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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身虽可怜惜,为君为民之故,且散做武野藏的朝露吧。
想不到四年之后,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可不久就要去国了。
这一次,不但可能不能生返故乡,甚至可能不能生返故国。
我的命运。就是朝露和浮萍吗?
*
*
长崎。
启程归国的前一天晚上,关卓凡以一向的习惯,拧亮煤气灯,摊开纸笔,做“阶段总结”。
长州藩覆亡。倒幕派皇族、公卿团灭,日本的倒幕力量被重重击倒在地,短时间之内难以翻身爬起。本时空,永远不会再有“明治维新”这四个字,类似的革新被无限期地后推,在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之前,来自日本的可能的干扰被最小化了。
幕府有可能扮演原时空明治政府的角色吗?
不可能。
就像之前分析过的那样。幕府的“改制”,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在肌体的表面涂抹一点红药水,皮肤下面,什么也没有改变,骨子里就更加不用说了。二次长州征伐。“西法”训练的幕府军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某种意义上,幕府的“改制”,还不如原时空中国的“洋务运动”。中国好歹名义上还是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按近现代国家标准。“幕藩体制”的日本,甚至不能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
不废“幕藩体制”,日本永不可能迈入近现代国家的门槛;可是,“幕藩体制”是幕府的生存根基,废“幕藩体制”,日本可能新生,可幕府就是自杀了。
所以,幕府统治日本一天,日本没戏一天。
但是,幕府不可能长时间地有效地统治日本。
迫在眉睫的危机解除,幕府上下兴高采烈,以为“天下从此大定”。但关卓凡却认为,幕府只是暂时渡过难关,按下葫芦浮起瓢,第一个火头暂时熄灭了,第二个火头很快就会烧起来。
这“第一个火头”,是地方武士向幕府夺权;这“第二个火头”,则是来自于底层人民的反抗。
天保四年,即1833年,日本各地大饥,史称“天保饥馑”。饥荒持续至天保八年,即1837年,情况恶化,终于爆发了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贫民暴动。
从那时开始,大大小小的“一揆”便此起彼伏,时至今日,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揆”,日语表示人民对领主的反抗,即“暴动、起义”之意。
这是我们熟悉不过的王朝末期的景况,而幕府的“开国”,相当程度上加重了这一局面。
西洋资本和技术的涌进,传统手工业者无法招架,纷纷破产;生丝、棉花、茶叶等商品大量出口,导致国内物资短缺,物价因而上涨。而且这种物价的上涨具有强烈的传导性,最终致使并不出口的大米的价格也大幅上涨。
日本国内银贵金贱,洋商便用国际比价低廉的白银在日本大肆套购黄金,使日本各藩藩库的黄金储备迅速告磬。为挽救财政危机,各藩只好降低新铸的货币的含金量,或者滥发“藩札”——相当于纸钞,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
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互相作用,使通货膨胀愈来愈严重。
农民、普通市民、下级武士,都陷入了急剧的贫困化。
第二次长州征伐的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幕府和参战各藩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为支付军费就不得不增加赋税,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
第二次长州期征伐间,大和国宇陀郡、安艺国佐伯郡、赞歧国多度郡、隐歧国原田郡等地,接连爆发农民暴动;大阪、兵库,也发生了城市贫民的骚乱。
就在关卓凡进入江户内城的时候,江户发生了要求“平抑物价、救济穷民”的“请愿”事件,只不过幕府拼命捂着,没让关贝子亲眼看到而已。
轩军撤出日本之后,日本会发生大规模的“一揆”吗?
非常有可能,届时,不但武士阶层会参与,寺庙宗教势力也很有可能介入。
倒幕势力会趁机再次发难,甚至夺取“农民运动的领导权”,“窃取革命胜利果实”。
日本乱一乱,关卓凡并不反对,而且,乱的愈久愈好;关卓凡反对的,是“由乱而治”,是“大乱后大治”。
还有一种可能:萨摩藩等“进步力量”无心继续倒幕,但又不愿和幕府绑在一块下沉,于是加速离心倾向,最终要求独立。
这也不错,如果萨摩藩们真有这个志向,不妨暗中推上一把。
当初幕府提议“封建萨摩”,岛津久光不是怦然心动了吗?
时过境迁,没有长州藩需要“分而治之”, 萨摩藩想独立,幕府自然是不干的。那么双方只好开打——这一次俺们中国就不参合啦——没有外援,幕府自然不是萨摩藩的对手,仗打完了,中国出面调停,萨摩藩也就顺理成章地独立了。
其他各藩,最好有样学样,日本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许多小国组成的地道的“邦联”。
如是,来自日本的麻烦便永久性地消除了。
算盘打得挺响,真要做起来,难说能走到哪一步。嗯,一步一步来吧。
西征日本,直接的收获:
从“长州灭商事件”中刮来的上千万两白银。
日本海关的百分之五十的控制权——另外的百分之五十,是美国人的。
从幕府那里拿来的,一大堆日本国内商事“专营权”,“买办”就是大浦庆了。
一女一男两位人才。女是楠本稻,男是大村益次郎。
大村益次郎最终同意为关贝子效力——如果他不愿意,关卓凡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这个人,反正是绝对不能留给日本的。
还有一位美女天皇。
嗯,不算少了。
*
(《乱清》第七卷《血樱》完结,明天开更第八卷《无限风光在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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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身虽可怜惜,为君为民之故,且散做武野藏的朝露吧。
想不到四年之后,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可不久就要去国了。
这一次,不但可能不能生返故乡,甚至可能不能生返故国。
我的命运。就是朝露和浮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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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
启程归国的前一天晚上,关卓凡以一向的习惯,拧亮煤气灯,摊开纸笔,做“阶段总结”。
长州藩覆亡。倒幕派皇族、公卿团灭,日本的倒幕力量被重重击倒在地,短时间之内难以翻身爬起。本时空,永远不会再有“明治维新”这四个字,类似的革新被无限期地后推,在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之前,来自日本的可能的干扰被最小化了。
幕府有可能扮演原时空明治政府的角色吗?
