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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对各土司的处置,朝廷已有章法。同时,朝廷也不断调整云﹑贵﹑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统一事权,使地方官相机行事。而且,这也是赵王白文选一直拥兵坐镇云贵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改土归流的榜样——那嵩,身为少数民族,却一跃而入内阁中枢;滇省磨乃土官龙吉兆和龙吉佐交出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归政中央,获赏晋升。一为广南巡抚,一调任保定知府,最小的弟弟龙吉祥则依然领安南都统使一职,经营在南掌抢来的领地。
不管是那嵩的看清形势,还是龙家为了后宫的龙儿添光加分,在没有动乱的情况下,改土归流没有正式提出,也没有大刀阔斧,看似顺其自然,但也颇有成效。特别是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土司,本来就靠近内地,势力有限,一旦被抓住把柄,那也只能无奈地交印交权,听从政府安置了。
而政府对待这些主动的土司也不苛刻,保留财产,酌加赏赐,又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使其虽无实权,但生活却依然能够富足。至于以后是败是盛,便要看个人的努力了。
而改土归流的地区,官府重丈土地,废除原来土司的赋税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五年之内数额又少于内地。这不仅大大减轻了原来土民所受的剥削,而且不给心怀不满的土司煽惑民众进行叛乱的机会和理由。
变化,到处都在改变,有的雷厉风行,有的潜移默化,但身处在朱永兴所掀起的改革大潮中,整个国家内的民众都多多少少感受到了这一点。
或许老百姓还只是在计算着家里能增多少人口、要多耕种多少田地,今年能打多少粮食,能吃几顿肉;但有心的人却渐渐意识到,传统时代正在渐行渐远,现在的皇帝正在走着一条不同于历史的道路。
吏治、科举、举报监督、行政司法分离、地方政务公开……这些是对于为官为吏的,专业化的气息越来越浓,不再是全能为官;七圣并尊,儒术虽未明旨贬斥,但独尊的地位越来越松动,这是对读书人的,皇帝的爱憎,恐怕是直接影响到他们出仕的直接因素。
商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从海上到陆地,商路极大地拓展,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升,只要你遵纪守法,按章纳税,便不用担心官府的刁难盘剥,且投诉有门;工场主有政策的税赋优惠,借着市场的旺盛需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政府出台的《劳务法规》又使其有了监管和限制。
和平安定、轻赋薄役、机遇发展、公平透明……再夹杂着一系列密集出台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昭武纪年初期的主旋律。
而就在通常的大规模战争结束后的平和环境、恢复发展时期,国家的刑罚却更加严厉,流放则是最常见的方式。
附清逆官、无良奸商、贪官污吏、盗贼土匪,甚至怙恶不悛的地痞流氓,都被处于流放之刑。而流放之地从湄河两省,现在又集中于婆罗洲。这是一种海外移民的方式,也是廓清国内社会秩序的手段。更深层的考虑则是将在各省陆续施行的《民用枪枝合法化》,使这项政策对社会秩序的副面作用降至最低。
变化,到处都在变化,每个人都在适应,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
就拿坐镇西北的晋王李定国来说,他位列亲王,且是世袭罔替,身份尊贵如此,却也要在朝廷不断调整的政治、军事结构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跟上朝廷的新思路。
兵部尚书是不会再设了,取而代之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将是军事委员会,有陆军总长、次长,海军总长、次长,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再加上皇帝本人,共七人组成。李定国若入中枢,陆军总长是十拿九稳;若他依然留任西北,则要起到擎天一柱的作用。
尽管与皇帝依然有书信来往,朱永兴的口气也亲切尊重,但李定国在这件大事上却不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他只是陈述,如何安排,悉听朝廷旨意。
远远望着城下单独招募番骑、胡人的所在,围着人不少,似乎报名的却寥寥。李定国轻轻摇了摇头,家眷皆在塞外,部落头领对牧民的人身束缚又很严密,皇上的想法虽好,却不易收到效果。算了,骑兵招不到,招到些伺弄马匹的也行啊!
