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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天审片时，我发现并没有我的新闻，去询问时，后期编辑拿着我的包装提纲对责编说：“这个人是不是新来的，懂不懂规矩？三分钟新闻十几个特效字幕，他当这是做综艺节目呢？以后他的新闻我全都不包，爱找谁找谁！”
我特别想不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有人在别人面前批评我时，我总是恰好在场……“这个人是不是新来的？”“他懂不懂规矩？”“以后他的新闻我全都不包，爱找谁找谁！”每句话都让我难过。
一名新的北漂，因为不知道融入环境，也不清楚未来在哪里，迎头就被质问是不是新来的，是不是不懂规矩，然后因为新来和不懂规矩把自己的前程给毁了，找不到后期编辑帮我包装，更重要的是，自己白天努力做的新闻根本不能被播出，也就没有工作量，连活都活不下去。
我尝试让自己挤出笑脸对后期编辑说：“对不起，是我不懂规矩，我以后不会了。”也许他会对我挥挥手说下不为例，可我鼓起勇气看着他的时候，他连正眼都不想看我。
人可以因为委屈，而作践自己。但不能为了生存，而放弃原则——我在心里闪过这个念头之后，转身走出后期机房，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而是回到工位上沉默，想着自己如何考上中文系，如何努力进了湖南台，如何与父母告别来到北京，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好惨，惨就哭吧，哭了确实会觉得舒服一点。
当时节目部的总监卓玛站在我旁边看我哭了半分钟之后，说：“好了，哭好了是吧，跟我进去。”
我跟在她的后面进了后期机房，机房里除了有后期编辑之外还多了一位后期主管。卓玛问清楚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然后把一本小说放在了桌子上，对后期人员说：“以后刘同的包装提纲必须要给我完成，哪怕他当天晚上给你一本小说，第二天你也要给我包完，要不你就别干了。”
我站在她的身后看不清她的表情，不知道是微笑着说的，还是严肃着说的，其实那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只知道我在北京最无助的时刻，卓玛站了出来，用她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给我答案，让我知道自己无须为工作而妥协自己的态度。也让我意识到，对于一个北漂的新人，最重要的不是简单的安慰或者鼓励，而是在他们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和他们站在一起。站在一起，比说什么、做什么都来得重要。
时间往前回放几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泾渭分明的青春，像鸡尾酒，被一路上记得住又记不住的调酒师把弄在手中，晃动晃动，透过玻璃，最终能看得到清晰的走向。
21岁，我参加电视台的面试。主考官问我平时看不看电视。我说不看。他说为什么不看。我说学校根本没有电视。他说总得看过一两个节目吧。我说那倒是。他问比如。我说比如新闻联播。他问新闻联播的优点是什么。我说我看得不多，如果非得说新闻联播优点的话，那就是播出很准时，每天都是7点播出，很多人拿它来对时。后来我就面试成功了。可惜这位老师我再未见到过，想感谢他也没有机会。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渐渐忘记了他的长相和名字，只记得他用录取的方式告知我：你有一副有趣的脑子，请珍惜。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他让我保持着自己的思维方式一直到今天。
一些人对我们做了一些事，有人只当是日常生活中的无心之举，有人却能读出一个轮回的历史。一些温暖，能让你在自己身上发光发热，传给他人。一些伤害，也能让你亮出胳膊，提醒自己何谓底线。
那时年纪小，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感激，只能用记日记的方式留存，等到多年之后的某一天，装作淡定地说，你知道吗？那时你对我真好。说者有心，听者却早已忘记。也许对方根本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歌颂的事，也许这对于他们来说只道是平常，也许你并没有及时答谢，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只这么对过你一人。
我们常问为什么，沉下来，看一切，我们就是答案。
如果一辈子只能重复某一天
有一种孤独是极力挣脱随波逐流的自己，尝试做一些不合群的举动，一开始总会被人误解，经过这样的孤独，才有真正与别人不一样的底气。
