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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在中国只推行殖民之政，以我等为牧羊，自我们身上取走皮毛血肉养活他们，为了维持这种关系，他们甚至也愿意和洋人分享我们的皮毛血肉。这就是清帝国不断衰落，任由洋人欺凌而不做反抗的原因，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任由欺凌啊。”
诸人听了这番话，彼此之间都是一片沉默。
容星桥感叹一声，道：“将军所言甚是，令我等枉然惊醒，如今将军手握重兵，封疆三省，又有革命之觉悟，必将是我国族人的希望所在。”
郑桂廷因为加入的比较晚，实际上比汪兆铭还要晚几个月，当即就表态道：“将军，为了我们华人之命运，郑某人在日本也小有家财，愿意毁家抒难，支持将军的革命事业。”
作为宋彪最主要的秘书，舒方德当即笑道：“郑先生，容先生，您两位在商界声望极高，军座的大业，正是需要两位鼎力支持。正所谓同富贵，共患难，为民族共繁荣而当携手奋进啊！”
容星桥赞道：“舒副官说的好，说的好啊！”
宋彪也是微微颔首，却又和郑桂廷道：“中国需要资本家，资本的自由发展和推进社会进步的因素恰恰是中国所缺乏的，所以，郑先生不用毁家抒难，当奋起而上做第一流的当代资本家。至于革命经费，如今倒不是很缺，缺的只是广泛的认识和觉悟而已。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两种革命和进步，一是民族之进步，二是资本自由和民主自由之进步，在这两个基础上，无论是民主帝国体制，还是民主共和体制，本身都并不重要。”
说到这里，他继续和在座的每一个人解释道：“很多人热议共和体制，但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除美国和法国之外，施行纯粹的共和体制的成功国家非常少，绝大多数的列强依然采用君主立宪制，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向民主过渡需要百年之久，对英德等国需要百年之久，对我们这样的国家则需要更长时间。我认为君主立宪体制对我国来说确实要更为合适，第一，中国人口众多，我国有四万万人口，98%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如果不能像法国、美国那样将选票普及给每个人，所谓的共和体制只是精英政治和各省联邦政治，中国就极其可能陷入各省独立自治的分裂局面；第二，中国普遍缺乏现代觉悟的军队，各地军队都是旧式领导，不可能在政府交替之时有效的维持军队的稳定，很可能出现春秋战国和元末之时的军阀群雄混乱的局面；第三，历史之惯性，中国幅员辽阔，草莽豪杰众多，历代朝政更替都会有大规模的军事混战，清政府灭亡之后也不会例外，革命即便成功，占据各地军政要员的位置依然是旧官僚和旧军阀，强行为了理想主义的共和之梦，而强行推动中国实施共和体制，最终只会让整个民族继续混战五十年，加上外国列强乘机作乱和肘制，一旦出现乱况，五十年内也不能统一全国。所以，我认同的革命目标只能是建立汉族统治的君主立宪制，推翻满人殖民统治，实施宪政内阁责任制度。”
宋彪关于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制的三个论点是很清晰的，也是容星桥、汪兆铭等人选择加入新华会的原因，对大家来说，推翻满人政权是第一步，避免出现各朝末期的军阀混战是第二步，建立汉人君主立宪制的现代国家则是第三步。
在蒋方震和舒方德的宣传下，众人对此观点虽然都已经很清楚，等宋彪亲口说出来，大家还是一致鼓掌赞同。
郑桂廷道：“将军思虑长远，国之大幸，保皇和维新之争，我辈支持维新，维新和革命之争，我辈支持革命，共和与立宪之间，我辈再选后者，此乃我新华会之宗旨。”
诸人也是一同称赞。
虽然宋彪的新华会目前基本就这么些人，可大家还是能够感觉到真理就掌握在他们这些少数人的手中，他们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汪兆铭当即道：“宋将军，我回日本之后就打算建立新报刊，以新平台号召新革命，号召同胞效仿德日，建立中华帝国，废除满清皇室，实施君主立宪制，维持国家之统一，民族之昌盛。”
宋彪点着头，道：“任务艰难，你在日本要多加努力，经费上倒不是太大的问题，我会通过远东商行不断给予你支持。今年还是新华会和中华革命会的筹建期，暂时没有大的活动，从明年开始，中华革命会每年会有一百万日圆规模的巨额经费，应该足够你在那边的活动了吧？”
汪兆铭笑道：“肯定是够了，我在来此之前一直和光复会的诸位同仁商谈，总的来说，比起同盟会和兴中会，我们和光复会的理念更为接近，特别是蔡元培、陶成章和章炳麟三位先生，他们都和我有过交谈，因为理念相近，他们也劝说我加入光复会，只是我秉持蒋方震的意见，还是坚持主办中华革命会。”
宋彪想了想，道：“如果大家的意见真的能统一，其实可以考虑两会合并，宗旨还是唤醒更多国民参加到这场大革命中。”
