招儿？”江锡九沉吟片刻，诚恳地说：“你们看，能不能这样：盐税由公司包缴包送，十天结一次账，半个月送一次税款？”陈石林高兴地说：“好办法，到底是当经理的。只是款子由谁负责送呢？这可是一件担风险的事，总不能让你大经理亲自冒这个险吧？”“我想好了，款子还是由我亲自送，别人送不合适。”江锡九话锋一转，笑着说：“就怕同志们不放心我啊！”一句话说得陈世魁和陈石林都笑起来了，连忙说：“哪里话！早就是一家人了嘛！只是太难为你了啊！”江锡九坚定地说：“你们共产党抗日救国，还不是为了大家？我担当这点风险，算不了什么。请首长放心，不管有多大风险，我江锡九一定要完成任务！”
从此，江锡九就以公司副经理的身份，早出晚归，常驻板晒场。他每天巧妙地与日伪人员周旋，认真验收盐斤，检查偷漏，按期向我抗日民主政府缴纳盐税款，从未间断，也很少发生差错。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我方不在编制以内的“义务税收员”
1943年6月，田野里的青纱帐已经长起一人来高了。一天，江锡九带着20多万元伪币的税款，坐了一辆独轮小车，前往吕复乡，向驻在那里的我吕四区政府缴税。两人从位于吕四镇东北角的同仁泰盐业公司出发，出了镇东门，穿过洛伽乡，向南约摸走了五六里路，来到十四总牛桥北侧，停下车子，坐在路边小憩。这时，忽见西边半里路外出现了四、五十个日伪军，带着几辆木轮车，车上插着膏药旗，直奔牛桥而来。“不对头！”江锡九大惊，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看样子这是到大闸口方向去的敌人。真是阎罗王碰上对面鬼啦！得赶快避开，否则要坏大事！”想到这里，他一跃而起，坐上小车，吩咐推车人马上推车过桥。过桥后，又疾步向南走了几十步，便立即离开大路，取道埭路向西奔去。不一会，敌人走到了桥边。一个敌酋模样的人举起望远镜向西南方向眺望，一边问翻译官张国华：“你的看一看，那两个人，是的不是新四军的探子？”张国华接过望远镜，一看，认得是江锡九，但嘴里却肯定地说：“报告太君，那两个人，看样子，好像是生意人。”等到敌人向东走远了，江锡九... -->>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里，盐税是我党军政机关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广大革命盐务工作者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受命坚持原地斗争，提出了“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响亮口号，身背短枪，怀揣税票，回旋于敌我之隙，奔波于亭灶之间，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辛劳和热血。革命盐务干部的艰苦斗争，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一部分旧盐务机构职员的理解与支持，那种鱼水相得的信任和无私忘我的掩护，共同谱写了苏中革命盐务史上灿烂的篇章。
下面搜集整理的是发生在南通盐区两次革命战争中的三则小故事。
船主陶志仁
船主陶志仁，腿有残疾，人称“陶瘸子”家住启东县吕四镇北面靠海边的袁家灶。早年从事渔业劳动，后来成为吕四一带有名的船主。在旧政权时期，他深受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的剥削和地方官吏的明敲暗诈，1929年被海匪沈官喜烧毁一条船，1938年又被日寇炸毁另一条船，日子过得很不安宁，因而憎恨当时的社会。1940年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他亲眼目睹新四军真心抗日，共产党干部全心为民，因而能在国难深重之时深明大义，冒险掩护我党盐务干部。