不可能。
就像之前分析过的那样。幕府的“改制”,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在肌体的表面涂抹一点红药水,皮肤下面,什么也没有改变,骨子里就更加不用说了。二次长州征伐。“西法”训练的幕府军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某种意义上,幕府的“改制”,还不如原时空中国的“洋务运动”。中国好歹名义上还是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按近现代国家标准。“幕藩体制”的日本,甚至不能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
不废“幕藩体制”,日本永不可能迈入近现代国家的门槛;可是,“幕藩体制”是幕府的生存根基,废“幕藩体制”,日本可能新生,可幕府就是自杀了。
所以,幕府统治日本一天,日本没戏一天。
但是,幕府不可能长时间地有效地统治日本。
迫在眉睫的危机解除,幕府上下兴高采烈,以为“天下从此大定”。但关卓凡却认为,幕府只是暂时渡过难关,按下葫芦浮起瓢,第一个火头暂时熄灭了,第二个火头很快就会烧起来。
这“第一个火头”,是地方武士向幕府夺权;这“第二个火头”,则是来自于底层人民的反抗。
天保四年,即1833年,日本各地大饥,史称“天保饥馑”。饥荒持续至天保八年,即1837年,情况恶化,终于爆发了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贫民暴动。
从那时开始,大大小小的“一揆”便此起彼伏,时至今日,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揆”,日语表示人民对领主的反抗,即“暴动、起义”之意。
这是我们熟悉不过的王朝末期的景况,而幕府的“开国”,相当程度上加重了这一局面。
西洋资本和技术的涌进,传统手工业者无法招架,纷纷破产;生丝、棉花、茶叶等商品大量出口,导致国内物资短缺,物价因而上涨。而且这种物价的上涨具有强烈的传导性,最终致使并不出口的大米的价格也大幅上涨。
日本国内银贵金贱,洋商便用国际比价低廉的白银在日本大肆套购黄金,使日本各藩藩库的黄金储备迅速告磬。为挽救财政危机,各藩只好降低新铸的货币的含金量,或者滥发“藩札”——相当于纸钞,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
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互相作用,使通货膨胀愈来愈严重。
农民、普通市民、下级武士,都陷入了急剧的贫困化。
第二次长州征伐的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幕府和参战各藩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为支付军费就不得不增加赋税,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
第二次长州期征伐间,大和国宇陀郡、安艺国佐伯郡、赞歧国多度郡、隐歧国原田郡等地,接连爆发农民暴动;大阪、兵库,也发生了城市贫民的骚乱。
就在关卓凡进入江户内城的时候,江户发生了要求“平抑物价、救济穷民”的“请愿”事件,只不过幕府拼命捂着,没让关贝子亲眼看到而已。
轩军撤出日本之后,日本会发生大规模的“一揆”吗?
非常有可能,届时,不但武士阶层会参与,寺庙宗教势力也很有可能介入。
倒幕势力会趁机再次发难,甚至夺取“农民运动的领导权”,“窃取革命胜利果实”。
日本乱一乱,关卓凡并不反对,而且,乱的愈久愈好;关卓凡反对的,是“由乱而治”,是“大乱后大治”。
还有一种可能:萨摩藩等“进步力量”无心继续倒幕,但又不愿和幕府绑在一块下沉,于是加速离心倾向,最终要求独立。
这也不错,如果萨摩藩们真有这个志向,不妨暗中推上一把。
当初幕府提议“封建萨摩”,岛津久光不是怦然心动了吗?
时过境迁,没有长州藩需要“分而治之”, 萨摩藩想独立,幕府自然是不干的。那么双方只好开打——这一次俺们中国就不参合啦——没有外援,幕府自然不是萨摩藩的对手,仗打完了,中国出面调停,萨摩藩也就顺理成章地独立了。
其他各藩,最好有样学样,日本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许多小国组成的地道的“邦联”。
如是,来自日本的麻烦便永久性地消除了。
算盘打得挺响,真要做起来,难说能走到哪一步。嗯,一步一步来吧。
西征日本,直接的收获:
从“长州灭商事件”中刮来的上千万两白银。
日本海关的百分之五十的控制权——另外的百分之五十,是美国人的。
从幕府那里拿来的,一大堆日本国内商事“专营权”,“买办”就是大浦庆了。
一女一男两位人才。女是楠本稻,男是大村益次郎。
大村益次郎最终同意为关贝子效力——如果他不愿意,关卓凡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这个人,反正是绝对不能留给日本的。
还有一位美女天皇。
嗯,不算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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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清》第七卷《血樱》完结,明天开更第八卷《无限风光在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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