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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清晨，启东县新安镇上的店家都还没有开门。忽然，从街上传来一声接一声的嚎哭，把酣睡的人们从温馨的梦乡中惊醒。惯于早起的老人们打开临街的屋门，看见在熹微的晨光中，有十几个或老或少的寡妇，身围白布腰裙，脚穿白布孝鞋，正跪在街衢的一边哭泣。在她们的面前各自摆放着一张小小的方桌，桌上摆着几样豆腐小菜，点着香烛。一个老太婆一边化纸，一边哭数着：“可怜的儿啊，去年今日，你死得好苦啊！青天大老爷啊，你睁睁眼睛吧，这杀人的血海深仇，哪一天才有报应啊？”开门的老人们听明白了：这是镇子周边村庄里的盐民家属，正在祭奠在去年那场捣毁官盐栈的血案中丢了性命的汉子们，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唉，可怜的人哪！”
提起上年今日那场血案，凡是住在新安镇上的人，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整整18条生龙活虎的汉子，整整18条生龙活虎的人命，一旦之间，就化为冤鬼了呀！
这事说来话长。
原来启东县在1928年单独建县之前叫做崇明外沙。外沙地理位置独特：东环南黄海，南临大江口，每日潮往潮来，滩涂积咸，皆成白色，海滨居民于此设置盐灶，刮泥淋卤，煎卤成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既解决了本地居民的食盐问题，剩余部分又可以运销外地，换取各种生产生活用品。世代相沿，所谓“靠海吃海”历经百余年，从未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谁知到了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将崇明外沙与崇明本岛一起划定为浙盐销区，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静江承包销售。他们把从浙江远道运来的板晒中籽盐称为“官盐”而把本地所产的草煎细盐称为“私盐”张静江在崇明外沙的三和港设立“官盐总栈”而于沙内较大的集镇广设分栈，分销“官盐”为推销“官盐”查禁“私盐”成立外沙盐务分局，配属两浙缉私营盐兵一个营，局机关与缉私营营部同驻外沙和合镇。与此同时，以盐局名义印刷了大量告示，广泛张贴。文曰：“凡我良民，从今往后，必须一律食用官盐，严禁贩买私盐。如有刁顽愚民不遵告示，胆敢仍旧贩买私盐，本局职责所在，定予严惩不贷！特此布告周知，希各凛遵，勿谓言之不预也”
沙内土豪早就听说经销官盐利润丰厚，一个个如苍蝇逐臭，趋之唯恐不及。新安镇有个恶霸地主，名叫丁树声，大号丁养年。因他在家中排行第二，俗称丁老二。又因他一贯仗势欺男霸女，人们背地里只称他“地头蛇”这地头蛇在镇上已经开了一家店号叫做“安裕”的京南杂货店，又开着三家店号叫做“裕丰”的酒店，本来已是富甲一方的大富户了，但看到经销“官盐”又是一个牟取暴利的好机会，连忙拉关系，走门子，七拐八弯，人上托人，搭上了和合盐局，获准在新安镇开一家官盐店分销浙盐。为了“风险同担”的缘故，丁老二拉拢了亲家钱朝圣、邻居沈宝康共同出资，所以店号取名“合丰盐行”寓意“共同发财”即于1927年农历四月初四日正式开张。与此同时“裕丰”酒店的常客、绰号“酒鬼”的黄臣仁，仗着与丁老二熟识的关系，也在惠安镇办起一家盐店。同一天，公兴村的黄璇林，因为儿子与钱朝圣和沈宝康两人的儿子是同学的关系，也与丁老二挂上钩，在公兴村办起一家盐店。东安镇一家绅士不甘落后，也靠上丁老二，在本镇办起了盐店。