很多人误读清末革命史，总以为同盟会革命党为革命之主流，实行并非如此，革命虽然激进推倒了满清，光复会和立宪派也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而光复会之革命思想基本和宋彪是一致的。
光复会精粹之极多，如果真能和宋彪的新华会合并为一，完全可以主导中国政局，在消灭满清之后再和立宪派联合，无论是在军事力量，还是政治力量和群众基础上都要远胜于同盟会，如许绍棠、鲁迅等人也是光复会成员。
所谓清末之共和思潮为大势所趋，此皆谬论，对中国这样帝制根基深厚的文明古国而言，君主立宪其实更为稳固，民国之乱，正在于民众、革命党人和军队都无真正的共和思想
如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所言，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恢复汉人之河山，而章炳麟则是帝制之根生蒂固的坚持者，纵然是蔡元培也长期持有此念。
袁世凯称帝之败，不是败在称帝，而是他一无立宪之思想，二无号令天下之根基，三不得民心，四是政敌太多。
听宋彪如此一说，见他也有意和光复会合作，汪兆铭微微一怔，随即道：“那倒也是，我回去之后一定会和蔡先生仔细商量。”
宋彪吩咐道：“不要拘泥于细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当聚众而起，揭竿而上。
不过，这个世上总是人多口杂，暂时涉及到我的部分还是用宋治中的化名吧，或者索性就不谈姓氏，只说是治中先生。”
汪兆铭和郑桂廷都默默地点头，牢牢记住这一点，他们是在新华会在日本活动的两大组织者，前者在前面活动，后者在后面支持。【未完待续[本文字由破晓更新组@尘世丶戏子提供]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起点首发◢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前两章的章节编号错了啊，居然没有发现，昏死）
在得到俄国外交部的默许后，已经在谢叶尼斯基准将的配合下，这场关于东三省铁路经营权的争夺战迅速开始变得白热化。
由于东三省铁路修建计划是东北新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对各国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各国几乎都是以东北新政咨询为由，试图开启铁路合作计划。
随着其他各国加紧，德国驻华公使施特拉也抵达大连和宋彪会晤，双方就东三省和整个东亚地区局势等问题都做了非常细致的交谈。
和京汊铁路的各国平等团结对付清政府的局面不同，由于俄法和英日的对抗，以及俄国暗中存在的强烈排英色彩，各国根本不可能团结一致，这就给宋彪留下了足够大的舞台空间。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宋彪周旋于各国之间，巧妙的利用此事和法俄两国达成《东三省金融管理法案》的基本意见，东三省总督衙门首先和法、俄两国达成一致，即除东三省官号“东北银行”外，其他各家银行无铸印金属货币权，东三省除租界区外，一律禁止使用外国货币，各银行如要发行三省通行纸钞，必须以东北银行铸印的关东银圆为基础，并且必须有猕的准备率。
在此基础上，三方默认只有东北银行、远东银行和俄法控股的华俄道胜银行具备发钞权。
东北银行聘用法国人担任金融顾问，从法国进口机械设备、染料用于铸造和印刷货币，由法国帮助东北银行进行制版，以及防伪设计。
在大连一行的最后一天，宋彪才将这一天的行程留给新华会驻日本留学生代表汪兆铭，蒋方震在日本逗留了很长时间，在积极接触日本各方和留日学生的同时，也紧密的传播着宋彪的革命理论，并且为宋彪的新华会发展了第一批会员，其中最为著名，也最有组织能力的人就是汪兆铭。
汪兆铭，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但他的笔名“精卫”一定是中国人皆知的。
宋彪实际上也未曾注意到汪兆铭就是传说中最大的汉奸，直到几个星期前，汪兆铭通过日本华商代表郑桂廷和远东商行的容星桥将自己的一些文章整理出来，呈交给宋彪过目，并且希望拜见宋彪时，宋彪才意识此人就是传说中的“汪精卫”。
宋彪这才发现他似乎和各路汉奸都非常有缘分呢，他并没有拒绝汪兆铭的求见，只是将行程安排在最后一天。
就在晚上要乘坐火车返回奉天府的这天下午，宋彪在关东饭店安排汪兆铭入住，并请他吃午饭，宋彪的新华会一直在秘密的发展壮大，军队这边是蒋方震、舒方德、赵庭柱、张亚虎分开发展成员，容星桥负责联系商界名伸和过去的留美同学，汪兆铭则负责在日本留学生中发展组织，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意外，汪兆铭在日本组织的是新华会分支机构中华革命会，以民族革命之辞发展会员，容星桥负责单线联系汪兆铭，他和汪兆铭之间的中间人则是日本华侨商人郑桂廷。
