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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两条辫子，找上我的家门。我怕挨打，躲在土围子南面的玉米地里，心怦怦直跳，直到天黑。直到听见母亲的叫唤，我才敢回家。我很后悔，不该如此贪玩，害的自己受苦，害得就连波的姐姐白眼相待，与我为敌。
但再怎么后悔，小手枪得不到手，总是很急人的，心里痒痒得不行。怎么办？碰巧的是，一天，我发现波坐的板凳坏了，一条腿活动了。我心里一动，瞅波不注意，把那条板凳腿硬拽下来，端起来当冲锋枪，腿上的小撑儿，正好当扳机，对着波、对着其他同学，突突突，一阵猛扫，这才过了一回枪瘾。看到波跟别人一样举手投降，有的还趴在地上装死，竟像真的敌人一样，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有时候，校场里，还会来一些大人们，据说是开批斗会，就是把那些成分不好的，拉来批斗。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跟在后面喊口号。台上有人领头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也喊一句。喊完这一句，我还加上一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惹得大人们一阵哄笑。台子上一个大人就说了：“笑什么笑，这孩子别看人小，阶级斗争的觉悟性还很高嘛。”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是啊，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懂什么呀？简直就是瞎胡闹。
那时，有一种能写字的东西，是叫复写板，还是叫小石板，已经忘了。反正，那东西写过字后，一拉，字就消失了，可反复使用。我想，我一定在上面写过童年，写过爹娘，写过兄弟姐妹；画过小鸟和小草，画过天空和太阳。
复写板或者小石板这种东西，是在赵洪福赵老师来了之后才有的，还是以前就有，记忆已经模糊了。反正，仲老师先来，赵老师后到，两位老师，就这样纠缠在我的记忆里了。
赵老师是邻村下坡人，长得高高大大，声音洪亮，秃顶、眼大、嘴阔，可谓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脸福相。可惜，美中不足的是，瘸着一条左腿，走路不稳，一瘸一瘸的，我们在背后都喊他“瘸子”
记忆应当就在冬天。因为那时，我已经戴了棉帽子，要没有棉帽子，那位司机，拿什么惩罚我呢？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仲老师要调走了吧，校场上还来了一辆绿色大汽车，据说是来拉仲老师搬家的。好奇呀，我们从小就没看见过汽车是什么样，今天到底看见了。不知谁摁了一下喇叭，滴、滴，挺响的。我也学着人家的样子去摁，刚摁了两下，只听一声喊：“谁在那里调皮？”司机就过来了，揪下我的棉帽子，一把扔在车厢里，害得我爬上足有我两人高的车厢，捡回帽子。我很害臊。我不该多事，不该调皮，不然，怎么会惹得人家惩罚呢。
大约在十年前吧，我去下坡村办事，意外地见到了赵老师。快要八十岁的人了，人很爽朗，精神很好，只是腿疾害得他行动不便。好歹师母体格比他好些，里里外外，全靠师母张罗。平时赵老师只不过在家看看电视、报纸，喝喝茶，再无其他嗜好。我提示他，自己小时候跟他教过，他摇摇头，表示不记得了。当我说起当了三十多年老师的大姐陈淑琴，赵老师这才豁然开朗，连声说，知道知道，你大姐老实忠厚，是个很好的人。这才把在学校的事儿，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我常想，童年，只不过是人生短暂的一个驿站罢了，就这样一个驿站接一个驿站地走下去，串连成了一个美丽而多彩的人生。
着两条辫子，找上我的家门。我怕挨打，躲在土围子南面的玉米地里，心怦怦直跳，直到天黑。直到听见母亲的叫唤，我才敢回家。我很后悔，不该如此贪玩，害的自己受苦，害得就连波的姐姐白眼相待，与我为敌。
但再怎么后悔，小手枪得不到手，总是很急人的，心里痒痒得不行。怎么办？碰巧的是，一天，我发现波坐的板凳坏了，一条腿活动了。我心里一动，瞅波不注意，把那条板凳腿硬拽下来，端起来当冲锋枪，腿上的小撑儿，正好当扳机，对着波、对着其他同学，突突突，一阵猛扫，这才过了一回枪瘾。看到波跟别人一样举手投降，有的还趴在地上装死，竟像真的敌人一样，我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有时候，校场里，还会来一些大人们，据说是开批斗会，就是把那些成分不好的，拉来批斗。我们这些小学生也跟在后面喊口号。台上有人领头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也喊一句。喊完这一句，我还加上一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惹得大人们一阵哄笑。台子上一个大人就说了：“笑什么笑，这孩子别看人小，阶级斗争的觉悟性还很高嘛。”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是啊，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懂什么呀？简直就是瞎胡闹。
那时，有一种能写字的东西，是叫复写板，还是叫小石板，已经忘了。反正，那东西写过字后，一拉，字就消失了，可反复使用。我想，我一定在上面写过童年，写过爹娘，写过兄弟姐妹；画过小鸟和小草，画过天空和太阳。
复写板或者小石板这种东西，是在赵洪福赵老师来了之后才有的，还是以前就有，记忆已经模糊了。反正，仲老师先来，赵老师后到，两位老师，就这样纠缠在我的记忆里了。
赵老师是邻村下坡人，长得高高大大，声音洪亮，秃顶、眼大、嘴阔，可谓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脸福相。可惜，美中不足的是，瘸着一条左腿，走路不稳，一瘸一瘸的，我们在背后都喊他“瘸子”
记忆应当就在冬天。因为那时，我已经戴了棉帽子，要没有棉帽子，那位司机，拿什么惩罚我呢？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仲老师要调走了吧，校场上还来了一辆绿色大汽车，据说是来拉仲老师搬家的。好奇呀，我们从小就没看见过汽车是什么样，今天到底看见了。不知谁摁了一下喇叭，滴、滴，挺响的。我也学着人家的样子去摁，刚摁了两下，只听一声喊：“谁在那里调皮？”司机就过来了，揪下我的棉帽子，一把扔在车厢里，害得我爬上足有我两人高的车厢，捡回帽子。我很害臊。我不该多事，不该调皮，不然，怎么会惹得人家惩罚呢。
大约在十年前吧，我去下坡村办事，意外地见到了赵老师。快要八十岁的人了，人很爽朗，精神很好，只是腿疾害得他行动不便。好歹师母体格比他好些，里里外外，全靠师母张罗。平时赵老师只不过在家看看电视、报纸，喝喝茶，再无其他嗜好。我提示他，自己小时候跟他教过，他摇摇头，表示不记得了。当我说起当了三十多年老师的大姐陈淑琴，赵老师这才豁然开朗，连声说，知道知道，你大姐老实忠厚，是个很好的人。这才把在学校的事儿，如数家珍，一一道来。
我常想，童年，只不过是人生短暂的一个驿站罢了，就这样一个驿站接一个驿站地走下去，串连成了一个美丽而多彩的人生。