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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依中文网 www.eezw.net,读档失败的大鬼斩役物语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本文来自《读书》杂志,作者朱尚同

    08年我国欧洲学大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乐民先生去世,我将资中筠先生发来的讣告转发给党史学者韩钢先生,第二天就收到韩钢发来的e-mail。他说:“我与陈乐民和资中筠先生都不熟悉,却对他们非常敬重。无论学问还是人格,他们都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合著《冷眼向洋》一直是我给学生布置的必读书之一(恐怕已成为他们夫妇合作的绝唱?)。今陈先生忽然西去,对他来说也许是超然了,却给生者留下哀痛和永久的怀念。天国里多了一颗纯洁的灵魂,人世间少了一位正直的学者。我不知道是该祝贺天国,还是该哀叹人间。”

    这些话,看似极普通却使我憬然有悟。我由此想起了中筠先生去年所写的《一代风骨今何在》这篇评介徐百柯《民国那些人》一书的文章。古有“建安风骨”,讲的是文,中筠先生所指的“一代风骨”着重讲的是人,是一种学者之“魂”,底子上都有一个“士* ”字守着的,是一种浩然正气。我想中筠先生那篇文章,所指的那种风骨,不也是五十一年忧乐与共的她对乐民先生最恰当的推许和纪念么!

    这几十年来的中国,据我这样一个曾在高等学校工作多年的生物化学学者的体会,思想和学问融汇中西,人格独立,不随俗,不媚俗,不因权势、利害、宠遇、逆境而折腰,不与潜规则同流,坚持守着“士”字的士,确乎是难矣哉,少矣哉了。韩钢说陈先生“堪称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就这一高度而言的,是一个晚辈党史学者对一位欧洲学大家心仪的追思。

    乐民先生对人对事对学问既平正通达,又以诚为性命,凛然有节概,一以贯之的是民\主和科学的五四精神。他和中筠先生在二○○五年岁末印送的致友人书中说:“从陋室(“芳古园陋室”,乐民先生家)向外望去,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却令人忧思不断,这些忧思常流诸笔端。”又说:“平时看书和所思所想仍然不离中西历史文化方面的比较研究,以便在比较中加深西方‘启蒙’运动对一个民族振兴的悟解,盖横踞心中者,常觉吾国吾民尚需启蒙。”在另一文中更急切地说:“吾国吾民何等不应该须臾忘却德先生和赛先生留下的任务,那是我们全民族的使命和天职。”他写这些话的二○○五年,是他患尿毒症,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血液透析已进入第八年的时候,而念兹在兹还是这民族振兴之道。套用白居易与元九书即可见他“行守高洁,志在兼济,奉五四精神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文”。韩钢说他“忽然西去,对他也许是超然了”,是由文及于人而懂得乐民先生的。乐民先生自称和胡绳先生一样,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等到

    “文\革”中后期,一旦悟而求解,就自然背负起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令人忧思不断”社会的责任重担了。

    他何尝不想求超然和闲适呢,但他对我们这个民族又刻骨铭心地真放不下。一九九八年五月他第四次住进协和医院,因长期透析右腕已做血瘘,只能勉力写小楷,录东坡先生“定风波”词,词后题记有云:“东坡遇大雨,莫听穿林打叶,吟啸徐行,沉浮均无挂碍,山头斜照,心境坦然,平生便当如此。”就在临近七十写此题记的后十年间,竟然又出\版了十多本著作,或放眼于博大精深的欧洲文化,或深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卓然成家。在他走了,“也许是超然了”之后,中筠先生和女儿陈丰检点他留下的囊帙中,文稿和笔记,尚可出\版好几本著作;春蚕到死丝未尽,乐民先生告别人世之际,是言犹未尽的。

    是的,由于历史的荒唐,他志于学虽不比孔夫子晚,却无声地虚掷了人生最好的三十来年。正如他自己说的,他仰慕前辈对中西文化的系统、广博的学识和根底,自己望尘莫及。仅仅就他研究的许多方面而言,百余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界都有先行者,例如早有郭嵩焘、严复,稍后有梁启超,再后有胡适、陈序经、张东荪、雷海宗,以及更近的思想家顾准等等,群星闪耀。乐民先生属于传承兼过渡的一代。他研究的是欧洲,长于欧洲思想和欧洲文明史,心之所系是我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以及对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看法,而归结点则是我们苦难而坎坷的民族,何等需要持续而有效的启蒙。显而易见,这些都是百年来早已提出,有一些还是先贤已经初步理清了的问题,加以深化,本非难事。但在现当代中国,这些问题都带有特殊的敏感性,又因为定于一尊,从理论到实践被胡搅蛮缠了几十年。

    “文\革”结束了,中国最富潜力的老一辈也已凋零将尽,在少数幸存者奋展余辉的同时,乐民先生立即紧追西南联大、燕南园(老)清华园……的文脉,写了一大批书和文章,对这些老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这当然首先由于这些先贤给了他充沛的营养,但更由于时代毕竟不同了。陈序经、张东荪等等先生们,在当年确是站在世界潮流高度的学者,但他们大多没有完整经历过共和国这几十年的沧桑反复。顾准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也没有经历过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新的“崛起”,更无从知道在这样“崛起”中出现的问题和隐忧。就世界范围而言,这半个多世纪也出现了一系列非人始料所能及的变化,资本主义非复当年我们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完全不是当年所理解和实践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了。