宋彪和远东商行对中华革命会的财务支持，一律是通过郑桂廷之手办理。
容星桥在饭店定了一个顶楼的包厢，在这里邀请汪兆铭吃午饭，一起陪同宋彪出席的还有郑桂廷、舒方德和舒方信，这些人在这间包厢里坐下来，基本就算是新华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了。
宋彪因为有事情要处理，来的比较晚，他和舒方德一起进入包厢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到了，见到他就不约而同的起身作揖。
宋彪示意大家都坐下来，并有意识的多看了汪兆铭一眼，因为在日本留学期间有过接触，舒方德替宋彪介绍汪兆铭道：“军座，这位就是日本留学生代表汪兆铭，目前就读于日本政法大学，此前曾在同盟会的《民报》中担任主笔，写了很多大快人心的好文章，百里在日期间，说服他加入我会。”
宋彪微微颔首，神情肃严的看着汪兆铭，居高临下的带着某种淡淡宁静的色彩，以至于能让在座的每个人都感觉到一种特别的镇定。
他永远都是一个自信的人，淡定而冷静的人，有自己的思维，既不会超越别人太远，以至于到别人无法理解的地步，又能恰好的处于领导者的位置，让人们相信他能牢牢的控制住局势和手中的军事力量，让人们愿意追随他。
二十二岁的汪兆铭确实是那种英俊非凡的青年，浓发高健，鼻梁很挺，有着很俊气的脸颊和恰到好处的双眼皮，眼睛里清澈的闪烁着年轻人的光彩，充满了激情。
人总是会变的，世事也是无常，谁能想到以后呢？
宋彪走上前和汪兆铭握手，不紧不慢的赞道：“我看过你的文章，写的很好，说的好，也当要做的更好，为国家和民族而努力，是吧？”
汪兆铭显得无比之激动，一种炙热的血流在他的身体和肺腑中奔腾不息，他特别高兴的答道：“宋将军，我一直很想亲自见到您，您说的真好。”
宋彪微微颔首，邀请他坐在自己旁边，和其他人吩咐道：“大家都坐吧，这里都是自己人和同志，无须见外。”
听了这样的吩咐，诸位才都坐下来。
汪孑端曾经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以热血奋进的激昂演说、文章和刺杀哉沣，无比忠诚的跟随过孙逸仙，入狱之后被袁世凯释放出来，又力保袁世凯出任总统停止南北战争，并劝说尔逸仙退让总统之职，后来的事情则是人所共知，时左时右，总之是立场不坚定的典型。
人会变，性格却不会变，立场不坚定这种破绽将会一生跟随着这个人。
宋彪此时倒是没有太多的考虑过这一点，他对于汪兆铭的期盼并不高，可他刚坐下来，汪兆铭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和他继续称赞道：“宋将军，您所提出的汉族应当有汉族的皇帝，推行君主立宪制，效法德日强国，维持中央集权统一之国体，建立强大中华帝国之理念，对学生触发极大，学生愿意誓死相随，共同革命，推翻满清暴政，建立中华帝国。
宋彪听着这话，总觉得有点讽刺，思量片刻才道：“客观的说，满清并无暴政，满清在中国实施的只是一种殖民之政。满人毕竟是少数族裔，他们和我们汉族并没有统一的利益基础。民族是部落之体的现代延续，各族在本质上都只顾及自身，如果不是出于最后的统治需要，维持他们像寄生虫那样生存着，满族是完全不必考虑我们汉人的生死，若是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并且可以永久富足，我们就算是死绝了，他们也不会在乎。所以，满族在中国只推行殖民之政，以我等为牧羊，自我们身上取走皮毛血肉养活他们，为了维持这种关系，他们甚至也愿意和洋人分享我们的皮毛血肉。这就是清帝国不断衰落，任由洋人欺凌而不做反抗的原因，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任由欺凌啊。”
诸人听了这番话，彼此之间都是一片沉默。
容星桥感叹一声，道：“将军所言甚是，令我等枉然惊醒，如今将军手握重兵，封疆三省，又有革命之觉悟，必将是我国族人的希望所在。”
郑桂廷因为加入的比较晚，实际上比汪兆铭还要晚几个月，当即就表态道：“将军，为了我们华人之命运，郑某人在日本也小有家财，愿意毁家抒难，支持将军的革命事业。”
作为宋彪最主要的秘书，舒方德当即笑道：“郑先生，容先生，您两位在商界声望极高，军座的大业，正是需要两位鼎力支持。正所谓同富贵，共患难，为民族共繁荣而当携手奋进啊！”
容星桥赞道：“舒副官说的好，说的好啊！”
宋彪也是微微颔首，却又和郑桂廷道：“中国需要资本家，资本的自由发展和推进社会进步的因素恰恰是中国所缺乏的，所以，郑先生不用毁家抒难，当奋起而上做第一流的当代资本家。至于革命经费，如今倒不是很缺，缺的只是广泛的认识和觉悟而已。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两种革命和进步，一是民族之进步，二是资本自由和民主自由之进步，在这两个基础上，无论是民主帝国体制，还是民主共和体制，本身都并不重要。”