……………(未完待续。。)
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对各土司的处置,朝廷已有章法。同时,朝廷也不断调整云﹑贵﹑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统一事权,使地方官相机行事。而且,这也是赵王白文选一直拥兵坐镇云贵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改土归流的榜样——那嵩,身为少数民族,却一跃而入内阁中枢;滇省磨乃土官龙吉兆和龙吉佐交出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归政中央,获赏晋升。一为广南巡抚,一调任保定知府,最小的弟弟龙吉祥则依然领安南都统使一职,经营在南掌抢来的领地。
不管是那嵩的看清形势,还是龙家为了后宫的龙儿添光加分,在没有动乱的情况下,改土归流没有正式提出,也没有大刀阔斧,看似顺其自然,但也颇有成效。特别是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土司,本来就靠近内地,势力有限,一旦被抓住把柄,那也只能无奈地交印交权,听从政府安置了。
而政府对待这些主动的土司也不苛刻,保留财产,酌加赏赐,又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使其虽无实权,但生活却依然能够富足。至于以后是败是盛,便要看个人的努力了。
而改土归流的地区,官府重丈土地,废除原来土司的赋税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五年之内数额又少于内地。这不仅大大减轻了原来土民所受的剥削,而且不给心怀不满的土司煽惑民众进行叛乱的机会和理由。
变化,到处都在改变,有的雷厉风行,有的潜移默化,但身处在朱永兴所掀起的改革大潮中,整个国家内的民众都多多少少感受到了这一点。
或许老百姓还只是在计算着家里能增多少人口、要多耕种多少田地,今年能打多少粮食,能吃几顿肉;但有心的人却渐渐意识到,传统时代正在渐行渐远,现在的皇帝正在走着一条不同于历史的道路。
吏治、科举、举报监督、行政司法分离、地方政务公开……这些是对于为官为吏的,专业化的气息越来越浓,不再是全能为官;七圣并尊,儒术虽未明旨贬斥,但独尊的地位越来越松动,这是对读书人的,皇帝的爱憎,恐怕是直接影响到他们出仕的直接因素。
商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从海上到陆地,商路极大地拓展,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升,只要你遵纪守法,按章纳税,便不用担心官府的刁难盘剥,且投诉有门;工场主有政策的税赋优惠,借着市场的旺盛需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政府出台的《劳务法规》又使其有了监管和限制。
和平安定、轻赋薄役、机遇发展、公平透明……再夹杂着一系列密集出台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昭武纪年初期的主旋律。
而就在通常的大规模战争结束后的平和环境、恢复发展时期,国家的刑罚却更加严厉,流放则是最常见的方式。
附清逆官、无良奸商、贪官污吏、盗贼土匪,甚至怙恶不悛的地痞流氓,都被处于流放之刑。而流放之地从湄河两省,现在又集中于婆罗洲。这是一种海外移民的方式,也是廓清国内社会秩序的手段。更深层的考虑则是将在各省陆续施行的《民用枪枝合法化》,使这项政策对社会秩序的副面作用降至最低。
变化,到处都在变化,每个人都在适应,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
就拿坐镇西北的晋王李定国来说,他位列亲王,且是世袭罔替,身份尊贵如此,却也要在朝廷不断调整的政治、军事结构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跟上朝廷的新思路。
兵部尚书是不会再设了,取而代之的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将是军事委员会,有陆军总长、次长,海军总长、次长,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再加上皇帝本人,共七人组成。李定国若入中枢,陆军总长是十拿九稳;若他依然留任西北,则要起到擎天一柱的作用。
尽管与皇帝依然有书信来往,朱永兴的口气也亲切尊重,但李定国在这件大事上却不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他只是陈述,如何安排,悉听朝廷旨意。
远远望着城下单独招募番骑、胡人的所在,围着人不少,似乎报名的却寥寥。李定国轻轻摇了摇头,家眷皆在塞外,部落头领对牧民的人身束缚又很严密,皇上的想法虽好,却不易收到效果。算了,骑兵招不到,招到些伺弄马匹的也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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