“如果一辈子永远重复某一天，你愿意吗？”那时我还在读高一，来实习的男老师也不过是20岁出头，第一堂课问了我们这个问题。
“如果这一天，可以让我自己选择，我愿意。”他看着我，微笑着鼓励我继续说下去。
“我会选择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天，永远过下去，这样一辈子该有多好啊。”
全班都笑了，老师也笑了。老师招招手示意我坐下，接着对我说：“某一天，你再问自己一次这个问题，如果答案有所改变的话，就证明你开始不再为了生活而生活，而是为了自己而生活。”
这个场景连带着这个问题，一起埋在了我16岁的日子里。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开始了梦想的传媒生活。工作之前，每次在电视里看到有趣的节目、有观点的新闻、胸有成竹的主持人，我就会默默地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和他们成为朋友啊？好希望以后能够从事那样的行业。后来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传媒行业，才发现好看的新闻似乎永远不是自己能够做出来的。
没有知名的采访对象，也没有劲爆的独家新闻，每天主编只是告诉我第二天有怎样的娱乐新闻发布会，有哪些人参加，我要做几分钟新闻。
于是提前一天约司机、摄像，第二天一早借磁带，上午赶到发布会现场，在主办方那儿签到，领200块钱的车马费，然后在观众席上坐两个小时，等着媒体的群访时间，每家记者问一两个问题后，散场。拿着主办方给的新闻通稿，花一个小时编辑一条新闻，播出。就这样，一天娱乐记者的工作结束。
刚开始还会积极争取第一个提问，后来一想，反正其他家媒体记者也会提问，被访者也会回答，我就直接用他们的采访算了。
刚开始还会交代摄像一定要拍摄什么镜头，后来约不到摄像也没关系，反正其他媒体的记者都会在，大不了就直接去问他们拷一份现场的素材。
后来，连待都懒得待，签了到，领了车马费就走人。反正一条主办方希望的娱乐新闻，无非就是拿着他们的通稿，加上雷同的画面，直接播出就行。就像很多公关公司的同仁说的那样：“任何节目、任何记者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大的区别，都是宣传工具罢了，唯一的不同可能是各个媒体的强势弱势罢了。”
当我听到这样的评价时，愣了好一会儿。我想起高中那几年为电视做的几场白日梦，想起大学... -->>
到了第二天审片时，我发现并没有我的新闻，去询问时，后期编辑拿着我的包装提纲对责编说：“这个人是不是新来的，懂不懂规矩？三分钟新闻十几个特效字幕，他当这是做综艺节目呢？以后他的新闻我全都不包，爱找谁找谁！”
我特别想不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有人在别人面前批评我时，我总是恰好在场……“这个人是不是新来的？”“他懂不懂规矩？”“以后他的新闻我全都不包，爱找谁找谁！”每句话都让我难过。
一名新的北漂，因为不知道融入环境，也不清楚未来在哪里，迎头就被质问是不是新来的，是不是不懂规矩，然后因为新来和不懂规矩把自己的前程给毁了，找不到后期编辑帮我包装，更重要的是，自己白天努力做的新闻根本不能被播出，也就没有工作量，连活都活不下去。
我尝试让自己挤出笑脸对后期编辑说：“对不起，是我不懂规矩，我以后不会了。”也许他会对我挥挥手说下不为例，可我鼓起勇气看着他的时候，他连正眼都不想看我。
人可以因为委屈，而作践自己。但不能为了生存，而放弃原则——我在心里闪过这个念头之后，转身走出后期机房，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而是回到工位上沉默，想着自己如何考上中文系，如何努力进了湖南台，如何与父母告别来到北京，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好惨，惨就哭吧，哭了确实会觉得舒服一点。
当时节目部的总监卓玛站在我旁边看我哭了半分钟之后，说：“好了，哭好了是吧，跟我进去。”
我跟在她的后面进了后期机房，机房里除了有后期编辑之外还多了一位后期主管。卓玛问清楚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然后把一本小说放在了桌子上，对后期人员说：“以后刘同的包装提纲必须要给我完成，哪怕他当天晚上给你一本小说，第二天你也要给我包完，要不你就别干了。”
我站在她的身后看不清她的表情，不知道是微笑着说的，还是严肃着说的，其实那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只知道我在北京最无助的时刻，卓玛站了出来，用她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给我答案，让我知道自己无须为工作而妥协自己的态度。也让我意识到，对于一个北漂的新人，最重要的不是简单的安慰或者鼓励，而是在他们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和他们站在一起。站在一起，比说什么、做什么都来得重要。