说到这里，他继续和在座的每一个人解释道：“很多人热议共和体制，但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除美国和法国之外，施行纯粹的共和体制的成功国家非常少，绝大多数的列强依然采用君主立宪制，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向民主过渡需要百年之久，对英德等国需要百年之久，对我们这样的国家则需要更长时间。我认为君主立宪体制对我国来说确实要更为合适，第一，中国人口众多，我国有四万万人口，98%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如果不能像法国、美国那样将选票普及给每个人，所谓的共和体制只是精英政治和各省联邦政治，中国就极其可能陷入各省独立自治的分裂局面；第二，中国普遍缺乏现代觉悟的军队，各地军队都是旧式领导，不可能在政府交替之时有效的维持军队的稳定，很可能出现春秋战国和元末之时的军阀群雄混乱的局面；第三，历史之惯性，中国幅员辽阔，草莽豪杰众多，历代朝政更替都会有大规模的军事混战，清政府灭亡之后也不会例外，革命即便成功，占据各地军政要员的位置依然是旧官僚和旧军阀，强行为了理想主义的共和之梦，而强行推动中国实施共和体制，最终只会让整个民族继续混战五十年，加上外国列强乘机作乱和肘制，一旦出现乱况，五十年内也不能统一全国。所以，我认同的革命目标只能是建立汉族统治的君主立宪制，推翻满人殖民统治，实施宪政内阁责任制度。”
宋彪关于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制的三个论点是很清晰的，也是容星桥、汪兆铭等人选择加入新华会的原因，对大家来说，推翻满人政权是第一步，避免出现各朝末期的军阀混战是第二步，建立汉人君主立宪制的现代国家则是第三步。
在蒋方震和舒方德的宣传下，众人对此观点虽然都已经很清楚，等宋彪亲口说出来，大家还是一致鼓掌赞同。
郑桂廷道：“将军思虑长远，国之大幸，保皇和维新之争，我辈支持维新，维新和革命之争，我辈支持革命，共和与立宪之间，我辈再选后者，此乃我新华会之宗旨。”
诸人也是一同称赞。
虽然宋彪的新华会目前基本就这么些人，可大家还是能够感觉到真理就掌握在他们这些少数人的手中，他们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汪兆铭当即道：“宋将军，我回日本之后就打算建立新报刊，以新平台号召新革命，号召同胞效仿德日，建立中华帝国，废除满清皇室，实施君主立宪制，维持国家之统一，民族之昌盛。”
宋彪点着头，道：“任务艰难，你在日本要多加努力，经费上倒不是太大的问题，我会通过远东商行不断给予你支持。今年还是新华会和中华革命会的筹建期，暂时没有大的活动，从明年开始，中华革命会每年会有一百万日圆规模的巨额经费，应该足够你在那边的活动了吧？”
汪兆铭笑道：“肯定是够了，我在来此之前一直和光复会的诸位同仁商谈，总的来说，比起同盟会和兴中会，我们和光复会的理念更为接近，特别是蔡元培、陶成章和章炳麟三位先生，他们都和我有过交谈，因为理念相近，他们也劝说我加入光复会，只是我秉持蒋方震的意见，还是坚持主办中华革命会。”
宋彪想了想，道：“如果大家的意见真的能统一，其实可以考虑两会合并，宗旨还是唤醒更多国民参加到这场大革命中。”
很多人误读清末革命史，总以为同盟会革命党为革命之主流，实行并非如此，革命虽然激进推倒了满清，光复会和立宪派也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而光复会之革命思想基本和宋彪是一致的。
光复会精粹之极多，如果真能和宋彪的新华会合并为一，完全可以主导中国政局，在消灭满清之后再和立宪派联合，无论是在军事力量，还是政治力量和群众基础上都要远胜于同盟会，如许绍棠、鲁迅等人也是光复会成员。
所谓清末之共和思潮为大势所趋，此皆谬论，对中国这样帝制根基深厚的文明古国而言，君主立宪其实更为稳固，民国之乱，正在于民众、革命党人和军队都无真正的共和思想
如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所言，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恢复汉人之河山，而章炳麟则是帝制之根生蒂固的坚持者，纵然是蔡元培也长期持有此念。
袁世凯称帝之败，不是败在称帝，而是他一无立宪之思想，二无号令天下之根基，三不得民心，四是政敌太多。
听宋彪如此一说，见他也有意和光复会合作，汪兆铭微微一怔，随即道：“那倒也是，我回去之后一定会和蔡先生仔细商量。”
宋彪吩咐道：“不要拘泥于细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当聚众而起，揭竿而上。
不过，这个世上总是人多口杂，暂时涉及到我的部分还是用宋治中的化名吧，或者索性就不谈姓氏，只说是治中先生。”
汪兆铭和郑桂廷都默默地点头，牢牢记住这一点，他们是在新华会在日本活动的两大组织者，前者在前面活动，后者在后面支持。
族在中国只推行殖民之政，以我等为牧羊，自我们身上取走皮毛血肉养活他们，为了维持这种关系，他们甚至也愿意和洋人分享我们的皮毛血肉。这就是清帝国不断衰落，任由洋人欺凌而不做反抗的原因，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任由欺凌啊。”
