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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克很想把辩论的方向拉回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的方向上。
于是他道:“就算您的道理是有道理的,或许厚葬久丧真的可以导致人口减少,但这毕竟是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啊!难道您能够明白圣王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什么吗?”
“愚钝的人看到聪慧的人在夏日晾晒芦苇,只有到冬天才能知道原来要修缮房屋。您又怎么知道圣王做的那些事,将来才能明了呢?如果随意更改,您可能就会和愚钝的人一样:认为夏天炎热,可以乘凉,不应该去晾晒芦苇。”
“然而等到冬天您明白过来的时候,却已经晚了啊。所以,除非您能说明白圣王做的所有事背后的道理,否则您的道理我是不能接受的。”
任克的话音刚落,旁边就传来一阵笑声。
他也立时觉得自己说的好像有问题,果不其然,适大笑道:“其一,我们讨论的是‘节葬节用’是不是尧舜禹汤的道理?还是我们在讨论‘厚葬久丧’会不会让人口衰减?”
“如果您要讨论‘节葬节用’是不是尧舜禹汤的道理,那请您在这个问题上认输,我们墨家自会有人与您讨论这个新问题。”
“我在跟您争论这头牛是黑牛还是白牛,您却和我争论说,马比牛跑得快……这是可笑的。”
说罢,辩五十四起身行礼道:“墨辩,请与您争论圣王之道。”
任克不答,心说应对一个最年轻的墨者高层人物,我都有些难以支撑,何必要自寻羞辱?
原本以为这是个可以应对的人,不想这人却也得了墨家辩术的精髓,这倒是没料到。
他还在那思考适刚才说的那番话中的漏洞时,适又抓住机会趁着他还在思考又尚未找出的时机,打乱了他的节奏,大声道:“其二,尧舜禹汤,难道不是为了利天下吗?昔日有巢氏为了躲避野兽,教人建造房屋,那么现在想要做圣人的难道就一定要去建造房屋吗?或者说不去建造房屋的人,就不能被称之为圣王吗?”
“昔日舜帝用耒耜耕种,难道如今的人们不用耒耜而用新的农具就是不遵守圣王之道了呢?”
“圣王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利天下。就像您吃饭是为了不饿死一样,可以吃米,可以吃粟,也可以吃麦。您手中有麦无米,却说圣王只吃米,所以您饿死了,那么圣王只会认为您愚钝,而不是赞赏您遵守了圣王之道。”
“舍弃利天下,而去追求圣王的行为,这就像是舍弃了珠宝而留下了珠宝盒一样,这是可笑的。”
“越地有鸟田,上古之时,愚钝的人看到鸟飞来,只想着用绳索捕捉;而大禹看到鸟飞来,则会想到以鸟耘田。如今愚钝的人因为大禹的教化,也知道用鸟来耘田;可如果大禹尚在,难道还是会选择耘田吗?”
“相反,若如今尚在,大禹会选择用绳索捕捉,转而种植两季稻米,以防止被鸟吃掉。难道说大禹用绳索捕捉飞鸟,大禹也变得愚钝了吗?”
“我听闻有这样的故事,楚人携剑渡江,剑落入水中,他便在船上做了一个记号。众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捞取,他说剑是从记号处落下的,只要到了岸边在记号下捞取,就可以。难道现在追求那些原本规矩、并认为不可更改的人,不是和这个楚人一样愚笨吗?”