时间往前回放几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泾渭分明的青春，像鸡尾酒，被一路上记得住又记不住的调酒师把弄在手中，晃动晃动，透过玻璃，最终能看得到清晰的走向。
21岁，我参加电视台的面试。主考官问我平时看不看电视。我说不看。他说为什么不看。我说学校根本没有电视。他说总得看过一两个节目吧。我说那倒是。他问比如。我说比如新闻联播。他问新闻联播的优点是什么。我说我看得不多，如果非得说新闻联播优点的话，那就是播出很准时，每天都是7点播出，很多人拿它来对时。后来我就面试成功了。可惜这位老师我再未见到过，想感谢他也没有机会。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渐渐忘记了他的长相和名字，只记得他用录取的方式告知我：你有一副有趣的脑子，请珍惜。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他让我保持着自己的思维方式一直到今天。
一些人对我们做了一些事，有人只当是日常生活中的无心之举，有人却能读出一个轮回的历史。一些温暖，能让你在自己身上发光发热，传给他人。一些伤害，也能让你亮出胳膊，提醒自己何谓底线。
那时年纪小，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感激，只能用记日记的方式留存，等到多年之后的某一天，装作淡定地说，你知道吗？那时你对我真好。说者有心，听者却早已忘记。也许对方根本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歌颂的事，也许这对于他们来说只道是平常，也许你并没有及时答谢，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只这么对过你一人。
我们常问为什么，沉下来，看一切，我们就是答案。
如果一辈子只能重复某一天
有一种孤独是极力挣脱随波逐流的自己，尝试做一些不合群的举动，一开始总会被人误解，经过这样的孤独，才有真正与别人不一样的底气。
“如果一辈子永远重复某一天，你愿意吗？”那时我还在读高一，来实习的男老师也不过是20岁出头，第一堂课问了我们这个问题。
“如果这一天，可以让我自己选择，我愿意。”他看着我，微笑着鼓励我继续说下去。
“我会选择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天，永远过下去，这样一辈子该有多好啊。”
全班都笑了，老师也笑了。老师招招手示意我坐下，接着对我说：“某一天，你再问自己一次这个问题，如果答案有所改变的话，就证明你开始不再为了生活而生活，而是为了自己而生活。”
这个场景连带着这个问题，一起埋在了我16岁的日子里。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开始了梦想的传媒生活。工作之前，每次在电视里看到有趣的节目、有观点的新闻、胸有成竹的主持人，我就会默默地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和他们成为朋友啊？好希望以后能够从事那样的行业。后来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传媒行业，才发现好看的新闻似乎永远不是自己能够做出来的。
没有知名的采访对象，也没有劲爆的独家新闻，每天主编只是告诉我第二天有怎样的娱乐新闻发布会，有哪些人参加，我要做几分钟新闻。
于是提前一天约司机、摄像，第二天一早借磁带，上午赶到发布会现场，在主办方那儿签到，领200块钱的车马费，然后在观众席上坐两个小时，等着媒体的群访时间，每家记者问一两个问题后，散场。拿着主办方给的新闻通稿，花一个小时编辑一条新闻，播出。就这样，一天娱乐记者的工作结束。
刚开始还会积极争取第一个提问，后来一想，反正其他家媒体记者也会提问，被访者也会回答，我就直接用他们的采访算了。
刚开始还会交代摄像一定要拍摄什么镜头，后来约不到摄像也没关系，反正其他媒体的记者都会在，大不了就直接去问他们拷一份现场的素材。
后来，连待都懒得待，签了到，领了车马费就走人。反正一条主办方希望的娱乐新闻，无非就是拿着他们的通稿，加上雷同的画面，直接播出就行。就像很多公关公司的同仁说的那样：“任何节目、任何记者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大的区别，都是宣传工具罢了，唯一的不同可能是各个媒体的强势弱势罢了。”
当我听到这样的评价时，愣了好一会儿。我想起高中那几年为电视做的几场白日梦，想起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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