诸人听了这番话，彼此之间都是一片沉默。
容星桥感叹一声，道：“将军所言甚是，令我等枉然惊醒，如今将军手握重兵，封疆三省，又有革命之觉悟，必将是我国族人的希望所在。”
郑桂廷因为加入的比较晚，实际上比汪兆铭还要晚几个月，当即就表态道：“将军，为了我们华人之命运，郑某人在日本也小有家财，愿意毁家抒难，支持将军的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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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星桥赞道：“舒副官说的好，说的好啊！”
宋彪也是微微颔首，却又和郑桂廷道：“中国需要资本家，资本的自由发展和推进社会进步的因素恰恰是中国所缺乏的，所以，郑先生不用毁家抒难，当奋起而上做第一流的当代资本家。至于革命经费，如今倒不是很缺，缺的只是广泛的认识和觉悟而已。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两种革命和进步，一是民族之进步，二是资本自由和民主自由之进步，在这两个基础上，无论是民主帝国体制，还是民主共和体制，本身都并不重要。”
说到这里，他继续和在座的每一个人解释道：“很多人热议共和体制，但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除美国和法国之外，施行纯粹的共和体制的成功国家非常少，绝大多数的列强依然采用君主立宪制，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向民主过渡需要百年之久，对英德等国需要百年之久，对我们这样的国家则需要更长时间。我认为君主立宪体制对我国来说确实要更为合适，第一，中国人口众多，我国有四万万人口，98%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如果不能像法国、美国那样将选票普及给每个人，所谓的共和体制只是精英政治和各省联邦政治，中国就极其可能陷入各省独立自治的分裂局面；第二，中国普遍缺乏现代觉悟的军队，各地军队都是旧式领导，不可能在政府交替之时有效的维持军队的稳定，很可能出现春秋战国和元末之时的军阀群雄混乱的局面；第三，历史之惯性，中国幅员辽阔，草莽豪杰众多，历代朝政更替都会有大规模的军事混战，清政府灭亡之后也不会例外，革命即便成功，占据各地军政要员的位置依然是旧官僚和旧军阀，强行为了理想主义的共和之梦，而强行推动中国实施共和体制，最终只会让整个民族继续混战五十年，加上外国列强乘机作乱和肘制，一旦出现乱况，五十年内也不能统一全国。所以，我认同的革命目标只能是建立汉族统治的君主立宪制，推翻满人殖民统治，实施宪政内阁责任制度。”
宋彪关于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制的三个论点是很清晰的，也是容星桥、汪兆铭等人选择加入新华会的原因，对大家来说，推翻满人政权是第一步，避免出现各朝末期的军阀混战是第二步，建立汉人君主立宪制的现代国家则是第三步。
在蒋方震和舒方德的宣传下，众人对此观点虽然都已经很清楚，等宋彪亲口说出来，大家还是一致鼓掌赞同。
郑桂廷道：“将军思虑长远，国之大幸，保皇和维新之争，我辈支持维新，维新和革命之争，我辈支持革命，共和与立宪之间，我辈再选后者，此乃我新华会之宗旨。”
诸人也是一同称赞。
虽然宋彪的新华会目前基本就这么些人，可大家还是能够感觉到真理就掌握在他们这些少数人的手中，他们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汪兆铭当即道：“宋将军，我回日本之后就打算建立新报刊，以新平台号召新革命，号召同胞效仿德日，建立中华帝国，废除满清皇室，实施君主立宪制，维持国家之统一，民族之昌盛。”
宋彪点着头，道：“任务艰难，你在日本要多加努力，经费上倒不是太大的问题，我会通过远东商行不断给予你支持。今年还是新华会和中华革命会的筹建期，暂时没有大的活动，从明年开始，中华革命会每年会有一百万日圆规模的巨额经费，应该足够你在那边的活动了吧？”
汪兆铭笑道：“肯定是够了，我在来此之前一直和光复会的诸位同仁商谈，总的来说，比起同盟会和兴中会，我们和光复会的理念更为接近，特别是蔡元培、陶成章和章炳麟三位先生，他们都和我有过交谈，因为理念相近，他们也劝说我加入光复会，只是我秉持蒋方震的意见，还是坚持主办中华革命会。”
宋彪想了想，道：“如果大家的意见真的能统一，其实可以考虑两会合并，宗旨还是唤醒更多国民参加到这场大革命中。”
很多人误读清末革命史，总以为同盟会革命党为革命之主流，实行并非如此，革命虽然激进推倒了满清，光复会和立宪派也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而光复会之革命思想基本和宋彪是一致的。