却说新安镇、惠安镇、公兴村、东安镇4家盐店约期同日开张。开张之日选在四月初四，正应着民间的吉语：“四四（事事）如意”这一天，各家盐店门前鼓乐喧天，鞭炮齐鸣，好不热闹！硝烟缭绕之下，丁老二等人不免做起了发财梦。远乡近邻纷纷来看热闹。这当中有捧场的，有艳羡的，有嫉妒的，但更多的是愤恨的。在场的人群中，有一位年约三、四十岁的中年盐民，名叫吴才明。只见他眉头铁竖，双拳紧握，忿忿不平地对身边的盐民曹志文、曹学之等人说：“我们盐家捧了几代人的饭碗，看样子就要被这帮家伙抢去了！穷人穷得连粥都喝不上，富人倒好，抢穷人的饭碗，发了财还要发财，这是什么世道！”
果然，各家盐行开张以后，缉私营盐兵随之出动，强迫周边居民必须购买他们的“官盐”“官盐”每斤售价一角三四分，高出本产土盐3倍以上，乡民们都不愿购买。为强制购买，盐店印制了购盐小票，将官盐按户定额分摊，规定民户购盐后，必须将购盐小票粘贴在灶墙或菜橱上，以备缉私人员检查；如查出有盐无票，即施以毒打，并罚买数十斤乃至数百斤的“官盐”或缴纳相当数额的罚金。
从此，缉私营盐兵日夜水陆梭巡，出没无常。有一次，盐兵数十人检查到农民龚文华家里，看到一缸盐荠，一缸酱瓣，即作为食用私盐的罪证，掏出绳子就要绑人。家属连忙请村里的保长出面说情，好说歹说，才被允许以立缴罚款100块银元了事。盐兵扬长而去，龚家从此元气大伤。渐渐地，乡民们有了经验，他们把派购到的“官盐”放在盐钵里做样子，用以应付盐兵的检查，而将私买的本地细盐暗藏食用。但即使这样，盐兵们仍是防不胜防。他们常常带赃搜赃：先将事先装好的盐口袋偷偷塞进农民的柴草堆里，然后装模作样地查缉，变着花样诬陷敲诈，瓷意搜刮，民众恨之入骨。
受“官盐”之害最为深切的，要算这一带的广大盐民。浙盐的行销，使本盐的销路大大缩小。盐兵的横行，使本盐的交易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盐民的生产活动均被定为“非法”产销两头都被“官盐”和盐兵扼得死死的。原先以盐为业的人家从此断了生活来源，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绝境。走投无路的盐民们，都在心里暗暗地打算：“采用什么办法，才能夺回自己应有的生路呢？”
一天，盐民龚老林、李德相相约去海边制盐。傍晚时分，两人各自用独轮车推着自制的细盐往家里走。路经公兴村河东时，无巧不巧，恰好被盐店经理黄璇林看见，当即被强迫没收。“黄璇林这个狗日的，真真吃了豹子胆了！他的鸟盐店开张才几天，也敢做大，竟敢学起缉私营抓起私盐来啦！”消息一传开，远远近近的盐民群众个个气炸了肺。
“得教训教训这班为富不仁的家伙，否则盐民只有死路一条！”一连几天，吴才明的脑子里都在盘算这件事。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吴才明、曹学之、曹志文、倪茂全、陆孝怀、杨彦良、杨彦桥等人从地里干完活儿回家，经过公兴村盐行门前，一眼窥见仓房里堆得重重叠叠的盐包，仿佛看见了宿世的仇敌冤家，越看越恨，恨不得立即冲上去砸个精光。走过了盐行，吴才明提议说：“只有推倒盐行，我们盐民才有活路。”大家都点头称是。吴才明又说：“从报纸上看到，现今天下冒出了一个组织，叫共产党，专门帮穷人闹翻身。要是有他们来领着我们干，那就好了！”“听说共产党主张共产共妻，都是些怪人。”同伴中有人反对说。“别听富人们瞎说，”吴才明纠正说“我们穷人有什么怕共的！”接着大家议定，共产党一时半时恐怕还到不了这里，而打盐行的事又不能再等，就由吴才明先领着大伙干起来。“那就越快越好，明天就动手！”吴才明说完，大家分散回家，连夜分工发动周围群众... -->>
