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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事都由孙可望在贵阳裁决。然后在形式上通知永历帝认可，日常事务则根本不关白朝廷。
孙可望此举自然导致南明管辖区内的相当一部分文官武将除了奉行永历年号外，心目中只有孙可望这位“国主”，皇帝被置之度外。甚至在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明恢讨左将军白文选给孙可望的启本中都自称臣，用了“启国主御前”、“封进御览，以慰圣怀”之类的措辞。
固原侯王尚礼不甘人后，也在云南鸡足山金顶寺铸造大铜香炉一座，炉上镌刻的铭文虽然用了永历八年的明朝正朔。却一字不提当今天子永历皇帝，只一味地吹捧孙可望：他在铭文中如此称。“固原侯弟子王尚礼，率男广禄。原籍陕西西凉府固原卫群门所张城堡人氏。自丁亥岁躬随国主临滇，发心钦崇三宝，修严各山寺院。……仰赖佛光普照，上祈国主圣寿无疆，皇图巩固。”
除白文选，王尚礼等大将外，永历朝廷的一大批文官也巧加迎合，乘机劝进。兵部尚书任僎借天命倡言明运已终，事不可为矣，主张由永历帝禅位给孙可望；编修方于宣则为可望“定天子卤簿，定朝仪。言帝星明于井度，上书劝进”。
任僎此人不仅在劝进之事上热衷，当年永历天子被迎至安龙的时候，孙可望曾经一度准备去安龙陛见，任僎却劝他道：“国主欲进安龙，二龙岂便相见？”于是，孙可望连这个起码的礼节也没有举行。
不只任僎这等永历朝廷的文官投靠孙可望，就连在安龙永历帝身边的权臣马吉翔也为自身富贵着想，暗中依附孙可望。他对司礼掌印太监庞天寿说道：“今日大势，已归秦王，我辈须早与结纳，以为异日之地。”
庞天寿听后颇以为然，于是两人同孙可望派驻安龙的提塘官张应科等人结拜兄弟，更推心置腹地的对张应科道：“秦王功德隆盛，天下钦仰。今日天命在秦，天之所命，人不能违。我辈意欲劝粤主禅位秦王，烦两公为我先达此意。”
此外，马吉翔还派人叫永历朝廷的郎中古其品画一张“尧舜禅受图”准备送给可望。不想这古其品却是忠于永历帝，拒绝作画。马吉翔怀恨在心，私自报告孙可望。可望闻知大怒，竟命人把古其品锁解贵阳，毙之杖下。
永历君臣在孙可望派遣的提塘官、安龙知府和心怀异志的马吉翔、庞天寿的严密监视下，简直没有多少自由，完全变成了傀儡。孙可望的跋扈让永历朝臣大为震惊，不少人感到愤慨。吏科给事中徐极、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林青阳、主事胡士瑞等上疏劾奏马吉翔、庞天寿“包藏祸心，称臣于秦”。可这些人却只敢劾奏马、庞二奸，不敢直指秦王，显然只是为朝廷稍存体面而已。
永历八年，孙可望在昆明举行了乡试，又在贵阳自设内阁、六部、科道等官，地方文官武将也一概自行任命，官印由明朝的九叠篆文改为八叠。这些措施固然有扫除南明朝廷用人惟贿、整肃官箴的积极意义，但实质上却是帝制自为了。
更有甚者，在方于宣等人参与策划下，孙可望已然定仪制，立太庙，庙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未完待续)
国大事都由孙可望在贵阳裁决。然后在形式上通知永历帝认可，日常事务则根本不关白朝廷。
孙可望此举自然导致南明管辖区内的相当一部分文官武将除了奉行永历年号外，心目中只有孙可望这位“国主”，皇帝被置之度外。甚至在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明恢讨左将军白文选给孙可望的启本中都自称臣，用了“启国主御前”、“封进御览，以慰圣怀”之类的措辞。
固原侯王尚礼不甘人后，也在云南鸡足山金顶寺铸造大铜香炉一座，炉上镌刻的铭文虽然用了永历八年的明朝正朔。却一字不提当今天子永历皇帝，只一味地吹捧孙可望：他在铭文中如此称。“固原侯弟子王尚礼，率男广禄。原籍陕西西凉府固原卫群门所张城堡人氏。自丁亥岁躬随国主临滇，发心钦崇三宝，修严各山寺院。……仰赖佛光普照，上祈国主圣寿无疆，皇图巩固。”
除白文选，王尚礼等大将外，永历朝廷的一大批文官也巧加迎合，乘机劝进。兵部尚书任僎借天命倡言明运已终，事不可为矣，主张由永历帝禅位给孙可望；编修方于宣则为可望“定天子卤簿，定朝仪。言帝星明于井度，上书劝进”。
任僎此人不仅在劝进之事上热衷，当年永历天子被迎至安龙的时候，孙可望曾经一度准备去安龙陛见，任僎却劝他道：“国主欲进安龙，二龙岂便相见？”于是，孙可望连这个起码的礼节也没有举行。
不只任僎这等永历朝廷的文官投靠孙可望，就连在安龙永历帝身边的权臣马吉翔也为自身富贵着想，暗中依附孙可望。他对司礼掌印太监庞天寿说道：“今日大势，已归秦王，我辈须早与结纳，以为异日之地。”
庞天寿听后颇以为然，于是两人同孙可望派驻安龙的提塘官张应科等人结拜兄弟，更推心置腹地的对张应科道：“秦王功德隆盛，天下钦仰。今日天命在秦，天之所命，人不能违。我辈意欲劝粤主禅位秦王，烦两公为我先达此意。”
此外，马吉翔还派人叫永历朝廷的郎中古其品画一张“尧舜禅受图”准备送给可望。不想这古其品却是忠于永历帝，拒绝作画。马吉翔怀恨在心，私自报告孙可望。可望闻知大怒，竟命人把古其品锁解贵阳，毙之杖下。
永历君臣在孙可望派遣的提塘官、安龙知府和心怀异志的马吉翔、庞天寿的严密监视下，简直没有多少自由，完全变成了傀儡。孙可望的跋扈让永历朝臣大为震惊，不少人感到愤慨。吏科给事中徐极、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林青阳、主事胡士瑞等上疏劾奏马吉翔、庞天寿“包藏祸心，称臣于秦”。可这些人却只敢劾奏马、庞二奸，不敢直指秦王，显然只是为朝廷稍存体面而已。
永历八年，孙可望在昆明举行了乡试，又在贵阳自设内阁、六部、科道等官，地方文官武将也一概自行任命，官印由明朝的九叠篆文改为八叠。这些措施固然有扫除南明朝廷用人惟贿、整肃官箴的积极意义，但实质上却是帝制自为了。
更有甚者，在方于宣等人参与策划下，孙可望已然定仪制，立太庙，庙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