光复会精粹之极多，如果真能和宋彪的新华会合并为一，完全可以主导中国政局，在消灭满清之后再和立宪派联合，无论是在军事力量，还是政治力量和群众基础上都要远胜于同盟会，如许绍棠、鲁迅等人也是光复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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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所言，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恢复汉人之河山，而章炳麟则是帝制之根生蒂固的坚持者，纵然是蔡元培也长期持有此念。
袁世凯称帝之败，不是败在称帝，而是他一无立宪之思想，二无号令天下之根基，三不得民心，四是政敌太多。
听宋彪如此一说，见他也有意和光复会合作，汪兆铭微微一怔，随即道：“那倒也是，我回去之后一定会和蔡先生仔细商量。”
宋彪吩咐道：“不要拘泥于细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当聚众而起，揭竿而上。
不过，这个世上总是人多口杂，暂时涉及到我的部分还是用宋治中的化名吧，或者索性就不谈姓氏，只说是治中先生。”
汪兆铭和郑桂廷都默默地点头，牢牢记住这一点，他们是在新华会在日本活动的两大组织者，前者在前面活动，后者在后面支持。【未完待续[本文字由破晓更新组@尘世丶戏子提供]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起点首发◢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前两章的章节编号错了啊，居然没有发现，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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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三省铁路修建计划是东北新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对各国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各国几乎都是以东北新政咨询为由，试图开启铁路合作计划。
随着其他各国加紧，德国驻华公使施特拉也抵达大连和宋彪会晤，双方就东三省和整个东亚地区局势等问题都做了非常细致的交谈。
和京汊铁路的各国平等团结对付清政府的局面不同，由于俄法和英日的对抗，以及俄国暗中存在的强烈排英色彩，各国根本不可能团结一致，这就给宋彪留下了足够大的舞台空间。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宋彪周旋于各国之间，巧妙的利用此事和法俄两国达成《东三省金融管理法案》的基本意见，东三省总督衙门首先和法、俄两国达成一致，即除东三省官号“东北银行”外，其他各家银行无铸印金属货币权，东三省除租界区外，一律禁止使用外国货币，各银行如要发行三省通行纸钞，必须以东北银行铸印的关东银圆为基础，并且必须有猕的准备率。
在此基础上，三方默认只有东北银行、远东银行和俄法控股的华俄道胜银行具备发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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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连一行的最后一天，宋彪才将这一天的行程留给新华会驻日本留学生代表汪兆铭，蒋方震在日本逗留了很长时间，在积极接触日本各方和留日学生的同时，也紧密的传播着宋彪的革命理论，并且为宋彪的新华会发展了第一批会员，其中最为著名，也最有组织能力的人就是汪兆铭。
汪兆铭，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但他的笔名“精卫”一定是中国人皆知的。
宋彪实际上也未曾注意到汪兆铭就是传说中最大的汉奸，直到几个星期前，汪兆铭通过日本华商代表郑桂廷和远东商行的容星桥将自己的一些文章整理出来，呈交给宋彪过目，并且希望拜见宋彪时，宋彪才意识此人就是传说中的“汪精卫”。
宋彪这才发现他似乎和各路汉奸都非常有缘分呢，他并没有拒绝汪兆铭的求见，只是将行程安排在最后一天。
就在晚上要乘坐火车返回奉天府的这天下午，宋彪在关东饭店安排汪兆铭入住，并请他吃午饭，宋彪的新华会一直在秘密的发展壮大，军队这边是蒋方震、舒方德、赵庭柱、张亚虎分开发展成员，容星桥负责联系商界名伸和过去的留美同学，汪兆铭则负责在日本留学生中发展组织，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意外，汪兆铭在日本组织的是新华会分支机构中华革命会，以民族革命之辞发展会员，容星桥负责单线联系汪兆铭，他和汪兆铭之间的中间人则是日本华侨商人郑桂廷。