    时代不同了,问题自然也不同。固然前一代饱学之士有更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经过系统的欧风美雨的熏陶,深知中国当年问题所在。乐民先生这些过渡的一代人,也自有其优势。他们在几十年风浪中曾经沧海,特别是亲眼见到了国人寄予希望的新民\主主义,可以仅仅因为个人的乾纲独断,居然无端倒退到空想的、反历史的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搞了一场具灾难性的十年“文\革”;此后还经历过改革开放和“崛起”中的喜与忧,因而更懂得欲求真正实现民\主和科学,在中国是何等举步维艰;知道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皇权专\制主义是何等的顽强,每当改革前进一步,既得利益者又是如何与时俱进地以新瓶装旧酒,维持和加强其专\制内核的。乐民先生目睹了这一切,他可以在这样的“大历史”中,比前人更懂得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而欧洲之所以为欧洲。当然,这两代人“士”脉相承,文脉相承,都善于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从自己的学术和实践中突破已沿袭了一个世纪的“体”“用”分开的老规范,探索出将西方文明的精华用于改造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明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途径。

    乐民先生的文章最能吸引我的,是其中的历史厚度,即穿透历史的眼光,再加上全球化的视角和无处不在的中华情结。在他的笔下,历史也可以从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最终加以说明。例如他说,英国由君主制向民\主制(包括虚君的民\主)的转变,大体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才最后完成,是一步一步的,渐进的。“不管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现在再加上政治文明,都必然是一个进程,不是一下子可以怎么样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与其说是爆发了工业革命,不如说是几个世纪技术发展的一个总结。”他进一步说中国:“我们有时动不动就建立一个‘制度’,一个‘制度’的建立是一步一步的,是渐进的。”这句话多么有历史沧桑感啊!

    他说,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大功劳之一,是揭开了历史经验的表层,让“精神的历史”浮出了水面,这的确是哲学家睿智和深邃之处。这个精神世界,他以为:“就是从两希文明发端,经过罗马基督教文明,至盎格鲁-撒克逊的实证、经验哲学,而后衍生为‘英美传统’的自由和民\主精神。在欧洲大陆,是古典的

    ‘文明传统’加上英国的经验,经过启蒙高潮,汇成了自由、平等、博爱、共和等现代民\主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由的思想和民\主的制度在十九世纪已覆盖了欧罗巴和北美,形成了一种我称之为‘大西洋的文化(或文明,或思想)体系’。”并以为,概括的可以叫“自由主义”。它不是先有理论,不是先有一些“精英分子”先验地从头脑中想出来的,它纯然就是从经验中产生的。换句话说,是先有“自由”,再发展成“主义”。

    从十九世纪开始,民\主变革的精神,已跨越民族界限向全世界扩散开了。试看今日之世界,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无论社会处于何种阶段,国家关系何等对立,宗教教派冲突何等毫无理性、激烈而又狂热,自由和民\主作为人类神圣的、理性的精神,有谁能公开加以拒绝呢?当然,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今日世界还是必然会有的。

    总之,他的结论是:“欧洲精神”或西方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道路,在实质上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五四时期提出的德、赛二先生,说到极处,是对“欧洲精神”的高度提炼,“欧风美雨”所及,浓缩而又浓缩,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自十五世纪以来,人类通过理性的科学思维和实践所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在“精神的历史”里,可谓历历在目。

    谈二十世纪的欧洲,离不开欧洲的“一体化”。乐民先生认为这是欧洲人的一个大创举,是二十世纪欧洲从理想主义过渡到经验主义的一个重大创造,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理想可以从几个世纪前的罗马帝国那里找到渊源,现在“欧盟”每次要通过一个重要文件,都还要回溯一下过去。将这么多有独立主权甚至有世仇的国家组成一个联盟,非洲办不到,亚洲也办不到,但欧洲各国人民共有着久远形成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宪政、法\治的理念和实践,都自认是欧洲人,有一种感情的凝聚作用,其联合不仅是政府行为,在文化上也其来有自。

    欧洲人这种以自由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确是深入人心的,还可以从另一例子来看。东欧为什么在一九八九年先于苏联解体而发生剧变?一方面是苏联自顾不暇,失去控制能力,东欧专\制政府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则是尽管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苏联无所不用其极的控制下,并用意识形态灌输了那么多年,对不起,东欧人的脑子,仍然是欧洲文明的脑子(只不过越往东越淡),人们潮水一般冲垮了柏林墙,可见欧洲精神影响之深。所以欧洲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欧洲,首先是特定历史文化的欧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联盟”的经验,是遥远未来“世界政府”的一个“雏形”。说明欧盟的确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乐民先生因为在家庭和小学、中学接受过比较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国学修养也是他这一代中的佼佼者,古文极有根底,还能书善画。画我不懂,只觉得颇有书卷气;他的字,秀于外而锋力蓄于中,是真懂和真会写的。我手头有几封他的来信,全是毛笔小行楷,一笔不苟。一九九八年他因尿毒症,在透析中瞬间晕眩不省人事,恢复后在一本画册的一页上画满了草地和花丛,独秀的是菊花(芳草满园),另题了一首小诗:

    咏老自勉

    甑堕元已破,况今老衰残。

    伏几惟述作,弄墨有余闲。

    方寸容天地,须臾即神仙。

    桑榆何云晚,芳草正满园。

    画菊花,而用桑榆何晚,意在画外,全非“采菊东篱下”的悠然。此诗此画很能表达他病中的心境和其国学根底。

    乐民先生说,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发现自己在感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理性(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间产生了无法化解的矛盾。他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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