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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l年-2月)。
两段简单的介绍,“通”了“感”的比喻就有“无主招领”、“三十六宫”、“公共厕所”、“推隔”、“裹上”、“不许”、“泛滥无归”、“收聚”、“暮春天气或鸭绒褥子”、“泥得”、“恨不能”、“全部人格”、“密封牢锁”、“结结实实”、“宝贝”等,是典型的钱钟书的语言。
它们很难深深感动我们的灵魂,感染我们的情绪(《围城》结尾和主人公方鸿渐失恋部分是两个例外。其中带了作者的情感体验在内,十分动人。可惜这样的内容,在钱钟书的所有小说中,都太少了。),却使我们的思绪始终处于活跃的兴奋状态,参与着作者新奇的浮想联翩的世界。
金庸的“幽默”,则体现在塑造的类型化滑稽人物上,最著名的例子是《笑傲江湖》里的桃谷六仙,满口天真烂漫,永远都长不大似的。其实起到了插科打诨的功效。
而他所有作品里,都起码有一位主角,身上带了极其“顽皮”的灵性、天性,好落实作家的幽默风格,从黄蓉(本书所述金庸作品人物,参见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5月出版的三十六卷的《金庸作品集》备书)、令狐冲、虚竹,一直到天下人都作了他爸爸、出身妓院的韦小宝。
最经典的一段叙述,可以他的压轴和扛鼎之作《鹿鼎记》最末一节说明,那韦小宝带了七个老婆,回出生地看他娘韦春芳,符合人物心理、本性:那日韦小宝到了扬州,带了夫人儿女,去丽春院见娘。母子相见,自是不胜之喜。韦春芳见七个媳妇个个如花如玉,心想:小宝这小贼挑女人的眼力倒不错,他来开院子,一定发大财。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妈,我的老子到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娘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把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之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鹿鼎记》,第1979页。)这一段是母子俩调侃,也只有他们两个办事**裸,灵魂早已麻木不仁,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浅薄过来人,才说得出。
最主要的,还是为快乐而快乐,作家借此来调弄读者,使他们得到阅读的趣味。
轻轻笑过后,我们眼前就浮起两个活宝的滑稽样。
金庸作品通俗化的性质,决定了他作品中幽默的底调,是轻喜剧的,甚至是漫画式的,模式化的,不太经得住追问,因而不怎么合乎常情或生活逻辑的。
因此,如果说,金庸的幽默是“阳性”的,给人光明的体验,钱钟书的幽默是“中性”的,很少触及人的心灵世界、内心情绪,那么,老舍的幽默则是“阴性”的,严肃的,悲凉的,愤恨的,带着血与泪的,从而也就是真正打动人心的。
然而,他的个性、气质,决定了他的温婉风格,即便想讽刺什么,那也是有条不紊、不动声色、力量内敛性的,需得细细琢磨个中甘苦,方才品出来滋味。譬如:总而言之吧,在这么个以蛮横不讲理为荣,以破坏秩序为增光耀祖的社会里,巡警简直是多余。明白了这个,再加上我们前面所说过的食不饱力不足那一套,大概谁也能明白个**成了。我们不抹稀泥,怎么办呢……爽性我把最泄气的也说了吧:当过一两年差事,我在弟兄们中间已经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我的办事诀窍,就是……怎么不负责任,而且不教人看出抹稀泥来,我就怎办。话要说得好听,甜嘴蜜舌的把责任全推到一边去,准保不招灾不惹祸。弟兄们都会这一套,可是他们的嘴和神气差着点劲儿。一句话有多少种说法,把神气弄对了地方,话就能说出去又拉回来,像弹簧似的(《四世同堂》58页。《老舍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
日本并不像英美那样以政治决定军事,也不像德意那样以军事决定政治。她的民族性格似乎替她决定了一切。她有天大的野心,而老自惭腿短身量矮,所以尽管她有吞吃地球的**,而不敢公然的提出什么主义,打起什么旗号。她只能在军人闯出祸来以后,才去找合适的欺人的名词与说法。她的政治是给军事擦屁股(《我这一辈子》第十节。)。