一旁的楚使有些不太愿意听这话,这时候楚国极为强盛,也不是当初刚刚自称蛮夷不服周的时候,因而天下人很少拿楚国开玩笑。
适讲的那个刻舟求剑的笑话,本也是楚国奄奄一息或是已死之后才出现的笑话,以现在而论……说起笑话一般还是以宋、卫这两个弱国为主,以免友邦惊诧。
不过楚使很满意墨者对魏人的态度,最起码证明当初嘉禾事,并非是墨者主动与魏人联系的。
如此看来,或许魏人的想法也和自己这边差不多。
楚使暗觉万幸,也觉的楚王颇有眼光,否则魏人捷足,只怕将来形式大为不妙。
楚王既说,这是屈巫臣教车战于吴、伍子胥筑姑苏。原本楚使未必在意,可如今在沛县一观,已然相信楚王眼光锐利独到,当真如此。
眼看魏使似乎被这个年轻的墨者辩服,楚使也明白,恐怕墨者集体出仕一国的顾虑可以打消了,剩下的事就是要以墨者不可能全体出仕一国为基础,尽可能得到一些对楚人有利的事物。
场内的墨者对于适的表现颇为赞赏,墨子也频频点头,很清楚适的说法完全符合墨者平日的道理,但是……在道理从何而来的问题上,墨子明显能觉察到适所作的修正。
墨者既讲道理,但又敬鬼神,所以往往会出现一个诡异的现象:讲完道理之后,再编造个故事,说圣王也是这么做的、鬼神也是喜欢这样的。
此时天下,圣王就是最好的标准,任何一家学说都要想办法往圣王那边靠。
但适谈及这些事的时候,从来都是避讳圣王怎么去做,而是只揪着一点:圣王是为了利天下。
至于做法,不可考也不是万世不易,只要能利天下就是圣王的做法。反过来,实际上是否能利天下就是唯一的、最好的标准。
有时间,就编个圣王的故事,反正知识垄断的时代,百家这些有知识的人都在胡编乱造——一个简单的国人共和,就有四五种说法,都是朝着自己学说上靠。
基本上,诸子百家算是最早的一批“历史发明家”,靠发明历史来论证自己的学说。
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旧的历史在没有发现其中隐藏的规律之前,很难直接拿来用,那就只好编造些远古的、不可考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而适则是直接跳过编历史的这一步,用篡改的“天志”与利天下,作为最高标准。
是否能利天下,与圣王是否做过无关,只与推论出的结果有关。
这是和其余墨者与人辩论时候最大的不同,这也是墨子选择适作为宣义部部首的重要原因。
对手可以反驳圣王没这么做过,但是不能反驳圣王不是为了利天下。而利天下按着墨者和适融合之后的那些道理去讲,又似乎很难败北。
如今的任克算是第一次领教这种融合之后的墨家辩论方式,极为不适应,也极为难以用他的急智反驳。
感觉就像是对着一座高山,想要靠自己的急智让这座高山倒塌,然而这座高山仿佛就是“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的天地,简单粗俗而又沉重到难以承受。
这座高山上,有人不饿死就要吃饭、人要出生... -->>
任克很想把辩论的方向拉回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的方向上。
于是他道:“就算您的道理是有道理的,或许厚葬久丧真的可以导致人口减少,但这毕竟是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啊!难道您能够明白圣王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什么吗?”
“愚钝的人看到聪慧的人在夏日晾晒芦苇,只有到冬天才能知道原来要修缮房屋。您又怎么知道圣王做的那些事,将来才能明了呢?如果随意更改,您可能就会和愚钝的人一样:认为夏天炎热,可以乘凉,不应该去晾晒芦苇。”
“然而等到冬天您明白过来的时候,却已经晚了啊。所以,除非您能说明白圣王做的所有事背后的道理,否则您的道理我是不能接受的。”
任克的话音刚落,旁边就传来一阵笑声。
他也立时觉得自己说的好像有问题,果不其然,适大笑道:“其一,我们讨论的是‘节葬节用’是不是尧舜禹汤的道理?还是我们在讨论‘厚葬久丧’会不会让人口衰减?”
“如果您要讨论‘节葬节用’是不是尧舜禹汤的道理,那请您在这个问题上认输,我们墨家自会有人与您讨论这个新问题。”
“我在跟您争论这头牛是黑牛还是白牛,您却和我争论说,马比牛跑得快……这是可笑的。”
说罢,辩五十四起身行礼道:“墨辩,请与您争论圣王之道。”
任克不答,心说应对一个最年轻的墨者高层人物,我都有些难以支撑,何必要自寻羞辱?
原本以为这是个可以应对的人,不想这人却也得了墨家辩术的精髓,这倒是没料到。
他还在那思考适刚才说的那番话中的漏洞时,适又抓住机会趁着他还在思考又尚未找出的时机,打乱了他的节奏,大声道:“其二,尧舜禹汤,难道不是为了利天下吗?昔日有巢氏为了躲避野兽,教人建造房屋,那么现在想要做圣人的难道就一定要去建造房屋吗?或者说不去建造房屋的人,就不能被称之为圣王吗?”
“昔日舜帝用耒耜耕种,难道如今的人们不用耒耜而用新的农具就是不遵守圣王之道了呢?”