1928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清晨，启东县新安镇上的店家都还没有开门。忽然，从街上传来一声接一声的嚎哭，把酣睡的人们从温馨的梦乡中惊醒。惯于早起的老人们打开临街的屋门，看见在熹微的晨光中，有十几个或老或少的寡妇，身围白布腰裙，脚穿白布孝鞋，正跪在街衢的一边哭泣。在她们的面前各自摆放着一张小小的方桌，桌上摆着几样豆腐小菜，点着香烛。一个老太婆一边化纸，一边哭数着：“可怜的儿啊，去年今日，你死得好苦啊！青天大老爷啊，你睁睁眼睛吧，这杀人的血海深仇，哪一天才有报应啊？”开门的老人们听明白了：这是镇子周边村庄里的盐民家属，正在祭奠在去年那场捣毁官盐栈的血案中丢了性命的汉子们，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唉，可怜的人哪！”
提起上年今日那场血案，凡是住在新安镇上的人，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整整18条生龙活虎的汉子，整整18条生龙活虎的人命，一旦之间，就化为冤鬼了呀！
这事说来话长。
原来启东县在1928年单独建县之前叫做崇明外沙。外沙地理位置独特：东环南黄海，南临大江口，每日潮往潮来，滩涂积咸，皆成白色，海滨居民于此设置盐灶，刮泥淋卤，煎卤成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既解决了本地居民的食盐问题，剩余部分又可以运销外地，换取各种生产生活用品。世代相沿，所谓“靠海吃海”历经百余年，从未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谁知到了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将崇明外沙与崇明本岛一起划定为浙盐销区，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张静江承包销售。他们把从浙江远道运来的板晒中籽盐称为“官盐”而把本地所产的草煎细盐称为“私盐”张静江在崇明外沙的三和港设立“官盐总栈”而于沙内较大的集镇广设分栈，分销“官盐”为推销“官盐”查禁“私盐”成立外沙盐务分局，配属两浙缉私营盐兵一个营，局机关与缉私营营部同驻外沙和合镇。与此同时，以盐局名义印刷了大量告示，广泛张贴。文曰：“凡我良民，从今往后，必须一律食用官盐，严禁贩买私盐。如有刁顽愚民不遵告示，胆敢仍旧贩买私盐，本局职责所在，定予严惩不贷！特此布告周知，希各凛遵，勿谓言之不预也”
沙内土豪早就听说经销官盐利润丰厚，一个个如苍蝇逐臭，趋之唯恐不及。新安镇有个恶霸地主，名叫丁树声，大号丁养年。因他在家中排行第二，俗称丁老二。又因他一贯仗势欺男霸女，人们背地里只称他“地头蛇”这地头蛇在镇上已经开了一家店号叫做“安裕”的京南杂货店，又开着三家店号叫做“裕丰”的酒店，本来已是富甲一方的大富户了，但看到经销“官盐”又是一个牟取暴利的好机会，连忙拉关系，走门子，七拐八弯，人上托人，搭上了和合盐局，获准在新安镇开一家官盐店分销浙盐。为了“风险同担”的缘故，丁老二拉拢了亲家钱朝圣、邻居沈宝康共同出资，所以店号取名“合丰盐行”寓意“共同发财”即于1927年农历四月初四日正式开张。与此同时“裕丰”酒店的常客、绰号“酒鬼”的黄臣仁，仗着与丁老二熟识的关系，也在惠安镇办起一家盐店。同一天，公兴村的黄璇林，因为儿子与钱朝圣和沈宝康两人的儿子是同学的关系，也与丁老二挂上钩，在公兴村办起一家盐店。东安镇一家绅士不甘落后，也靠上丁老二，在本镇办起了盐店。