(桐芳告诫高第)一个女人就像风筝。别看它花红柳绿的,在半天空中摇摇摆摆,怪美的,其实那根线儿是在人家手里呢!不服气,你要挣断那根线儿,好,你就头朝下,不是落在树上,就是挂在电线上,连尾巴带翅膀,全扯得稀烂,比什么都难看!……要嫁人的话,就嫁个老老实实的人:不怕穷点,只要小两口儿能消消停停的过日子就好(《四世同堂》,第83页。)!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他们理应想一想怎么还债,怎么节省开支,省得在年根底下叫债主们把门环子敲碎。没有,他们没有那么想。大姐婆婆不知由哪里找到一点钱,买了头号的大糖瓜,带芝麻的和不带芝麻的,摆在灶王面前,并且瞪着眼下命令:“吃了我的糖,到天上多说几句好话,别不三不四地顺口开河,瞎扯!”两位男人呢,也不知由哪里弄来一点钱,都买了鞭炮。老爷儿俩都脱了长袍。老头儿换上一件旧狐皮马褂,不系纽扣,而用一条旧布褡包松拢着,十分潇洒。大姐夫呢,年轻火力壮,只穿着小棉袄,直打喷嚏,而连说不冷。鞭声先起,清脆紧张,一会儿便火花急溅,响成一片。儿子放单响的麻雷子,父亲放双响的二踢脚,间隔停匀,有板有眼:噼啪噼啪,咚;噼啪噼啪,咚——当!这样一放完,父子相视微笑,都觉得放炮的技巧九城第一……(《正红旗下》第一节。)再一个不同就是,金庸的调侃幽默,主要是以对话来实现的,说话人装疯卖傻,半疯半傻,真疯真傻,说着说着,我们就忍俊不禁了。
钱钟书的调侃幽默,又主要以无所不在的作者叙述语言来实现,在交代人物、事情的过程中,比类联想,把风马牛不相及的双方强行扭在一起,制造错位、突兀的惊奇效应,达到逗笑读者的目的。
老舍的幽默则圆融含混一些,不像前者那样锋芒毕露、一目了然,在仿佛漫不经心的风物描写里,把一种本该正常的状态,稍稍引歪了,突出它们不同寻常的方面,有时连自已(“我”)和身边的亲人都肯调侃一气、挖苦一气,拿他们所干的一些事,从中看出性情上的“怪异”荒诞。
钱钟书和金庸,是舍不得如此付出的,而由于二者的调侃、讽刺,对外不对内、对人不对己,如善于自保的李敖,太过聪明、自负,就难得对自我(个体)存在的悲剧,作出曹雪芹那样的深度或本体意义上的追问与反思。
老舍的命笔方式,应该比钱钟书和金庸优裕,本来很容易就能达到一定深度,但是他的不足比之金、钱又不同,精神、思想里“现实”成分过多,笔头穿走于形而下的具象世界,缺乏《红楼梦》那样的形而上的混沌、苍茫感,也不及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深度,就相对地“小气”了。
好在,《红楼梦》仅此一部,鲁迅的思想、精神,也主要不在小说作品里,老舍那些相对“小气”的小说,因为他对底层生活的熟悉和原生态体验与史家的洞识力,的确给了他的人物以生命的“原色和质感”,其魅力和艺术价值,仍是首屈一指的。
2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l年-2月)。
两段简单的介绍,“通”了“感”的比喻就有“无主招领”、“三十六宫”、“公共厕所”、“推隔”、“裹上”、“不许”、“泛滥无归”、“收聚”、“暮春天气或鸭绒褥子”、“泥得”、“恨不能”、“全部人格”、“密封牢锁”、“结结实实”、“宝贝”等,是典型的钱钟书的语言。
它们很难深深感动我们的灵魂,感染我们的情绪(《围城》结尾和主人公方鸿渐失恋部分是两个例外。其中带了作者的情感体验在内,十分动人。可惜这样的内容,在钱钟书的所有小说中,都太少了。),却使我们的思绪始终处于活跃的兴奋状态,参与着作者新奇的浮想联翩的世界。
金庸的“幽默”,则体现在塑造的类型化滑稽人物上,最著名的例子是《笑傲江湖》里的桃谷六仙,满口天真烂漫,永远都长不大似的。其实起到了插科打诨的功效。
而他所有作品里,都起码有一位主角,身上带了极其“顽皮”的灵性、天性,好落实作家的幽默风格,从黄蓉(本书所述金庸作品人物,参见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5月出版的三十六卷的《金庸作品集》备书)、令狐冲、虚竹,一直到天下人都作了他爸爸、出身妓院的韦小宝。
最经典的一段叙述,可以他的压轴和扛鼎之作《鹿鼎记》最末一节说明,那韦小宝带了七个老婆,回出生地看他娘韦春芳,符合人物心理、本性:那日韦小宝到了扬州,带了夫人儿女,去丽春院见娘。母子相见,自是不胜之喜。韦春芳见七个媳妇个个如花如玉,心想:小宝这小贼挑女人的眼力倒不错,他来开院子,一定发大财。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妈,我的老子到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娘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把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之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鹿鼎记》,第1979页。)这一段是母子俩调侃,也只有他们两个办事**裸,灵魂早已麻木不仁,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浅薄过来人,才说得出。