宋彪和远东商行对中华革命会的财务支持，一律是通过郑桂廷之手办理。
容星桥在饭店定了一个顶楼的包厢，在这里邀请汪兆铭吃午饭，一起陪同宋彪出席的还有郑桂廷、舒方德和舒方信，这些人在这间包厢里坐下来，基本就算是新华会第一届代表大会了。
宋彪因为有事情要处理，来的比较晚，他和舒方德一起进入包厢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到了，见到他就不约而同的起身作揖。
宋彪示意大家都坐下来，并有意识的多看了汪兆铭一眼，因为在日本留学期间有过接触，舒方德替宋彪介绍汪兆铭道：“军座，这位就是日本留学生代表汪兆铭，目前就读于日本政法大学，此前曾在同盟会的《民报》中担任主笔，写了很多大快人心的好文章，百里在日期间，说服他加入我会。”
宋彪微微颔首，神情肃严的看着汪兆铭，居高临下的带着某种淡淡宁静的色彩，以至于能让在座的每个人都感觉到一种特别的镇定。
他永远都是一个自信的人，淡定而冷静的人，有自己的思维，既不会超越别人太远，以至于到别人无法理解的地步，又能恰好的处于领导者的位置，让人们相信他能牢牢的控制住局势和手中的军事力量，让人们愿意追随他。
二十二岁的汪兆铭确实是那种英俊非凡的青年，浓发高健，鼻梁很挺，有着很俊气的脸颊和恰到好处的双眼皮，眼睛里清澈的闪烁着年轻人的光彩，充满了激情。
人总是会变的，世事也是无常，谁能想到以后呢？
宋彪走上前和汪兆铭握手，不紧不慢的赞道：“我看过你的文章，写的很好，说的好，也当要做的更好，为国家和民族而努力，是吧？”
汪兆铭显得无比之激动，一种炙热的血流在他的身体和肺腑中奔腾不息，他特别高兴的答道：“宋将军，我一直很想亲自见到您，您说的真好。”
宋彪微微颔首，邀请他坐在自己旁边，和其他人吩咐道：“大家都坐吧，这里都是自己人和同志，无须见外。”
听了这样的吩咐，诸位才都坐下来。
汪孑端曾经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以热血奋进的激昂演说、文章和刺杀哉沣，无比忠诚的跟随过孙逸仙，入狱之后被袁世凯释放出来，又力保袁世凯出任总统停止南北战争，并劝说尔逸仙退让总统之职，后来的事情则是人所共知，时左时右，总之是立场不坚定的典型。
人会变，性格却不会变，立场不坚定这种破绽将会一生跟随着这个人。
宋彪此时倒是没有太多的考虑过这一点，他对于汪兆铭的期盼并不高，可他刚坐下来，汪兆铭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和他继续称赞道：“宋将军，您所提出的汉族应当有汉族的皇帝，推行君主立宪制，效法德日强国，维持中央集权统一之国体，建立强大中华帝国之理念，对学生触发极大，学生愿意誓死相随，共同革命，推翻满清暴政，建立中华帝国。
宋彪听着这话，总觉得有点讽刺，思量片刻才道：“客观的说，满清并无暴政，满清在中国实施的只是一种殖民之政。满人毕竟是少数族裔，他们和我们汉族并没有统一的利益基础。民族是部落之体的现代延续，各族在本质上都只顾及自身，如果不是出于最后的统治需要，维持他们像寄生虫那样生存着，满族是完全不必考虑我们汉人的生死，若是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并且可以永久富足，我们就算是死绝了，他们也不会在乎。所以，满族在中国只推行殖民之政，以我等为牧羊，自我们身上取走皮毛血肉养活他们，为了维持这种关系，他们甚至也愿意和洋人分享我们的皮毛血肉。这就是清帝国不断衰落，任由洋人欺凌而不做反抗的原因，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任由欺凌啊。”
诸人听了这番话，彼此之间都是一片沉默。
容星桥感叹一声，道：“将军所言甚是，令我等枉然惊醒，如今将军手握重兵，封疆三省，又有革命之觉悟，必将是我国族人的希望所在。”
郑桂廷因为加入的比较晚，实际上比汪兆铭还要晚几个月，当即就表态道：“将军，为了我们华人之命运，郑某人在日本也小有家财，愿意毁家抒难，支持将军的革命事业。”
作为宋彪最主要的秘书，舒方德当即笑道：“郑先生，容先生，您两位在商界声望极高，军座的大业，正是需要两位鼎力支持。正所谓同富贵，共患难，为民族共繁荣而当携手奋进啊！”
容星桥赞道：“舒副官说的好，说的好啊！”
宋彪也是微微颔首，却又和郑桂廷道：“中国需要资本家，资本的自由发展和推进社会进步的因素恰恰是中国所缺乏的，所以，郑先生不用毁家抒难，当奋起而上做第一流的当代资本家。至于革命经费，如今倒不是很缺，缺的只是广泛的认识和觉悟而已。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两种革命和进步，一是民族之进步，二是资本自由和民主自由之进步，在这两个基础上，无论是民主帝国体制，还是民主共和体制，本身都并不重要。”