1943年1月，日寇和汪伪对苏中四分区实行“清乡”沿范公堤一线用毛竹篱笆构筑成封锁线，吕四周边约二、三十方里的狭长地区内碉堡林立，使我盐务人员的收税活动受到很大阻碍。而吕四一带一向是我大宗税收的重要来源，渔税、鲁盐税、货物税等都要从这里征收，我方势在必争。
这年春季里的一天，我余中盐场公署吕四放盐分处（板鲁盐分处）得知袁家灶船主潘滋洪由山东跑载回来后没有申报纳税，分处主任陈石林、会计柏友石立即前往征税。考虑到潘的大儿子潘鹤群是汪伪政权的乡长，为谨慎起见，未直奔潘家。二人先到陶志仁家，了解了潘的情况，然后叫陶的小儿子陶锦江陪同，一起前往潘家。到达潘家后，先对潘滋洪进行抗日爱国、义务纳税的教育，然后查阅进出口单据，并到库房实地查核来货。不料陈、柏二人的活动已被敌伪情报员知晓，报告了潘鹤群；潘立即到吕四镇向日伪报告，敌人随即派出几十名便衣队，飞奔袁家灶进行兜捕。袁家灶距吕四镇仅5公里，敌人眼看就要到了！幸亏潘宅位于陶宅的东北边，从吕四到潘家，必须走陶家宅旁的大路上经过。这天近午，陶志仁远远望见南面路上匆匆忙忙跑过来一队陌生人，心里起了疑，马上意识到可能是姓潘的伪乡长又在搞鬼，便马上对在他家做独轮车车夫的长工说：“长富，快到潘家去报个信！要是潘家的人问你，你就说是来喊锦江回家吃中饭的。快去！”当陈、柏二人得到长富送来的消息时，敌人距离潘宅已经只有三四百米远了。从前门撤离已不可能，陶锦江灵机一动，当即带领陈、柏二人从潘家后门直奔海滩，然后迅速化装，混在“下小海”的人群中，使二人得以脱险。
同年8月，新四军苏中海防团要运送一批军需物资去军区，指令板鲁分处负责动员6只渔船参加运输。接受任务后，分处决定在陶志仁家召集泗港、长梢两乡干部开会，研究具体落实措施。开会这天，陶志仁预先把小孩全部送到亲戚家，家中只剩下他和小儿媳以及推车工长富等3人，所以家里显得很清静。陶宅是三关厢的大房子，正房朝南，对着大门，东西各有厢房。陶把开会地点安排在朝西屋北首他的小儿媳房中，这样即使有人从大门入宅也不容易发现房中的情况。参加会议的，有海防团的参谋长和指导员，长梢乡乡长陈德昌，泗港乡乡长沈元亮、指导员高渭清，以及板鲁分处主任陈石林、会计柏友石等人。会议开始后，派出警戒人员，严密注视南面吕四方向可能出现的敌情。陶志仁也搬了一张凳子坐在门口了望。下午四点，会议正在进行。这时，警戒人员未加注意的北面反而出现了敌情：有几十个日本鬼子突然出现在陶宅后面不远处的一条小路上，正对着陶宅大步走来。由于事出意外，等到发现敌情，撤退人员已经来不及了！会议室内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紧张得每一个人的胸前都仿佛揣了一只小兔子似的“突突”乱跳。海防团的同志唿地一声站起来说：“我们共有8支枪，就是和鬼子拼光了，也决不能当俘虏！”也有人建议：“且先做好战斗准备，看看敌人的动向再说！”这时陶志仁立即传话进来，嘱咐大家不要轻举妄动，要见机行事。一面一瘸一拐地东跑西走，以最快的动作，在暂厝于正屋中的老伴灵柩前摆设供品，点烛烧香化纸。这时敌人已经拥到陶宅的大门口。陶志仁化完纸钱后，立即转身迎上前去，主动说明：“今天是老太婆烧三七（暗示家中有事并有客人来）。”又试探着问站在鬼子旁边的陶翻译官，说：“先生们来，有事吗？”陶翻译说：“是来收税的。”一听这话，陶志仁知道敌人不是冲着开会的人来的，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连忙说：“好的，好的。”边说，边走进内房里，从箱中取出3万元伪币放在身上，转身向陶翻译说：“今天我手头不便。我跟你到吕四镇去想办法吧。”一边大声喊：“长富，推车！我要跟陶翻译官上一趟吕四！”长富应声而出，连忙推起独轱辘木轮车在前边引路。陶翻译见陶志仁为人爽快，也就没有再停留，一行人直向吕四镇方向走去了。鬼子一离开，所有与会人员立即离开陶宅，飞速向长梢乡转移而去了。
陶志仁一路上与陶翻译边走边谈，两人说话甚是投机。走到半路，陶志仁把随身所带的3万元伪钞悄悄地塞到陶翻译手中，当即脱身回家去了。敌人走到十六总，遇到他们的情报员，才知道当天有人在陶志仁家中开会，立刻火急火燎地掉头“杀回马枪”当这一群人气喘吁吁地奔到陶宅，开口向陶志仁要人时，陶佯着不解地说：“今天我家不曾来什么人呀，你们各位都是亲眼看到的嘛！如果不信，请到屋里搜查。”敌人四处搜寻，哪里还有开会的人影？敌人搜不到证据，只好灰溜溜地缩回去了。