却说新安镇、惠安镇、公兴村、东安镇4家盐店约期同日开张。开张之日选在四月初四，正应着民间的吉语：“四四（事事）如意”这一天，各家盐店门前鼓乐喧天，鞭炮齐鸣，好不热闹！硝烟缭绕之下，丁老二等人不免做起了发财梦。远乡近邻纷纷来看热闹。这当中有捧场的，有艳羡的，有嫉妒的，但更多的是愤恨的。在场的人群中，有一位年约三、四十岁的中年盐民，名叫吴才明。只见他眉头铁竖，双拳紧握，忿忿不平地对身边的盐民曹志文、曹学之等人说：“我们盐家捧了几代人的饭碗，看样子就要被这帮家伙抢去了！穷人穷得连粥都喝不上，富人倒好，抢穷人的饭碗，发了财还要发财，这是什么世道！”
果然，各家盐行开张以后，缉私营盐兵随之出动，强迫周边居民必须购买他们的“官盐”“官盐”每斤售价一角三四分，高出本产土盐3倍以上，乡民们都不愿购买。为强制购买，盐店印制了购盐小票，将官盐按户定额分摊，规定民户购盐后，必须将购盐小票粘贴在灶墙或菜橱上，以备缉私人员检查；如查出有盐无票，即施以毒打，并罚买数十斤乃至数百斤的“官盐”或缴纳相当数额的罚金。
从此，缉私营盐兵日夜水陆梭巡，出没无常。有一次，盐兵数十人检查到农民龚文华家里，看到一缸盐荠，一缸酱瓣，即作为食用私盐的罪证，掏出绳子就要绑人。家属连忙请村里的保长出面说情，好说歹说，才被允许以立缴罚款100块银元了事。盐兵扬长而去，龚家从此元气大伤。渐渐地，乡民们有了经验，他们把派购到的“官盐”放在盐钵里做样子，用以应付盐兵的检查，而将私买的本地细盐暗藏食用。但即使这样，盐兵们仍是防不胜防。他们常常带赃搜赃：先将事先装好的盐口袋偷偷塞进农民的柴草堆里，然后装模作样地查缉，变着花样诬陷敲诈，瓷意搜刮，民众恨之入骨。
受“官盐”之害最为深切的，要算这一带的广大盐民。浙盐的行销，使本盐的销路大大缩小。盐兵的横行，使本盐的交易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盐民的生产活动均被定为“非法”产销两头都被“官盐”和盐兵扼得死死的。原先以盐为业的人家从此断了生活来源，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绝境。走投无路的盐民们，都在心里暗暗地打算：“采用什么办法，才能夺回自己应有的生路呢？”
一天，盐民龚老林、李德相相约去海边制盐。傍晚时分，两人各自用独轮车推着自制的细盐往家里走。路经公兴村河东时，无巧不巧，恰好被盐店经理黄璇林看见，当即被强迫没收。“黄璇林这个狗日的，真真吃了豹子胆了！他的鸟盐店开张才几天，也敢做大，竟敢学起缉私营抓起私盐来啦！”消息一传开，远远近近的盐民群众个个气炸了肺。
“得教训教训这班为富不仁的家伙，否则盐民只有死路一条！”一连几天，吴才明的脑子里都在盘算这件事。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吴才明、曹学之、曹志文、倪茂全、陆孝怀、杨彦良、杨彦桥等人从地里干完活儿回家，经过公兴村盐行门前，一眼窥见仓房里堆得重重叠叠的盐包，仿佛看见了宿世的仇敌冤家，越看越恨，恨不得立即冲上去砸个精光。走过了盐行，吴才明提议说：“只有推倒盐行，我们盐民才有活路。”大家都点头称是。吴才明又说：“从报纸上看到，现今天下冒出了一个组织，叫共产党，专门帮穷人闹翻身。要是有他们来领着我们干，那就好了！”“听说共产党主张共产共妻，都是些怪人。”同伴中有人反对说。“别听富人们瞎说，”吴才明纠正说“我们穷人有什么怕共的！”接着大家议定，共产党一时半时恐怕还到不了这里，而打盐行的事又不能再等，就由吴才明先领着大伙干起来。“那就越快越好，明天就动手！”吴才明说完，大家分散回家，连夜分工发动周围群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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