说到这里，他继续和在座的每一个人解释道：“很多人热议共和体制，但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除美国和法国之外，施行纯粹的共和体制的成功国家非常少，绝大多数的列强依然采用君主立宪制，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向民主过渡需要百年之久，对英德等国需要百年之久，对我们这样的国家则需要更长时间。我认为君主立宪体制对我国来说确实要更为合适，第一，中国人口众多，我国有四万万人口，98%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如果不能像法国、美国那样将选票普及给每个人，所谓的共和体制只是精英政治和各省联邦政治，中国就极其可能陷入各省独立自治的分裂局面；第二，中国普遍缺乏现代觉悟的军队，各地军队都是旧式领导，不可能在政府交替之时有效的维持军队的稳定，很可能出现春秋战国和元末之时的军阀群雄混乱的局面；第三，历史之惯性，中国幅员辽阔，草莽豪杰众多，历代朝政更替都会有大规模的军事混战，清政府灭亡之后也不会例外，革命即便成功，占据各地军政要员的位置依然是旧官僚和旧军阀，强行为了理想主义的共和之梦，而强行推动中国实施共和体制，最终只会让整个民族继续混战五十年，加上外国列强乘机作乱和肘制，一旦出现乱况，五十年内也不能统一全国。所以，我认同的革命目标只能是建立汉族统治的君主立宪制，推翻满人殖民统治，实施宪政内阁责任制度。”
宋彪关于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制的三个论点是很清晰的，也是容星桥、汪兆铭等人选择加入新华会的原因，对大家来说，推翻满人政权是第一步，避免出现各朝末期的军阀混战是第二步，建立汉人君主立宪制的现代国家则是第三步。
在蒋方震和舒方德的宣传下，众人对此观点虽然都已经很清楚，等宋彪亲口说出来，大家还是一致鼓掌赞同。
郑桂廷道：“将军思虑长远，国之大幸，保皇和维新之争，我辈支持维新，维新和革命之争，我辈支持革命，共和与立宪之间，我辈再选后者，此乃我新华会之宗旨。”
诸人也是一同称赞。
虽然宋彪的新华会目前基本就这么些人，可大家还是能够感觉到真理就掌握在他们这些少数人的手中，他们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汪兆铭当即道：“宋将军，我回日本之后就打算建立新报刊，以新平台号召新革命，号召同胞效仿德日，建立中华帝国，废除满清皇室，实施君主立宪制，维持国家之统一，民族之昌盛。”
宋彪点着头，道：“任务艰难，你在日本要多加努力，经费上倒不是太大的问题，我会通过远东商行不断给予你支持。今年还是新华会和中华革命会的筹建期，暂时没有大的活动，从明年开始，中华革命会每年会有一百万日圆规模的巨额经费，应该足够你在那边的活动了吧？”
汪兆铭笑道：“肯定是够了，我在来此之前一直和光复会的诸位同仁商谈，总的来说，比起同盟会和兴中会，我们和光复会的理念更为接近，特别是蔡元培、陶成章和章炳麟三位先生，他们都和我有过交谈，因为理念相近，他们也劝说我加入光复会，只是我秉持蒋方震的意见，还是坚持主办中华革命会。”
宋彪想了想，道：“如果大家的意见真的能统一，其实可以考虑两会合并，宗旨还是唤醒更多国民参加到这场大革命中。”
很多人误读清末革命史，总以为同盟会革命党为革命之主流，实行并非如此，革命虽然激进推倒了满清，光复会和立宪派也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而光复会之革命思想基本和宋彪是一致的。
光复会精粹之极多，如果真能和宋彪的新华会合并为一，完全可以主导中国政局，在消灭满清之后再和立宪派联合，无论是在军事力量，还是政治力量和群众基础上都要远胜于同盟会，如许绍棠、鲁迅等人也是光复会成员。
所谓清末之共和思潮为大势所趋，此皆谬论，对中国这样帝制根基深厚的文明古国而言，君主立宪其实更为稳固，民国之乱，正在于民众、革命党人和军队都无真正的共和思想
如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所言，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恢复汉人之河山，而章炳麟则是帝制之根生蒂固的坚持者，纵然是蔡元培也长期持有此念。
袁世凯称帝之败，不是败在称帝，而是他一无立宪之思想，二无号令天下之根基，三不得民心，四是政敌太多。
听宋彪如此一说，见他也有意和光复会合作，汪兆铭微微一怔，随即道：“那倒也是，我回去之后一定会和蔡先生仔细商量。”
宋彪吩咐道：“不要拘泥于细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当聚众而起，揭竿而上。
不过，这个世上总是人多口杂，暂时涉及到我的部分还是用宋治中的化名吧，或者索性就不谈姓氏，只说是治中先生。”
汪兆铭和郑桂廷都默默地点头，牢牢记住这一点，他们是在新华会在日本活动的两大组织者，前者在前面活动，后者在后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