义务税收员
吕四同仁泰盐业公司有个板晒场，在启东县吕四镇以东18里。系由清末状元、南通实业家张謇于1906年创办，专门生产板晒盐，故此俗称大板场。所产盐历来由南通城里的大咸盐栈经销。
抗日战争期间，板晒场一直坚持正常生产。抗日民主政府派出专职驻场员，验收每日产盐入库数量，登记造册，并在销售出场时征收盐税。在此期间，驻场员结识了在板晒场负责庶务的主任、同仁泰盐业公司的职员江锡九，并把他介绍给民主政府吕四区当时的区长印伯华和政委石根。印、石两人经常给江锡九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慢慢地启发了他的革命觉悟。后来关系熟了，见面时不称姓名，只亲热地称呼他“小江”待他如同革命队伍里的同志。
1942年6月，日寇占领了吕四镇。1943年1月，日伪开始“清乡”敌我之间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南通大咸盐栈也停止了业务活动，授权由各盐场自产自销，自行纳税。大板场处在敌人大小据点的重重包围之中。我民主政府派员长驻该场收税已经不可能。
一天，我东南行署财经局长陈世魁和吕四财经分局负责人陈石林找到江锡九，商谈板晒场在反“清乡”斗争期间盐税的缴纳问题。那时，江已被同仁泰盐业公司聘为副经理，住在吕四镇上，全权负责处理大板场的产销、纳税问题。陈世魁开门见山地说：“小江，有件事同你商议：现在日伪出动频繁，我们派人驻场多有不便，但板晒场的盐税又不能短收。这件事怎么办？想听听你的意见。”陈石林也笑着说：“不知江经理有什么高招儿？”江锡九沉吟片刻，诚恳地说：“你们看，能不能这样：盐税由公司包缴包送，十天结一次账，半个月送一次税款？”陈石林高兴地说：“好办法，到底是当经理的。只是款子由谁负责送呢？这可是一件担风险的事，总不能让你大经理亲自冒这个险吧？”“我想好了，款子还是由我亲自送，别人送不合适。”江锡九话锋一转，笑着说：“就怕同志们不放心我啊！”一句话说得陈世魁和陈石林都笑起来了，连忙说：“哪里话！早就是一家人了嘛！只是太难为你了啊！”江锡九坚定地说：“你们共产党抗日救国，还不是为了大家？我担当这点风险，算不了什么。请首长放心，不管有多大风险，我江锡九一定要完成任务！”
从此，江锡九就以公司副经理的身份，早出晚归，常驻板晒场。他每天巧妙地与日伪人员周旋，认真验收盐斤，检查偷漏，按期向我抗日民主政府缴纳盐税款，从未间断，也很少发生差错。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我方不在编制以内的“义务税收员”
1943年6月，田野里的青纱帐已经长起一人来高了。一天，江锡九带着20多万元伪币的税款，坐了一辆独轮小车，前往吕复乡，向驻在那里的我吕四区政府缴税。两人从位于吕四镇东北角的同仁泰盐业公司出发，出了镇东门，穿过洛伽乡，向南约摸走了五六里路，来到十四总牛桥北侧，停下车子，坐在路边小憩。这时，忽见西边半里路外出现了四、五十个日伪军，带着几辆木轮车，车上插着膏药旗，直奔牛桥而来。“不对头！”江锡九大惊，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看样子这是到大闸口方向去的敌人。真是阎罗王碰上对面鬼啦！得赶快避开，否则要坏大事！”想到这里，他一跃而起，坐上小车，吩咐推车人马上推车过桥。过桥后，又疾步向南走了几十步，便立即离开大路，取道埭路向西奔去。不一会，敌人走到了桥边。一个敌酋模样的人举起望远镜向西南方向眺望，一边问翻译官张国华：“你的看一看，那两个人，是的不是新四军的探子？”张国华接过望远镜，一看，认得是江锡九，但嘴里却肯定地说：“报告太君，那两个人，看样子，好像是生意人。”等到敌人向东走远了，江锡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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