最主要的,还是为快乐而快乐,作家借此来调弄读者,使他们得到阅读的趣味。
轻轻笑过后,我们眼前就浮起两个活宝的滑稽样。
金庸作品通俗化的性质,决定了他作品中幽默的底调,是轻喜剧的,甚至是漫画式的,模式化的,不太经得住追问,因而不怎么合乎常情或生活逻辑的。
因此,如果说,金庸的幽默是“阳性”的,给人光明的体验,钱钟书的幽默是“中性”的,很少触及人的心灵世界、内心情绪,那么,老舍的幽默则是“阴性”的,严肃的,悲凉的,愤恨的,带着血与泪的,从而也就是真正打动人心的。
然而,他的个性、气质,决定了他的温婉风格,即便想讽刺什么,那也是有条不紊、不动声色、力量内敛性的,需得细细琢磨个中甘苦,方才品出来滋味。譬如:总而言之吧,在这么个以蛮横不讲理为荣,以破坏秩序为增光耀祖的社会里,巡警简直是多余。明白了这个,再加上我们前面所说过的食不饱力不足那一套,大概谁也能明白个**成了。我们不抹稀泥,怎么办呢……爽性我把最泄气的也说了吧:当过一两年差事,我在弟兄们中间已经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我的办事诀窍,就是……怎么不负责任,而且不教人看出抹稀泥来,我就怎办。话要说得好听,甜嘴蜜舌的把责任全推到一边去,准保不招灾不惹祸。弟兄们都会这一套,可是他们的嘴和神气差着点劲儿。一句话有多少种说法,把神气弄对了地方,话就能说出去又拉回来,像弹簧似的(《四世同堂》58页。《老舍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
日本并不像英美那样以政治决定军事,也不像德意那样以军事决定政治。她的民族性格似乎替她决定了一切。她有天大的野心,而老自惭腿短身量矮,所以尽管她有吞吃地球的**,而不敢公然的提出什么主义,打起什么旗号。她只能在军人闯出祸来以后,才去找合适的欺人的名词与说法。她的政治是给军事擦屁股(《我这一辈子》第十节。)。
(桐芳告诫高第)一个女人就像风筝。别看它花红柳绿的,在半天空中摇摇摆摆,怪美的,其实那根线儿是在人家手里呢!不服气,你要挣断那根线儿,好,你就头朝下,不是落在树上,就是挂在电线上,连尾巴带翅膀,全扯得稀烂,比什么都难看!……要嫁人的话,就嫁个老老实实的人:不怕穷点,只要小两口儿能消消停停的过日子就好(《四世同堂》,第83页。)!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他们理应想一想怎么还债,怎么节省开支,省得在年根底下叫债主们把门环子敲碎。没有,他们没有那么想。大姐婆婆不知由哪里找到一点钱,买了头号的大糖瓜,带芝麻的和不带芝麻的,摆在灶王面前,并且瞪着眼下命令:“吃了我的糖,到天上多说几句好话,别不三不四地顺口开河,瞎扯!”两位男人呢,也不知由哪里弄来一点钱,都买了鞭炮。老爷儿俩都脱了长袍。老头儿换上一件旧狐皮马褂,不系纽扣,而用一条旧布褡包松拢着,十分潇洒。大姐夫呢,年轻火力壮,只穿着小棉袄,直打喷嚏,而连说不冷。鞭声先起,清脆紧张,一会儿便火花急溅,响成一片。儿子放单响的麻雷子,父亲放双响的二踢脚,间隔停匀,有板有眼:噼啪噼啪,咚;噼啪噼啪,咚——当!这样一放完,父子相视微笑,都觉得放炮的技巧九城第一……(《正红旗下》第一节。)再一个不同就是,金庸的调侃幽默,主要是以对话来实现的,说话人装疯卖傻,半疯半傻,真疯真傻,说着说着,我们就忍俊不禁了。
钱钟书的调侃幽默,又主要以无所不在的作者叙述语言来实现,在交代人物、事情的过程中,比类联想,把风马牛不相及的双方强行扭在一起,制造错位、突兀的惊奇效应,达到逗笑读者的目的。
老舍的幽默则圆融含混一些,不像前者那样锋芒毕露、一目了然,在仿佛漫不经心的风物描写里,把一种本该正常的状态,稍稍引歪了,突出它们不同寻常的方面,有时连自已(“我”)和身边的亲人都肯调侃一气、挖苦一气,拿他们所干的一些事,从中看出性情上的“怪异”荒诞。
钱钟书和金庸,是舍不得如此付出的,而由于二者的调侃、讽刺,对外不对内、对人不对己,如善于自保的李敖,太过聪明、自负,就难得对自我(个体)存在的悲剧,作出曹雪芹那样的深度或本体意义上的追问与反思。
老舍的命笔方式,应该比钱钟书和金庸优裕,本来很容易就能达到一定深度,但是他的不足比之金、钱又不同,精神、思想里“现实”成分过多,笔头穿走于形而下的具象世界,缺乏《红楼梦》那样的形而上的混沌、苍茫感,也不及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深度,就相对地“小气”了。
好在,《红楼梦》仅此一部,鲁迅的思想、精神,也主要不在小说作品里,老舍那些相对“小气”的小说,因为他对底层生活的熟悉和原生态体验与史家的洞识力,的确给了他的人物以生命的“原色和质感”,其魅力和艺术价值,仍是首屈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