“圣王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利天下。就像您吃饭是为了不饿死一样,可以吃米,可以吃粟,也可以吃麦。您手中有麦无米,却说圣王只吃米,所以您饿死了,那么圣王只会认为您愚钝,而不是赞赏您遵守了圣王之道。”
“舍弃利天下,而去追求圣王的行为,这就像是舍弃了珠宝而留下了珠宝盒一样,这是可笑的。”
“越地有鸟田,上古之时,愚钝的人看到鸟飞来,只想着用绳索捕捉;而大禹看到鸟飞来,则会想到以鸟耘田。如今愚钝的人因为大禹的教化,也知道用鸟来耘田;可如果大禹尚在,难道还是会选择耘田吗?”
“相反,若如今尚在,大禹会选择用绳索捕捉,转而种植两季稻米,以防止被鸟吃掉。难道说大禹用绳索捕捉飞鸟,大禹也变得愚钝了吗?”
“我听闻有这样的故事,楚人携剑渡江,剑落入水中,他便在船上做了一个记号。众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捞取,他说剑是从记号处落下的,只要到了岸边在记号下捞取,就可以。难道现在追求那些原本规矩、并认为不可更改的人,不是和这个楚人一样愚笨吗?”
一旁的楚使有些不太愿意听这话,这时候楚国极为强盛,也不是当初刚刚自称蛮夷不服周的时候,因而天下人很少拿楚国开玩笑。
适讲的那个刻舟求剑的笑话,本也是楚国奄奄一息或是已死之后才出现的笑话,以现在而论……说起笑话一般还是以宋、卫这两个弱国为主,以免友邦惊诧。
不过楚使很满意墨者对魏人的态度,最起码证明当初嘉禾事,并非是墨者主动与魏人联系的。
如此看来,或许魏人的想法也和自己这边差不多。
楚使暗觉万幸,也觉的楚王颇有眼光,否则魏人捷足,只怕将来形式大为不妙。
楚王既说,这是屈巫臣教车战于吴、伍子胥筑姑苏。原本楚使未必在意,可如今在沛县一观,已然相信楚王眼光锐利独到,当真如此。
眼看魏使似乎被这个年轻的墨者辩服,楚使也明白,恐怕墨者集体出仕一国的顾虑可以打消了,剩下的事就是要以墨者不可能全体出仕一国为基础,尽可能得到一些对楚人有利的事物。
场内的墨者对于适的表现颇为赞赏,墨子也频频点头,很清楚适的说法完全符合墨者平日的道理,但是……在道理从何而来的问题上,墨子明显能觉察到适所作的修正。
墨者既讲道理,但又敬鬼神,所以往往会出现一个诡异的现象:讲完道理之后,再编造个故事,说圣王也是这么做的、鬼神也是喜欢这样的。
此时天下,圣王就是最好的标准,任何一家学说都要想办法往圣王那边靠。
但适谈及这些事的时候,从来都是避讳圣王怎么去做,而是只揪着一点:圣王是为了利天下。
至于做法,不可考也不是万世不易,只要能利天下就是圣王的做法。反过来,实际上是否能利天下就是唯一的、最好的标准。
有时间,就编个圣王的故事,反正知识垄断的时代,百家这些有知识的人都在胡编乱造——一个简单的国人共和,就有四五种说法,都是朝着自己学说上靠。
基本上,诸子百家算是最早的一批“历史发明家”,靠发明历史来论证自己的学说。
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旧的历史在没有发现其中隐藏的规律之前,很难直接拿来用,那就只好编造些远古的、不可考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而适则是直接跳过编历史的这一步,用篡改的“天志”与利天下,作为最高标准。
是否能利天下,与圣王是否做过无关,只与推论出的结果有关。
这是和其余墨者与人辩论时候最大的不同,这也是墨子选择适作为宣义部部首的重要原因。
对手可以反驳圣王没这么做过,但是不能反驳圣王不是为了利天下。而利天下按着墨者和适融合之后的那些道理去讲,又似乎很难败北。
如今的任克算是第一次领教这种融合之后的墨家辩论方式,极为不适应,也极为难以用他的急智反驳。
感觉就像是对着一座高山,想要靠自己的急智让这座高山倒塌,然而这座高山仿佛就是“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的天地,简单粗俗而又沉重到难以承受。
这座高山上,有人不饿死就要吃饭、人要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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